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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4年10月26日 星期六

    郑州商城所见商代城市手工业

    演讲人:宋国定 演讲地点: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商都讲坛” 演讲时间:2024年6月

    作者: 《光明日报》( 2024年10月26日 10版)

        图一 郑州商城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 资料图片

        图二 郑州商城南顺城街窖藏坑出土青铜器组合 资料图片

        图三 郑州商城窖藏坑出土的青铜方鼎 资料图片

        图四 郑州商城出土的夹砂红陶缸 资料图片

        图五 郑州商城出土的原始瓷尊 资料图片

        宋国定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主持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淅川坑南遗址等多项考古发掘项目,先后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和国家文物局科研课题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等,组织专业团队开展郑州商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聚焦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石器工业研究。资料图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郑州商城的发现揭开了商代城址考古的序幕。近七十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证明,郑州商城是一处以二里岗期商文化为主,兼有晚期夏文化、先商文化、中商文化和晚商文化的大型商代都城遗址,是迄今我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都城遗址。

      目前已经确认的郑州商城手工业作坊包括内城以及内城与郭城之间的铸铜遗址、制陶作坊和制骨作坊遗址等。考古资料显示,这里集中了当时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商代早中期手工业生产部门,在内外城之间形成了专门的手工业园区,且生产门类众多、产品种类齐全,其原料产源、制作技术、生产方式、工艺流程、产品特点及组织流通模式等构成了复杂的产业系统。商代都城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除满足贵族和平民在祭祀活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需求外,对支撑当时商王朝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次讲座我们将通过对郑州商城手工业产品生产场地、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产品的分类讨论,帮助大家认识当时手工业发展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组织模式等。

    早商时期的手工业园区

      郑州商城考古发掘资料显示,该城址平面布局科学合理,规划结构严谨,已具备外郭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城垣。外郭城和内城外均有护城河,防御设施比之安阳殷墟也毫不逊色。内城形制略呈南北纵长方形,部分城墙还保存在现今地面以上;内城的东南、南部、西南和西部数百米外,发现有6000余米的外郭城墙;城内东北部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周围也发现有卫护宫殿和宗庙建筑的宫城墙,这种城市结构对后来的城市发展有深远影响。考古人员在郑州商城内城建筑基址周围还发现了结构复杂的水系,包括内城东北部的蓄水设施和纵横交错的输水管道,通过人工水系和自然水系有机结合形成了科学合理的水网系统,这是早期城市水利工程的例证。内城和内外城之间分布有大面积的居民区。在郑州商城内城周围,发现数处分布有规律可循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和中小型墓葬。在内城东、西城墙外先后发现了三个铜器窖藏坑(图一),出土28件商代王室青铜重器,还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如陶瓷器、玉石器、骨角器、象牙雕刻以及黄金制品等手工业产品,向我们展示了三千多年前商代先民的科技发明和艺术创造。郑州商城始建于商汤灭夏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多数学者认为这里应是商王成汤所居之亳都。

      经过数十年的工作,考古人员在郑州商城已发现多处手工业遗存分布的区域,按生产规模可分为大型作坊和小型作坊两类,除此之外还应存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式。其中四处大型作坊分布区具有位置适中、临近水源、交通便利、方便运输和管理、产业分工明确等特点。根据生产规模和产品特点,我们将这四处手工业遗存分为三个“手工业园区”——内城以北的城北手工业园区,内城以南的城南手工业园区和内城以西的城西手工业园区。此外,近年考古人员在内城也发现了与铸铜和制骨相关的手工业遗存,分布于城内水系附近,估计与小型作坊有关。

