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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观·科幻文艺中的人工智能想象】
机器人一直是科幻文学的重要题材。机器人一方面属于“超人”，它摆脱了人类身体诸多束缚，满足了人们探索自我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又具有“类人”特性，它不只是冷冰冰的零件组合，还具有与人类相似的外形、思维和情感，这两方面的张力支撑起大多数科幻作品的故事架构和矛盾冲突。在穿戴式机甲、植入式芯片日益普遍，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的今天，科幻创作如何塑造机器人形象？机器和人的边界在哪里？人的主体性又如何体现？这是未来机器人题材创作亟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凸显人性而非物性，是经典机器人题材科幻作品的着力点
成功的科幻作品往往侧重写机器人的人性而非物性，凸显的是“他”而不是“它”。在早期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家造出的怪物自认为是人，于是它在抽搐中学会走路，在挨打后学会躲闪，在引发恐慌后学会逃避……这样，读者很容易同情地把“它”看作人群中受排斥的“他”。不止于此，小说还描写了怪物的情感等“人际”需求。这时，“他”和“它”的边界被凸显出来，躯体肖似不足以让怪物成人，道德、信仰和人性才是关键。小说诞生在电力机械还未普及的年代，其中的怪物并非严格的机器人，但这个类人对象引发的思考，为后续机器人小说开启了更具深度的话题。
电影《人工智能》改编自20世纪60年代小说《玩转整个夏天的超级玩具》，主角大卫是个专为满足母爱而设计的儿童机器人。他完全没有超能力，仅有对“妈妈”全心全意的爱。当购买他的“父母”不再需要这一情感慰藉并将它遗弃时，设定为10岁智力的大卫无法理解，“情感”上更不能接受。作品对机器人“人性”的书写，引发观众深深共情。最终，连编剧都无法解决这错位的机器对人之爱，只能以童话梦境收场。
香港作家卫斯理小说《笔友》里，少女对通信的笔友产生了好奇：“他”似乎身份高贵、安保人员众多，又好像身患重疾从不运动。在友情驱使下，少女突破阻碍前往军事禁地探访，却发现原来“他”只是一台电脑，且因为程序跑偏而遭拆除。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里，笔友根本没有人形，“他”的一切完全来自想象。小说《我，机器人》《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等，同样在对“机器”躯体的惊奇美学式展现之上加强情感渲染，将不可见不可知的“人性”加诸肉眼可见、触手可及的机器躯体。
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机器人具有“人”与“物”的二重性。作为小说主角，有人性才能唤起人的共情。对于与人的外貌和“性情”难以区分的机器人，读者天然具有一种移情作用，对其发生同情和怜悯。人与机器人的边界愈难分清，故事便愈令人欲罢不能。
多数网文中机器人形象尚未触及智能体的伦理问题
作为即时反映当下发展潮流的网络文学，也以丰富的类型和篇幅塑造了多种类型的机器人形象。考察网络文学中机器人形象，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认识当下创作中对机器人塑造的趋势和特点。与传统科幻作品相比，网文中的机器人有欲有情有情绪，但我们深入阅读，又难免觉得这“人”的称号被授予得过于随意，其并未触及真正复杂的人性。
网络小说《永生世界》探讨了“人如何与自身创造的机器人共享世界”的问题。故事里的世界虽然充满着看似高度科幻的AI角色，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都与当前很贴近。这些故事的科技感仅停留在装备和场景层面，角色行为、语言符合惯常认知的人类身份，连姓名都符合“中年教师”“邻家小妹”的定位。当“命名”这一仪式应用于机器人时，异类同样变成了人类。类似情况在网络小说中十分常见，《群星为谁闪耀》开篇主角赵盘吐槽老板压榨员工，后来才发现老板原来是个再生人；《敦煌密档》女主茶茶活泼软萌，可恋爱谈到一半才发现自己是机器人……这些角色爱恨分明还爱闹情绪，它们身上既没有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的限制，也看不出人工智能升级的痕迹。
