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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年来，战火延续战火，报复连着报复。“以战止战”的以色列，本想拉起安全网，却加固了仇恨链。
此轮巴以冲突不同以往，其持续时间之长、烈度之大、后果之严重，均前所未有。战火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冲突的外溢效应持续蔓延，全面战争的风险逐渐增大。10月1日，伊朗向以色列发起导弹袭击，是当前中东前所未有混战状态的最新注脚。冲突和危机，正朝着全面升级的方向发展演变。
冲突延宕给中东带来什么？
第一，巴以冲突给加沙地带带来前所未有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后，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进行疯狂报复，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经济损失。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23日公布的数字显示，巴以冲突已造成41455人死亡，95878人受伤。《柳叶刀》杂志9月估计，加沙冲突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8.6万人。加沙地带将近90%的基础设施遭到损毁，当地经济受损严重。联合国贸发会议9月12日报告称，加沙地带去年第四季度的GDP暴跌81%，全年萎缩22%。截至今年年中，加沙地带GDP不到2022年水平的1/6，2/3以上工作岗位流失，80%至96%的农业设施被摧毁。
第二，以色列的四面出击同样反噬自身。
今年8月的一组数据显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已有690名士兵死亡，4306人受伤（估计实际伤亡数字远高于此）。此外，由于安全环境恶化和劳动力严重短缺，估计有数万家以色列企业倒闭。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以色列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降至“A”。许多以色列民众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无视人质安全、执意扩大战端的做法极为不满。今年9月，以色列爆发7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国际上，以色列备受国际社会指责，多个国家与以色列断交或召回大使，南非等国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进行国际通缉。
第三，冲突引发多重外溢效应，并呈全面升级态势。
巴以冲突爆发前，中东地区曾出现难得的“缓和潮”，和平与和解开始取代战争与冲突，成为中东局势的新特征。然而，突如其来的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在此轮冲突中的种种过火做法，不仅招致阿拉伯国家的严厉谴责，导致阿以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止，还引发以伊朗为代表的“抵抗轴心”采取前所未有的协调联动，与以色列开展正面对抗。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等，频频向以境内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试图借此阻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频频袭击涉以船只，不仅影响以色列获得物资补给，同时也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第四，战争形态极端化趋势备受争议。
即便在上述情况下，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非但没有适时停手，反而更加不计代价乃至走向极端。一是作战范围扩大至整个“什叶派新月带”。在加沙冲突尚未终结的情况下，以色列又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全面进攻，同时还对叙利亚和也门胡塞武装发动零星空袭，中东冲突出现多点升级态势。二是行为方式屡屡突破道德底线。以色列在战争中不仅延续了此前频频打击平民目标的过火做法，还公开对纳斯鲁拉等真主党领导人“定点清除”，并开创了将寻呼机等民用设备武器化的先例。以色列领导人还公开煽动伊朗民众起来反抗本国政府，并禁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入境以色列。以色列一系列的强势操作最终迫使伊朗亲自下场，向以色列本土发射了200多枚导弹，这又使中东冲突继续朝着失控升级的方向发展。
“绝对安全”与“远交近攻”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以色列因素”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从对外战略看，追求“绝对安全”是导致以色列黩武好战的直接原因。以色列国土狭小、人口有限，且位于敌对的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在相当长时期内，“被赶下大海”的危险一直是以色列面临的最大安全噩梦。因此，以色列总是基于“最坏情况”考虑构筑安全战略，将确保“绝对安全”作为战略目标，而军事手段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优先选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指出：“由于边境周围到处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变得无法区分。”
进一步看，以色列的安全战略具有先发制人、境外御敌和“不对等报复”的特征。为实现“绝对安全”，以色列曾屡屡主动挑起战争，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1982年和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等都是由以色列发动的。与此同时，为避免地区反以力量持续对其发动打击，以色列采用了“不对等报复”的恐吓性政策，即通过给对手造成不成比例的人员伤亡来进行震慑，使他们因代价巨大而不敢轻易袭击以色列。例如，2006年7月，以色列仅因真主党绑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黎5000多人伤亡、100万人流离失所。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正是这种不对等报复战略的最新案例。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策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造成以色列1200人死亡，数百名人质被扣押。面对这一几十年不遇的重大人员伤亡，以色列的第一反应就是对哈马斯和加沙平民进行疯狂报复。在很大程度上，加沙地带数以万计的巨大人员伤亡正是以色列有意为之的结果，其目的就是通过这种不成比例的疯狂报复警告巴勒斯坦人不要轻易招惹以色列。