      城北手工业园区包括紫荆山北铸铜作坊遗址和制骨作坊遗址。紫荆山北铸铜作坊遗址位于郑州商城北城墙外300米处,发掘出了工坊,可分为操作间、半地穴式居址和小型房基等,推测是当时工人劳作的工坊和居所;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铜矿石、铅块等原料以及熔炉、坩埚、炼渣、木炭、红烧土块、陶模、陶范等,还有铜器半成品和小件成品。从陶范分析,该作坊以生产容器、兵器和工具为主,兵器范中有较多的刀范和戈范。作坊遗址的年代相当于郑州商城较晚阶段,很可能是郑州商城进入繁荣期后在此新建的铸铜基址。制骨作坊遗址位于郑州商城北城墙外,今天的新华通讯社河南分社院内,这里发掘出土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在一座长方形窖穴内就出土了1000余件骨器成品、半成品以及带有切割痕的骨料和废料,还有磨制骨器的砺石和小铜刀等制骨工具。器类有簪、镞以及少量的锥和针等,推测该作坊以生产骨簪和骨镞为主。后在附近的河南省保险公司家属院内也发现了大量的废骨料和砺石,骨料多为牛骨、猪骨和鹿角等,证明该制骨作坊在当时已有相当规模。

      城南手工业园区主要是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该遗址位于南城墙以南约600米处,分为南、北两区,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作坊区内发现了陶窑、窖穴和铸造场等遗迹以及大量陶范、熔铜坩埚残块、铜炼渣、铜矿石、木炭、红烧土等遗物。该遗址的熔铜坩埚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椭圆形口,用黏土堆制而成,外部敷以较厚的草拌泥,内外均沾有铜渣;第二种是由泥质陶大口尊改制而成,器壁内外涂草拌泥,内壁多附有铜渣;第三种则由夹粗砂的红褐色陶缸改制而成,其耐火程度远大于泥制大口尊,所以仅在外壁涂抹一层草拌泥,内壁也粘附有铜渣。该作坊不仅铸造鼎、斝、爵、觚等礼器,还发现有车轴范和兵器范、工具范等,能看出器形的有镢、铲、斧、刀、凿、锥等生产工具。通过考古发掘判定,这座规模庞大、布局合理的铸铜作坊,从郑州商城始建到废弃前一直处于不间断生产中。

      城西手工业园区主要是铭功路以西的制陶作坊遗址。该遗址位于西城墙外侧约1300米处,即今郑州市铭功路北段路西的郑州市第十四中学一带,遗址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这里发掘出大批陶窑、制陶场地、房屋或作坊址、储藏陶器坑、原料取土坑、灰坑、水井、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残片、烧制陶器的坯胎残片、烧胀或烧裂变形的陶器残次品和废品、制陶原料(陶泥)等,还出土了制陶用的陶垫、陶拍和花纹印模等工具,出土器类多为甑、豆、簋、盆、刻槽盆、瓮、钵、大口尊、罍和器盖等泥质陶器的残片。在该作坊制作的一部分陶器造型规整、装饰图案精美,很可能是当时王室贵族的专用品,代表了郑州商城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作坊遗址共发现陶窑15座、墓葬30多座,其中随葬青铜器的墓主人,可能与制陶作坊的管理者有关;有些竖穴土坑墓应为陶工墓葬,还有个别墓是奠基的人牲。

      除了上述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之外,通过考古发现判断,郑州商城还应存在专门的玉石器加工、黄金工艺、漆木器加工、纺织、编织、象牙雕刻、酿酒、制车等多种手工业门类。例如在郑州商城东北隅城墙内侧一个殉狗坑内出土了一件极薄的夔龙纹金箔片,推测是镶嵌在漆木器上的装饰,说明当时很可能存在加工精美黄金饰品的手工业部门;铸铜遗址车轴范的发现,证明当时应该存在制车业;此外还发现觚、梳等象牙雕刻品和刀、镰、镞、串珠等蚌器。

    郑州商城的手工业产品分析及工艺还原

      通过考察郑州商城出土的手工业产品,我们对当时城市手工业的主要门类进行分析,判断当时应存在金工艺、范铸青铜器、烧制陶瓷器、加工玉石器和制作骨角牙蚌器等多个手工业部门,并推测当地还有漆木器加工、纺织、编织、酿酒、皮革鞣制、制车等部门。后者多因产品材质较难保存而未被发现,例如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很多酒具,考古人员却仍未能辨识出酿酒类遗存。

      ●金器

      商王朝统治时期的金器主要发现于北方草原地区。如北京刘家河遗址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墓葬,其随葬品中就有几件金器,包括臂钏、笄、金耳环等,其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中期。这些金器很可能源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

