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学人小传

  孙玉石，1935年出生，2024年去世，辽宁海城人。文学史家。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著有《〈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诗歌及其他》《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等。

  癸卯年腊月初三（2024年1月13日），孙玉石先生在北京仙逝。转瞬之间，半年多过去了。每每想到先生，我都黯然神伤，久久不能释怀。

  孙先生人如其名，温润如玉，道德学问兼美。十年前，我尚在清华大学出版社任职，孙先生修订《林庚诗集》时，与我鸿雁（当今实是电话、电邮）往复。此情此景，记忆犹新，宛在昨日。在辑校林庚先生诗作的过程中，孙先生一丝不苟，投入了许多情感，付出了巨大精力，不仅反映了其一贯严谨的治学风格、勇于自我批评的律己精神，也体现了其尊师重教的君子之风。今日回望此事，我方意识到，孙先生修订《林庚诗集》的过程，不仅攸关该书的版本，也是一段值得记录的学林佳话。因此，本无资格写孙先生的我，甘冒附骥之嫌，将这段过往诉诸笔墨，庶几使孙先生这些闪烁着人性之美的文字不至于沉没，也算是后学献给先生的一瓣心香吧。

缘起

  孙玉石先生是声名远扬的北大中文系55级的一员，研究生毕业后便留校任教，是中文系的一代名师。1998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费振刚先生门下读博士。那年9月9日，在中文系研究生迎新会上，孙先生作为教师代表之一，给我们讲了一番话。他谈到中文系与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差距，勉励同学们要有危机感，发愤学习，为这所古老的学府争光，言语中流露出一种忧患意识。

  孙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在现当代文学，尤以鲁迅研究蜚声学林；而我所学是古代文学先秦两汉一段，与之相去甚远，在校期间，我并不曾向先生讨教过。巧合的是，孙先生与费振刚先生及师母冯月华老师，都是鞍山一中的同学，自初中起就同在一个年级，中学毕业后，又一起到北京读书（孙先生、费先生在北大，冯老师在北师大）。孙老师的大名，是费、冯二老口中的高频词。因有这层关系，我对孙先生自然也多了一份亲近感。更幸运的是，在离开校园以后，由于编辑林庚先生诗文集的机缘，我得以走近孙先生，感受其为人为学的风范，多少弥补了在校时不曾求教的缺憾。

  2001年8月，我作别燕园，到毗邻的清华大学出版社工作。当年10月，我策划为林庚先生出版诗文集，很快得到林先生的首肯。按林先生预设的时间，经过近四年的艰苦努力，2005年4月，林先生95岁华诞庆祝会前夕（林先生生日是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九，庆祝会特意安排在春暖花开之时），九卷本《林庚诗文集》如期出版。《林庚诗文集》是林庚先生平生创作的诗、文的总结集，计收著作、诗文集17种。其中，第一卷收录林先生早期的四种诗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第二卷收《问路集》和《空间的驰想》两个诗集。此外，林先生尚有一些诗文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经辑录，作为《集外集》收入第九卷中。

  《林庚诗文集》的出版，得到了袁行霈、彭庆生等几位先生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彭庆生先生，对大部分稿子进行了精心校对，对诗集也作了认真审订，并辑佚了部分作品。但由于文集全系重新录入，字数有近300万之多，加之我刚入行不久，编辑业务尚在起步阶段，又要赶时间，仅凭一己之力，确实力有不逮。书出版后，我发现校对方面留下一些遗憾。这令我如芒在背，深感有负林先生信任，也愧对读者。进入2006年，我便决定将林先生著作单行出版，既可对文字再加校对，提高编校质量，也便于读者选择。

  较之《林庚诗文集》，单行本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每种书中增加了一篇《导读》，以帮助读者更充分地了解林先生著作的内涵和精神。同时，经袁行霈先生应允，单行本将其《燕园南62号——记恩师林庚》一文作为《总序》。承担《导读》撰写工作的，有孙玉石、彭庆生、林东海、钟元凯、陈平原、徐志啸、张鸣诸教授，他们都曾亲炙林庚先生，又是知名的专家、学者，十分理解林先生著作的精髓。也正是因为《导读》之事，我才有了向包括孙玉石老师在内的诸位先生请益的机会。