越来越像人的机器角色之所以在网文中常见，是由于网络读者更偏爱黑白分明的情节模式。因此，即便“坏人”变成机器人，干的一样是“灭门夺宝”之类的传统恶行。可以说，网络写作者尚未准备好触及仿真智能体的伦理问题。因此，故事里说不上有真正的机器人，只有为“爽”与热血增添未来感的机器“好人”和“坏人”。这种直接以机器充当人，以便读者更好代入的做法，源于网络写作特有的通过情绪激发共情的创作手段。
机器人形象应“为人所难为”而非“夺人所愿为”
如今，机器组织日渐呈现出从亚类型进化为主宰地位的趋势，机器人题材写作也越来越具有先锋意味，人与机器人的界限变得模糊。近年来流行的后人类主义思想甚至推崇万物平等，倡导多元共生，其观点在科幻作品中的回应，就是“人”与“非人”边界的弱化，“被看见的物”剥夺了“不被看见的人”的权利。比如，小说《公鸡王子》则将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狼孩”“猴孩”等兽孩故事，推演到人与机器的交往中，试图通过将机器人抚养长大的人类孩子保罗表现出的机器人人格，暗示人与机器原生状态下的无差别性。在这样的对照中，作品凸显了人工智能的极度强大和人类个体的极度弱小。但科幻作品如果一味地宣扬技术至上，就只会加重人对未来的焦虑。
美国批评家凯瑟琳·海勒指出，科学文本常常揭示文学文本所不能揭示的基本假设，为某种特定研究方式提供理论视野与实用功效；文学文本常常揭示科学作品所不能揭示的复杂的文化、社会议题，紧密地呼应着观念转变和技术创新。科幻终归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类型，无论想象如何奇崛恣意，都离不开“文学是人学”的基本范畴。纵观以往机器人题材中“人”与“物”二重性的消长，从根本上反映出人类在不同时代对自我的认识。比如，弗兰肯斯坦冲击神造人的信仰，机器娃娃大卫是在功利主义盛行背景下呼唤无私母爱。科幻犹如一面照见人类技术焦虑的镜子，发现的是面对人造机器时我们恐惧什么、焦虑什么，而最为关键的是折射出时下人类需要珍惜什么。
近来，笔者读到青年作家吴清缘的科幻作品《卫煌》，感到对机器人题材写作有颇多启示。故事里的未来地球环境恶化，但人类已移民外星，废弃的文明、带不走的传统则等待着被湮灭的命运。痴迷于敦煌的老人唐北川坚持留在地球上守卫人类艺术瑰宝；他的妻子生子后则断然离开这颗失去价值的星球；儿子唐临继承了对敦煌的热爱，但反复犹豫后同样选择奔赴星海。他们在故事里扮演守望者、攫取者、追随者和抉择者的角色，但这些功能明确的人类都不是主角。主角卫煌是个低端机器护工：完全不能共情，只会机械做任务。主人去世后，这种机器人会自动清除数据、中止运行。虽然看似“自杀”，但不会令人难过，因为它就是个机器，没有情感、没有性别、没有面貌。
然而，地球最后一个人类唐北川弥留之际给卫煌下了命令保护莫高窟，机器的底层设定迫使它必须全力执行。当这个硅基生命花费千万年完成觉醒之后，它的疑问竟然与人类如出一辙：什么是创造？什么是美？人类对世界的本初认识在机器人身上复现。于是，能源重启、自我复制、学习升级，卫煌盘腿而坐、双手置膝，他从执行程序的机器变成了守护信仰的神灵。作者在现实与幻象、史迹无缝对接的叙述尝试中，把历史现实化、把未来现在化，科幻画面被深度铺展为宽阔的文学图景，最终实现的是人类精神和文化的自我观照。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那些人类习以为常的能力——审美、创造、爱与哭泣，竟然是宇宙和人类演化了上千万年，以无数时间的代价所换来的无价之宝”。
总之，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机器人形象怎样变迁，作品的价值标准都应始终围绕人，人才是引导未来科幻想象的根本驱动力。机器人题材科幻创作应该回归人文主义，重新思索机器人定位，把握“人”与“物”二重性，使机器人“为人所难为”而非“夺人所愿为”。
（作者：许苗苗，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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