      近年来,郑州商城书院街商代墓葬的发掘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该项目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M2的随葬品中发现几件金器,有金覆面、金泡等,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人员分析结果显示,这些金器是金银合金,金含量相当高,其制作工艺为将沙金加热熔化后打成片状,再做成覆面和金泡等装饰品。工艺流程包括塑形、抛光、剪、裁、磨压、卷边、火烧和锤叠等。经显微镜放大,考古人员获得了这些金器的制作工艺和埋藏等重要信息,比如金覆面表面残留有涂朱的痕迹,涂抹朱砂后经过灼烧、裁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毁器葬俗。城东北角祭祀坑内出土的夔龙纹金叶饰片,系捶制后切割或剪切而成。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黄金制品数量较少,种类也不丰富,形体较小。与同一时期的青铜器相比,黄金制品明显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郑州商城墓葬金覆面和铜覆面的出土,反映了商代葬俗中的覆面习俗。这是一种特殊的丧葬文化,也可能是商代先民特有的一种族属文化符号。在发现郑州商城金覆面之前,河南登封南洼遗址、河北磁县南城遗址均发现有扇贝覆盖死者面部的现象,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陕西老牛坡遗址亦发现过铜覆面,形制与书院街所出铜覆面基本相同,说明了其文化属性的一致性,也印证了发掘者对金覆面定名、性质和功能认识的合理性。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富成认为,金覆面、铜覆面作为丧葬礼器同时出现在郑州商城的墓葬发掘中尚属首次,是一种新的礼制文化现象,开创了丧葬礼仪之先河,丰富了我们对商代黄金礼器的认识。

      ●金镶玉

      古代青铜器表面镶嵌玉片或绿松石的做法被称为“金镶玉”。这种工艺在郑州商城书院街墓葬出土的铜戈和“黄金绿松石牌形饰”上均有体现。在戈的内部镶嵌有绿松石片,通过X光片观察,考古人员发现绿松石被加工成一只眼睛的形状镶嵌在内部中间的穿孔和凹陷处,浇铸铜戈时将预先加工成一定形状的绿松石嵌入戈范中一次性铸成。也有学者将该图案释为“臣”字,推测可能与墓主人的族属有关,同时也有很好的装饰效果。

      ●青铜器

      青铜器是商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的祭祀和战争对青铜器的需求量很大,青铜铸造业成为商代重要生产部门。根据不同的用途,我们将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分为礼器、工具、农具、车马器、乐器、兵器和装饰品等,其中工具、农具数量较少。

      郑州商城的青铜器主要来源于窖藏坑和贵族墓葬。先后发现了三个青铜器窖藏坑,分别为1974年在张寨南街发现的杜陵窖藏坑(简称杜陵窖藏),1982年在城东南城墙拐角处护城河以东发现的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简称向阳窖藏)和1996年在南顺城街南段西侧发现的窖藏坑(简称南顺城街窖藏)。从发掘情况看,窖藏坑形状略呈长方形,或近方形,均利用了已经存在的窖穴或水井,但在埋入铜器时临时进行了简单的祭祀仪式。向阳窖藏旁边发现有埋藏一具整牛的祭祀坑,铜器很可能有木质器具盛装。南顺城街窖藏周围发现有朱砂残留。每个坑中的铜器除大方鼎外,其他器类或成对出现,或单器埋藏,互不重复:杜陵窖藏中两个大方鼎东西并列,其中一件鼎内又放了铜鬲;向阳窖藏中一件大方鼎和大圆鼎平卧且器口相对,鼎腹内放置数件小型铜器,旁边大方鼎腹内也放置数件小型铜器;南顺城街窖藏中共发现四件大方鼎,其中两件套在一起,另外两件分置两侧,小型铜器和兵器放在中间方鼎腹内,鼎口倒扣一件铜簋(图二)。窖藏铜器器类包括大方鼎(图三)、大圆鼎、扁足圆鼎、鬲、尊、罍、提梁卣、盘、中柱盂、觚、爵、斝、簋、钺、戈等,属宗庙祭祀活动中的实用器,均为商王室祭祀用礼器,窖藏坑铜器代表了商代早中期的最高铸造水平。另有一部分青铜器来源于贵族墓葬。铜器墓少部分发现于城内东北部宫殿区和城墙内侧,多数集中于内外城之间的今郑州卷烟厂、杨庄、白家庄一带和北二七路东西两侧。器物类别有鼎、鬲、盉、斝、爵、觚、罍、尊、钺、戈、镞、锛、刀、削、锥、簪等。