辑佚

  2006年4月10日晚，我拨通了孙先生家中的电话，简要汇报林庚诗文集的出版情况，表达想请其为林先生诗集撰写《导读》的愿望。孙先生欣然接受，并表示：愿为林先生诗集写点东西，一来自己研究这个领域，二来经常听林先生谈诗。孙先生同时告诉我，林先生尚有诗未收入《诗文集》中，还应做进一步搜集。想来在此之前，孙先生就有意收集林先生的佚诗了。

  在北大中文系，孙玉石先生属于现代文学教研室，他从1979年开始在北大开设新诗导读课程，影响了几代北大学生。更为重要的是，孙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讲求实证，注重史料，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往往能做到言必有据，树立了一种研究范式。有学者评价：孙先生为建立现代史料学所倾注的心血，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无疑，孙先生把收集林先生的佚诗作为他史料研究的一部分，不仅尽其所能搜集林先生的佚诗，而且逐一进行辨伪、校勘、系年、注释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林庚先生其他各种著作，都是在《林庚诗文集》基础上单行出版的，做起来相对简单，撰写《导言》的各位先生相继完稿，图书随之陆续出版。只有《林庚诗集》要做较大改动，尤其是《集外集》部分，要重新辑校，工作量很大，因此交稿时间不断延迟，直至林庚先生2006年10月离世，此书也未能出版。2007年1月20日，孙先生在为《林庚集外佚诗九首》所撰《附言》中说：“林庚先生著作其他《导读》的几本书，在先生离世前，都早已出版了，而这本收有许多佚诗的《林庚诗集》的导读，却由于我的疏懒而拖延，至今未出，这是我深深感到遗憾的。现在将这些佚诗，送与林庚先生的在天之灵和热爱林庚先生诗的读者的面前，也算是一点纪念和补偿吧。”重订林先生诗集及撰写《导言》等工作，本就是我有些不知轻重给孙先生增加的额外“负担”，他却因此而自责、道歉。感动之余，我没有勇气再主动追问书稿的进展，听凭孙先生自己安排。

  孙先生虽然很忙，但一直没有停下辑校林先生佚诗的工作，不仅利用网络资料，还亲往图书馆，查阅旧报纸、杂志，以求作品出处、文字等准确无误。2014年2月3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初四，孙先生给我发邮件问候新年，并说：年前赶完一些拖欠的急活后，便转为校对《林庚诗集》已排的清样，并编辑《诗集》集外内容。一个月后，孙先生给我发来了《集外集》“定稿”。虽曰“定稿”，但他的校订工作并没有停止。紧接着，他又通读了一遍《集外集》的电子稿，做了些改动，有必须删削去的，均用红色标出，要我酌情处理，并附带告诉我：“发现林先生在为厦大学生铁声合唱团写的团歌，歌词只见主歌四句，很有林先生风格，可惜副歌尚未查到。已录入文本。待查到后，再告之。”

  1957年，林庚先生的《红楼》一诗在北大学生文学刊物《红楼》第1期发表，在全国大学校园广为流传。这首诗创作于何时？孙先生根据《红楼》出版的时间，将其系于1957年。通过搜读网上资讯，他得知，林庚先生曾说过《红楼》一诗写于1956年12月13日。他又查到马嘶先生（原名马守仪，北大中文系1953级学生，《红楼》杂志编者之一，撰有《林庚评传》一书）的文章《林庚先生的诗化人生》，其中有林先生自引《红楼》诗，并答复马嘶问询此诗之信。孙先生由此确认，此诗的写作时间应以马嘶文章所述为准。孙先生对史料的孜孜以求，于此可见一斑。

  对林庚先生的诗，孙先生极为熟悉，似乎凭直觉便能分辨真伪。2014年3月16日，他来信告知，下午再读清华《文学月刊》复印件，在第2卷第2期上林庚先生论诗的散文《烟》中，读到一首四行诗，是论诗的诗，林先生托为“一个失名的诗人”所作，但实际上应该是林先生自己所作，“诗意尚有价值，也符合先生一贯的新诗创作美学思想主张，遂录下，按时序置于《集外集》文本中第19页”。当然，如孙先生这样严谨的学者，秉持的态度自然是审慎的，“请一阅，暂供参考。倘经斟酌商定，不予收入，便可去掉”。

