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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宇内分崩”，国家分裂，导致“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儒家经学（经术）受到严重冲击。然而，尽管世道盛衰迭变，但儒学实际上仍“斯文不坠”，体现出顽强生命力。其中，北朝的情况颇具代表性。
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个北方朝代。北魏时期，道武帝即意识到，“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临之”，初定中原，百废待兴，“便以经术为先”。之后，数代皇帝继承道武帝传统，兴学重教，以致孝文帝时“斯文郁然，比隆周汉”。东魏、西魏历时均较短，属于北魏向北齐、北周过渡朝代，其儒家经术由前后三朝所代表。北齐时期，皇帝不好经术，导致官吏“失其守”，国学“徒有虚名”，“弦歌之音且绝，俎豆之容将尽”，儒家经术几于绝尽。所幸朝政松弛，经术于民间盛行，“遍于乡邑”，以成“燕赵之俗”。北周时期，太祖宇文泰面对“旧章”“遗训”“扫地尽矣”，“求阙文于三古”“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恢复周孔之道正统地位。周世宗崇尚儒家经术，以致人才济济，远逾以往。周高祖雅重儒术，重用儒士，“待熊安生以殊礼”，“幸其第”，“亲执其手，引与同坐”，终致“风移俗变”，成为北周备受称赞之美事。
纵观北朝儒家经术情况，《魏书》《北齐书》《周书》和《北史》均列有《儒林传》，《魏书·儒林》列传17人，《北齐书·儒林》列传17人，《周书·儒林》列传6人，《北史·儒林》列传45人。在前述《儒林传》中，除《北齐书·孙灵晖传》论及熊安生外，《周书·儒林》和《北史·儒林》则均专列《熊安生传》。鉴于此，以熊安生为代表进行剖析，可以“管窥”北朝经学的整体情况。
熊安生（498年-578年），字植之，长乐郡阜城县（今河北省阜城县）人。少年时勤奋好学，孜孜以求，绝不懈怠。先师从儒生陈达学《春秋》三传，后师从儒生房虬学《周礼》，均至通晓其大义。在师事大儒徐遵明多年后，又师从儒生李宝鼎学《礼记》。经过刻苦求学，熊安生能够“博通”《五经》，而尤以《周礼》《仪礼》《礼记》见长。例如，在讨论图谶纬书时，关于各种奇闻异说，前代儒师未能解悟者，他“皆发明之”，均能一一讲明。因此，北齐时，经大儒阳休之举荐，被朝廷任命为国子博士。
相较于南朝经学的全面性，北朝经学并不全面，所流传者主要为郑玄、服虔与何休所注诸经。后来，杜预所注《左传》在北齐亦有流传。之后，诸经在北朝经过了不同的传衍脉络。《易经》的传衍脉络为：大儒徐遵明讲授郑玄所注，传业于卢景裕；卢景裕传业于郭茂，之后北朝包括北齐言《易经》者“多出郭茂之门”。不过，后来此脉络“师训盖寡”，所师承者较少。《书经》的传衍脉络为：大儒徐遵明讲授王聪、郑玄所注，传业于北齐，但“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书经》之传未能继续。与上述两经在北齐所传情况不同，《三礼》之传则较为兴盛，具体脉络为：大儒徐遵明传业于李铉、祖俊等，李铉传业于张买奴、熊安生，熊安生传业于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等，以致“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不过，在《三礼》当中，后儒所精通者主要为《小戴礼》，而较疏略于《周礼》《仪礼》。《诗经》之传源于大儒刘献之，其后传业于李周仁，李周仁传业于程归则，程归则传业于刘敬和、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春秋经》之传亦源于大儒徐遵明，所传为服虔所注《左传》。传衍脉络为：徐遵明传业于张买奴、邢峙等，所传者主要为服虔所注《左传》，但流衍过程中亦兼及杜预所注《左传》。相应地，《公羊传》《榖梁传》则不受关注。此外，《论语》《孝经》为北朝经学“通讲”内容，故颇受熊安生、刘轨思等儒生关注，二人均有专门“义疏”之撰著，承继并传衍两经之学术。
在上述诸经传衍过程中，大儒徐遵明为宗师级人物，对于北朝经学传衍起到关键作用。熊安生曾师事徐遵明多年，颇得师承经学之精蕴，不仅“博通”《五经》，而且精通《三礼》，于《三礼》尤其是《小戴礼》之传贡献尤著。因此，求学者纷至沓来，达千余人。熊安生“专以《三礼》教授”，受业者后来“擅名”即享有名誉者颇多，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儒士“皆其门人”。
熊安生既重《三礼》经术本身，亦重其经世致用。在北齐朝，因其精通《周礼》，朝廷曾派其与北周来使辩论。北周使者虽然“有口辩”，口才雄辩，但于经术义理却略逊一筹，熊安生却“咸究其根本”，终使北周使者“深所嗟服”，从而亦让周高祖钦佩、敬重。在北周朝，高祖宇文邕执政初期，“重道尊儒”，颇为敬重熊安生，并亲自登门问政。高祖问政有三，熊安生均一一作答。其一，兴兵可否。高祖认为“未能去兵，以此为愧”，对于自己未能消弭战争而自觉惭愧。熊安生的回答是：出于正义而兴讨伐，乃为政必要之途。历史上，黄帝曾有“阪泉之战”，实现了炎黄部落统一。同样，高祖为国家统一而兴讨伐，乃“龚行天罚”，为奉天命兴兵，故不必担忧、惭愧。其二，赈济可否。北齐朝，赋税劳役繁重，百姓生如水火，不得聊生。面对北齐积弊，周高祖欲以朝廷府库财物救济百姓，但犹豫未决。熊安生的回答是：周武王灭商之后，曾以“鹿台之财”和“钜桥之粟”即以金库和粮库所贮赈济百姓，于周初政权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如今，高祖若仿照周武王之举赈济百姓，则乃“异代同美”，同样会对北周政权起到稳定作用。其三，政权奠立与杀戮多少之关系。相对于武王伐纣，砍下纣王首级，悬挂于白旗，周高祖则较少杀戮取代北齐政权，两种做法哪种较好呢？于此，高祖内心犹豫不明。熊安生的回答是：高祖尽量“兵不血刃”以平齐，要优于“悬首白旗”的周武王。熊安生以上三点回答，坚定了周高祖犹豫未决的想法，也奠定了北周初期的大政方针。
历史地看，北朝经学与南朝经学形成了不同风格。《北史》和《隋书》均以“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之概括来加以区别。不过，此区别只是就方法、特征不同而言，而其宗旨却并无二致——均为儒家经学之传承、发扬。而且，无论就不同来讲，还是就相同来讲，熊安生对于《三礼》之研究和授业均有一份贡献，终而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到唐代，太宗曾下诏，赞扬熊安生等“前代名儒，经术可纪”，要求门生继承、发扬其经术，对于优异者予以赏赐，以激励后学之士；还要求官吏寻访其后人，登记造册，将优秀者向朝廷举荐。唐太宗此举，证明了熊安生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程志华，系河北大学燕赵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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