从内政角度看，以色列政坛右翼化导致其对外行为日趋强硬化。自1995年以色列时任总理拉宾遭受极右翼分子刺杀后，以色列工党逐渐萎缩，立场强硬的利库德集团逐渐主导以色列政坛，内塔尼亚胡就是这一势力的主要代表。
目前，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已出现重大转变。有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现任领导层依赖一个从持续升级的敌对行为中获取政治利益的联盟。内塔尼亚胡政府将冲突视为加强民族团结和转移对国内争议问题注意力的手段。在巴以问题上，以色列从“土地换和平”转向“安全换和平”，即通过强力打压反以力量，确保以色列自身安全和地区和平。
在地区政策上，以色列采取“远交近攻”的做法：一方面，和那些与以色列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阿拉伯国家谋求关系正常化，以此避免被置于外交孤立的处境；另一方面，对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等邻国动辄诉诸武力，尤其是通过兴建非法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据欧盟相关报告，2021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共建造22030个非法定居点，特别在东耶路撒冷地区，犹太人定居点从2020年的6288处大幅扩张至2021年的14894处。正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高压政策，最终导致了“阿克萨洪水”行动的发生。
内塔尼亚胡过去一直以“安全先生”的形象著称，宣称自己是以色列安全的守护者。但“阿克萨洪水”行动打破了以色列虚幻的安全神话，也使“安全先生”的形象受到严重挑战。为延续政治生命，内塔尼亚胡选择“将战争进行到底”，通过使以色列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从而使自己在战时内阁中继续执政，并借助战争胜利增强权威。
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还试图通过接连发动战争极大削弱乃至彻底消灭哈马斯、真主党等地区反以力量，甚至在必要时强拉美国下场，一劳永逸地消灭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安全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不仅在巴以冲突中不肯罢手，还通过制造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及针对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暗杀行动造成黎以冲突全面升级，并最终招致伊朗对以色列本土的大规模导弹袭击。
力量对比失衡影响深远
通常来说，力量均衡意味着和平稳定，力量失衡则易使强大一方因缺乏制衡而更倾向于挑起冲突与战争。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分析当前的巴以问题。
从地区层面看，阿以力量对比失衡导致以色列肆意妄为。过去相当长时间内，阿拉伯世界内部团结一致，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因此这一时期阿以对抗互有胜负，以色列的地区政策总体比较节制，谋求和平是当时以色列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然而，20世纪70年代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使阿拉伯世界内部出现巨大分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又使阿拉伯世界内部再次出现分裂；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阿拉伯国家之间也同样出现内耗。阿拉伯世界面对以色列很难形成合力，由于对手越来越孱弱、地区国家难以对其形成掣肘，以色列针对周边邻国动辄使用武力。当前以色列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的肆意妄为，就是缺乏外力制衡下的必然结果。
从全球层面看，美国的偏袒纵容导致以色列毫无顾忌。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中东地区一家独大，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对外行为变得无所顾忌。但这一时期国际社会上基本不存在可以用强力手段抑制以色列地区扩张的力量。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事实上并不愿意巴以冲突长期持续，更不希望冲突外溢与升级，因为这会妨碍美国将其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分散美国集中力量遏制中国的战略考量。然而，由于犹太资本对美国内政的强大掌控能力，美国在关键时刻总是不遗余力地力挺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后，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公然为以色列背书。
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并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和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多次召开会议，谴责以色列野蛮行径，并敦促双方尽快停火止战。美国则在联合国多次否决谴责以色列的相关决议。可以说，正是由于美国的无原则偏袒和支持，才使以色列有恃无恐，屡屡突破国际法基本法则和人类社会的价值底线。
以色列的黩武好战，并未使以色列变得更加安全，反而使其处境更加凶险。试图彻底消灭哈马斯、真主党，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而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和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定点清除”战术，也不可能真正削弱对手的战斗力，反而会激起这些反以组织更加猛烈的报复。
从深层看，以色列军力虽强，却国力有限。当前内塔尼亚胡政府四面出击、四面树敌，乃至表现出战争常态化趋势，由此造成的巨大物力和人力资源消耗显然是以色列有限的综合国力所无法承受的。以色列谋求以战争手段实现“绝对安全”，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作者：田文林，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人大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