  2014年6月，《林庚诗集》正式出版。当月10日，我到蓝旗营孙先生家中，送上几册样书。看到样书，孙先生自然很高兴，但紧接着就告诉我，不久前,他读到吴晓东教授的文章《异乡客的视角》，吓了一跳。原来，此文评论的是林先生的《异乡》一诗，孙先生感觉诗题陌生，以为《林庚诗集》漏收此诗，核查后才发现，此诗就是收在《春野与窗》中的《风雨》，收入《问路集》和《林庚诗选》时改题为《异乡》，且有详细说明，这才放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孙先生坚定地走上了史料研究的道路，此后的学术工作基本都是围绕史料展开的。辑校林庚先生的佚诗，孙先生可谓不遗余力，竭泽而渔，是其学术上实证精神的一种自然反映。

真诚

  在修订《林庚诗集》的过程中，孙先生不时给我发邮件，只要发现任何一处需要修改完善的地方，就会迅即告诉我，或发邮件，或打电话。今日稍加统计发现，仅2014年3月，孙先生给我的邮件就有20余封（不排除有我未及时保存下来的），有时一日两三封，其追求完美的精神，彰显无遗。孙先生心细如发，不放过一字一词，这份执着，体现的是其治学风格。同时，其字里行间也折射出一种严以律己的自省精神。

  孙先生的自省精神，首先体现在对学问的敬畏和知错必改的勇气上。只要有一丝疑问，或是发现一处错误，他总是第一时间通知我。对于林庚先生散文《烟》中的那首无题的四行诗该不该收入《集外集》，他心里一直打鼓：凭着推断将此诗收入《集外集》，是否妥当？有几天，即便是夜里，他仍难以安心，琢磨着如何处理此诗。直到有一天深夜，孙先生终于有了答案，给我发邮件：“晚上我又为搜寻别的，阅中，得暇读到商伟赏析林先生《路》一诗文字，发现收于《集外集》第77页的四行诗《无题》，原是《路》一诗中的最后一节。这四行诗收入时，读起来总觉得面熟，匆忙中也翻过《问路集》等，由于看得不仔细，暂定收入，结果还是出了这个硬伤性错误！请将这四行《无题》，从目录和文本中删去，并为此再深致歉意！”

  诗集出版之后，孙先生还不时有所发现和订正，并撰写了《〈林庚诗集〉之〈集外集〉编后零札》一文加以总结，检讨辑校过程中的失当之处。

  2014年6月24日，孙先生来信告诉我，前段时间因家人生病，未能认真翻阅出版后的《林庚诗集》，“近日，因思考林庚先生在厦门大学十年新诗创作与理论探索问题，重读《集外集》的部分诗作，忽然发现这里面所收袁良骏发现之香港《红豆》上所载《寒夜》一诗（《林庚诗集》第415页），乃与此书收入《北平情歌》之《寒夜》一诗（《林庚诗集》第203页），从标题到文字，完全重复了。此为《集外集》的误收，也是整个《林庚诗集》的一个错误……书既已出，这一错误，已无法挽回。只能待此书有可能重印时，将后者删去，作为一种弥补了。谨此说明，并深刻检讨，向你及出版社深表歉意！”我回信表示，把关不严，责任在我，但孙先生又于27日作复云：“《寒夜》一诗，我过分依据袁良骏的发现文章和林庚先生的复信，就没像其他佚诗那样，去与前面集内诗作，进行仔细检核。如你所说，林先生因‘误记’而所写的那段文字很有意思，甚至可说很珍贵，可谓一个‘美丽的误记’，留在这里也好，等于必要的重收。将来再印时，也不一定删去，仍可作为‘特例’重收，只需在注释里多加几句说明。”

  《寒夜》一诗的重收，令孙先生“耿耿于怀”，他在一篇文章中自责道：“袁良骏兄误将已收集的《寒夜》视为集外‘佚诗’，之后已有陈国球先生的文章指出其误处。而我编的《林庚诗集》之《集外集》已是陈国球先生大作出版九年后了，这笔误将林庚先生已刊作品当佚诗收入的‘责任’，就更使自己为学识之谫陋而惭愧不已，为编辑的疏忽而应承担无法推诿的责任了。”从编辑角度看，如此疏忽，责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孙先生无一言加我，将责任全盘揽下，非恕道在心之宽厚君子，何能如此？

  温儒敏教授曾如此概括孙先生的治学风格：“孙玉石几十年投身学术与教学，对学问有一种类似宗教的真诚，容不得半点掺假或差错。他写文章，一个论点，一条史料，甚至一个注解，都要反复斟酌，毫不马虎。”（《王瑶先生的大弟子孙玉石》）在与孙先生的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在学术上这种“容不得半点掺假或差错”的宗教般的真诚。