      郑州商城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多产自城南、城北两处铸铜作坊遗址。考察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可知,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复杂的青铜铸造工艺,清楚了解用合金原料冶铸青铜器的优越性,不仅能铸造出中小型铜器、兵器和生产工具,还可以铸造出大型的青铜重器。郑州商城已发现的两处铸铜作坊,二者的产品已存在一定的分工,展示了商代先民高超的智慧和创造力。

      商代的铸铜技术主要是范铸法,属于当时的“高科技”。通过铸铜遗址的考古发现,我们对当时的铸铜过程有了大致了解。

      模范的制作是铸造青铜器的关键,当时铸铜的第一步就是制备泥料、制作陶模、翻制陶范、制泥芯、烘范、合范等;第二步是熔铜和浇铸,即使用坩埚熔化铜料,将铜料和燃料一起放进熔炉,通过鼓风提高炉温,使铜料熔化后进行浇铸。鼓风是熔铜重要的一环,学者曾对古人的鼓风方式做过多种复原尝试:根据埃及墓葬的壁画内容推断,当时熔铜工匠手持鼓风管蹲坐在熔炉周围,通过用嘴吹气的方式鼓风以提高熔炉温度、熔化铜料;在郑州商城铸铜遗址,就发现有陶质的中空短管,即鼓风嘴,表面有明显的火烧痕迹,说明商代很可能也存在类似的人力鼓风;还有学者提出了羊皮橐鼓风的方法并进行了复原。在战国及以后的冶铁实践中,又出现了人排、马排、水排和牛皮橐等鼓风设施,这些鼓风技术对青铜器铸造和冶铁业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步是脱范和修整。浇铸完成后,待浇包冷却,将外范和泥芯打碎,取出成型的铜器,然后进行打磨、修整或补铸等,至此就完成了一件精美的青铜器。

      ●陶瓷器

      考古发现证明,商代先民日常生活中仍主要使用陶器。制陶业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郑州商城制陶作坊规模大、烧造陶器数量多,内部已出现了更细的分工,如城西的制陶作坊就以烧制泥质陶器为主,该遗址年代基本与郑州商城始建和使用年代一致。

      郑州商城陶器中大部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少量印纹硬陶、白陶等;器表多装饰绳纹,还有少量弦纹、附加堆纹、戳印纹等。依据用途可将陶器分为日常生活使用的容器、工具、装饰品和乐器、建筑材料等。炊具包括鬲、鼎、甗、甑、斝、盉,还有盆、瓮、壶、尊、簋、刻槽盆、中柱盂、斝、觚、爵、罍、缸(图四)、豆、大口尊等,其中一部分如仿铜礼器应具有礼器功能。杂器类包括用于宫殿建筑的板瓦、渔猎工具(网坠)、陶质输水管道以及纺织用工具(纺轮)等。宫殿区发现的陶板瓦,多见于建筑附近的废弃堆积,推测其功用应和建筑材料相关,或用于覆盖局部屋顶,或置于柱础周围,对木柱起到围护防潮作用。郑州商城制陶作坊遗址反映出当时的陶器制作工艺和陶窑控温技术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一般认为瓷器和硬陶器起源、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原料均为瓷土(或高岭土),表面装饰小方格状印纹或施釉。此类陶瓷器在郑州商城的宫殿区或墓葬有少量发现,器形多为尊(图五),也有少量罍和罐,胎为灰白色浅褐色,器表多施青绿釉或黄褐色釉。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研究认为,这类器物的胎土为高岭土,掺有石英或者长石,器表多施釉,烧成温度较高,质地较硬,瓷胎吸水率很低,叩击有金石之声,科技分析证明,其胎土与普通瓷器相同,表面釉也与瓷器釉料的化学成分一致,其特征与瓷器无异,应为早期瓷器,对研究中国瓷器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产地仍存在争议。中国科学院大学王昌燧教授研究认为原始瓷器应该是北方本地烧造,即“北方说”,但也存在数量少、器形单一、未发现同时期瓷窑等证据不足之处。还有观点认为北方地区发现的早期瓷器应来自南方,即“南方说”。

