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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8月12日，17岁的青年马克思写下“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的名句，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收尾：“我们”因为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而成为“高尚的人们”的典范。
显然，马克思并不旨在为我们评骘一门具体的职业本身高尚与否。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值得每一名劳作者探究的问题是，如何“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由此，对古典学研究者和有志于从事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而言，是否于共同体和高尚的德性有所助益，理应成为自我省察学术志向时的圭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罗念生先生（1904—1990）是新中国古典学学脉奠基人。当我们思索学术志向的问题时，他的态度和选择可以作为我们的典范。罗念生在《翻译的辛苦》一文中谈及他缘何以古典学为研究志向。他谦称，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是青年时期的他“想学一种冷门功课，免得同别人竞争”。可是，正如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说，“陶工妒陶工，木匠妒木匠；乞丐忌乞丐，歌人忌歌人”，熟读古希腊文学经典的罗念生当然知道，并不存在一条无涉于竞争的古典学之路。他的谦辞自然不如他的行动更能说服我们。
1922年，18岁的少年罗念生考入清华学校，插入中等科二年级，志在研究自然科学；然而，四年过后他便改学文学，主攻英语文学。1932年，28岁的青年罗念生先后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修读古希腊语言文学，并且在1933年从古希腊语原文译出了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刻人中》；随后，他进入雅典美利坚古典学学院（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学习，成为第一位留学希腊的中国学人：从自然科学转行到人文科学、从事古典学研究、根据古希腊语原文为中国同胞翻译古传经典，这些都是罗念生的主动选择。
罗念生于1933年返回祖国。在当时的乱局之中，翻译工作并不能让他获得充分的物质保障。于是，他于1934年加入北平研究院考古组，赴陕西参与考古工作。罗念生曾在宝鸡斗鸡台发掘出了古陈仓城城墙，却险些被埋在坑穴中。尽管如此，他依旧在伤病中坚持翻译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即便是在艰难困苦的现实环境中，罗念生也没有放弃古典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这是他的使命。职是之故，罗念生在埃斯库罗斯《波斯人》（1936年）中译本序言里的说法，才更能表达他本人从事古典学研究的初心：“当诗人制作本剧时，他心里怀着两种用意：第一种是净化人类的骄横暴戾的心理；第二种是激励爱国心。这两种用意很值得我们体会吧！”罗念生描述的虽是古希腊的诗人，但这恰恰是他面对自己的当下处境生发出的“夫子自道”。
罗念生在《希腊漫话》（1941年）序言中的说法更加明确：“我曾经在希腊游学一年，对于这古代的文化、近世的风俗都发生过一种强烈的情感……我又写了几篇古希腊的抗战史话，总共也有二十来篇了……我总觉得我们的国运与古希腊的很有相似之处，我们读了这些史话一定更加奋勇！”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时，罗念生以译笔为战鼓，用汉语叙说古希腊的战争故事；在他的学术选择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由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所引导的学术志向。
正是如此，罗念生才能为汉语学界留下了十卷本、四百万字的《罗念生全集》和一册三百万字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水建馥先生[1925—2008]合编）。不过，面对罗念生留下的丰厚的学术遗产，我们在思考古典学与青年学术志向的关系时，依旧会感到好奇：古典学如何以一种具体的方式与国家和民族、与高尚的德性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并非不能从罗念生那里获得清晰的答案。
罗念生在其自撰档案（“留学时期”部分）中曾经提到过他对现代西方民主政制的质疑、他在美国亲眼所见的种族偏见以及他亲身体验过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学者的傲慢和蛮横。而如刘小枫教授在为纪念罗念生百年诞辰而作的《感念赫尔墨斯的中国传人》一文中所言，罗念生所致力于的古希腊典籍翻译工作尤其深远地而且相当直接地触及了自称具有普遍正当性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罗念生所投身于其中的古典学研究和翻译事业，不是一种仅仅服务于个人爱好或小众趣味的工作，而是人文学者在心怀共同体之福祉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自觉开辟的探索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罗念生的行动理解为这样的答案：倘若一名青年有志于成为古典学研究者和古希腊罗马传世经典的译者，那么，他或她显然应当追仿那位筚路蓝缕的学脉奠基人所树立的典范：不是按照游离于共同体的需要之外的口味和偏好，而是扎根于中国文明的精神处境，从而锚定具体的古典学研究方向、规划具体的古典学工作。
刘小枫提到，罗念生让他尤其感念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罗念生所献身于的古典学翻译事业，让汉语读者得以走近西方文明中那些“最为高古的伟大心灵”。罗念生所选择翻译的古希腊作家——荷马、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普鲁塔克、琉善和伊索等——均属于最重要的古希腊作家范畴。事实上，罗念生完全可以迎合俗众的口味，翻译一些通俗的畅销书。然而，他却说：“这些书有的是人可以翻，而我所搞的，是别人做不来的。”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文明史上的高贵精神凝聚于古传经典，那么翻译、研究、阅读和传承这些不同文明的古代典籍就是守护我们的心灵和教养不至于在动荡纷扰的环境和局势中沦丧败坏的精神堡垒。
《罗念生全集》中的别册名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个标题来自德国学者温克尔曼在1755年对古希腊绘画和雕塑所作的评述。如果我们将这一短语所描述的品格作为自己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不断追求的理想境界，并且以此为鹄选择要去潜心思索的经典文本，那么就有希望忠实地继承罗念生的学术志向。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到罗念生所开创的古典学学脉的继承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焕生先生。王焕生走上古典学之路的方式与罗念生不尽相同：与青年罗念生相似的是，青年王焕生的志向原本也不是人文科学，而是学习军工以保卫祖国。然而，命运却安排他在莫斯科学习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因此，从表面上看，王焕生“被迫地”进入古典学领域，与主动转行的罗念生相反。然而，无论是出于机运的安排还是由于意愿的实现，他们的行动都生发自对同一个共同体的关切，都应和了祖国的需要。
罗念生生前未能译完荷马《伊利亚特》全诗，止步于第十卷第475行（第二十四卷已提前译出）。在临终前，他将译毕全诗和整理译稿的重任托付给了他的助手和学生王焕生。我们看到，怀着相同的初心、以迥异的方式进入古典学的罗念生和王焕生在这一共同的心愿和志向中实现了古典学学脉的赓续：让中国读者能够用自己的母语阅读从原文翻译的、最伟大的古希腊长篇叙事诗，静观灵魂对至善的渴慕。
习近平总书记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指出：“我国古代读书人历来有胸怀天下、匡时济世的志向，也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始终心怀中华民族和人类世界，因而心灵伟岸、德性高贵。面对古圣先贤，面对已经为后人树立起典范的前辈学人，面对罗念生所开创的学脉，研究东西方古传经典的中国古典学者，尤其是有志于从事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自然应当不断省察自己的学术志向，让自己的灵魂同样有能力凭借古典学“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
（作者：顾枝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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