  孙先生的自省精神，还体现在他能时时剖析自己，追求完美。在给我的信中，孙先生不止一次说道：“给你们添麻烦了，望谅！”“因我的仓促马虎，带来的诸多麻烦，恳望谅解。一切为将先生的诗全编一书出好，宁漏勿错，特别不出硬伤和错讹！”对书稿迟迟不能完工，孙先生自责道：“此林先生的诗全编《集外集》事，因我而拖延已久，心甚惭愧，祈望谅解！”“我主要为我的拖拉给本书带来出版的延宕，深感歉疚……出林先生《诗全集》，包括《集外集》，应是难得的喜事，这事的拖延，我应负主要责任。为弥补此过，总想竭力将《集外集》做得好些、全些，尽量少留一点遗憾。看来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可能，也可说肯定还会留下遗憾的，只能以后再弥补吧。”作为后学晚辈，先生的这些话，读来不啻千钧之重，如金玉良言，时时提醒着我如何谦虚做人，严谨为学。

  屈指算来，孙先生2014年时已是年满八十虚岁的老者，而且他的夫人张菊玲教授正患重病，需要照顾。其时，先生可谓身心俱疲。他曾提及自己的状况：“一直因过敏性鼻炎，类感冒，喷嚏联翩，不断流泪，天天挣扎着在做最后交稿前之校阅，已近四个月了。如此拖拉，心颇惴惴。”今日重温先生的这些自白，心痛之余，更多的是一种无以言说的感动。

尊师

  孙玉石先生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倾尽全力辑校林庚先生的诗作，最大的动力，无疑是出于对学术的虔诚，同时，其中也饱含着他对林先生的尊敬与热爱。林庚先生1952年自清华移教北大，是中文系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之一。孙先生自上大学起，便钦慕林先生，大二时，就模仿林庚先生，写作了十首现代诗，并以《露珠集》为题发表于北大校园刊物《红楼》。毕业留校后，孙先生一直未离开过北大，与林先生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颇得过从之乐。

  在辑校林先生诗作过程中，孙先生时常说到“应该”二字：“这是为林先生的事，也为新诗，我应该做的。”“自厦门《新诗形式的研究》一文录出的诗，尚须慎重考虑，可更严些，集外诗部分，应更坚持宁缺佚而勿误收的原则。我可能意在广搜少漏，却忽略了发生硬伤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了。望谅！在学术上，为林先生，为工作，你对我都不必客气。”

  孙先生对林庚先生的崇敬之情，时时洋溢于其文字中间。在2014年3月26日深夜所写邮件中，孙先生不无感慨道：“整理阅读过程中，我对于林先生谈论新诗的诸多文字，对于先生探索新诗艺术发展的思考，产生了一种新的浓厚的兴味。它们在新诗理论与创作发展史上，有独特的理论思考价值与未来性意义。”

  孙先生对自己的老师林庚先生诗歌的那份热爱，是由衷的；对老师的深情，也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我在《林庚诗集·写在前面的话》中言及孙先生对此书的贡献：“这个全新的版本凝聚着孙玉石教授的心血，也承载了他对林庚先生的敬意和怀念。”对此，孙先生的回复是：“你太客气了，过誉之言，实不敢承受。”我深知，为林庚先生的诗，为新诗的研究，为学术事业，孙玉石先生从来不曾掺杂一丝功利目的。

  在林庚先生过95岁生日时，孙先生撰文《林庚先生燕南园谈诗录》以为纪念，正题为《相见匪遥 乐何如之》。这是一篇饱含深情的美文，“相见匪遥，乐何如之”一语，出自林庚先生1996年元月3日致孙玉石先生夫妇的一封信。那时孙先生在日本，经历了1995年1月的神户大地震。经孙先生同意，我将这篇文章的第四部分用作《林庚诗集》的《导读》，这也许能“相得益彰”吧！

  围绕《林庚诗集》，我和孙先生来往8年有余，“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林庚先生有诗云：“人生的提纯，诗人因此也是一场修行。”那段编书的日子，对孙先生和我来说，都称得上是一场修行。谨以此文纪念孙玉石先生。

  （作者：马庆洲，系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南国学术》〔澳门大学学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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