      陶器和印纹硬陶、原始瓷器除了在形制、原料和产地方面有所不同外,其制作工艺流程大致相同。

      从制陶作坊的遗迹和遗物可知,商代制造陶器的工艺流程,第一步是原料获取,郑州商城陶器多以可塑性好、含钙量较低的红黏土为原料,经过淘洗或加入一定的羼和料(如矿物类的砂粒、云母片或植物类的炭屑)备用;第二步是制作陶坯,将陶泥反复揉搓,然后用于制作陶坯,商代陶器的主要制坯方法是轮制,手制和模制较少;第三步是晾坯,将成型后的陶器泥坯阴干或自然晾干;第四步是入窑烧制,将晾坯阴干后的陶器装入陶窑烧制成器。

      ●玉器、石器和骨角牙蚌器

      郑州商城的玉器主要出土于商代贵族墓葬,数量不多。器类以柄形器为主,还有钺、璋、璧、铲、戈、玑、簪、环、蝉、璜、管、玛瑙环等礼器和装饰品,有白色、淡黄色、青色和墨绿色等,器表装饰简朴,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原料选择与获取、器物形制、加工工艺等方面反映了商代早中期的玉器制作水平,但目前尚无法确定玉器作坊在郑州商城的位置。

      根据考古发现,石器在商代早中期仍然是主要的生产工具。从用途可以细分为生产类和非生产类的石器。生产类石器可分为农具、木工工具、纺织工具、渔猎工具、研磨工具、手工工具以及加工石器的工具等;非生产类石器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装饰品以及娱乐型石器等。郑州商城出土的石器以成品为主,器类有铲、斧、锛、凿、镰、刀、钺、戈、镞、杵、臼、纺轮、砺石等。但至今仍未发现专门加工石器的场所。

      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的骨器种类较少,可分为手工工具、兵器和装饰品,器类有刀、锥、针、镞、簪等。角器是用鹿角、羊角、牛角等作为原料,牙器主要以象牙为原料进行加工,器类有觚、梳和其他小件饰品。蚌器有刀、镰、镞等。

      商代的石器、骨器等工具及装饰品类器物的加工工艺相对比较接近。首先是选择和获取原料,然后根据用途采取不同的成型技术和生产工艺,归纳起来,可将古代的加工技法分为砍、砸、切、削、锯、割、掏、凿、刨、磨、抛光等;原料可分为不同硬度的石料,人骨及各种动物骨骼,动物角,蚌壳和牙齿等。郑州商城发现的玉石器和骨角牙蚌器数量较少,但种类齐全,工艺流程涵盖“操作链”的各个环节。

    郑州商城手工业与商代文明

      郑州商城所代表的商文明可以看作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一个高峰。其都城规划布局、政治统治格局、浓厚的神权氛围、精湛的青铜器块范法铸造工艺、高超的建筑技术、明细分工的标准化手工业生产等均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郑州商城的手工业属于官营手工业,代表了当时生产技艺的最高水平。通过考古发现,判断郑州商城各手工业部门内部已有明确分工,社会分工又进一步促进了专业化生产,具体体现在专业工匠协作、标准化工序、模块化生产体系和生产水平的提升等诸多方面。

      专业化生产的强化支撑了商王朝的发展,同时推动了社会进步。商代早期开始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早期城市手工业经济网络的运行模式,手工业产品特别是青铜器从物质层面支撑了商王朝最重要的活动——祭祀和战争。郑州商城手工业生产的繁荣发展进一步强化了郑州商城的都城地位。

      郑州早商都邑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通过解读郑州商城手工业发展情况,我们得以对早商时期的社会结构有了初步认识:当时的手工业发展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人口数量、形成阶级分化、扩大城市规模、加快城市发展、积累手工产品、促进商业贸易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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