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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汉律摭遗》与程树德《汉律考》等著作，使得亡佚近2000年的汉律，在百余年前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一些汉律辑佚，则未必如此知名，如杜贵墀的《汉律辑证》、张鹏一的《汉律类纂》等。有些书，则可用“命运多舛”来形容。薛允升的《汉律辑存》（以下简称《辑存》），即如此。
近日，笔者据相关文献记载梳理稿钞本源流、展开合校的《汉律辑存合校》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借此时机，简单叙述薛允升其人与《辑存》，以及《辑存》所录汉律之价值。
薛允升其人
薛允升（1820年—1901年），字克猷，号云阶，陕西长安县马务村（今陕西西安长安区马务村）人。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任职刑部主事，光绪十九年（1893年）任刑部尚书，前后典谳法近四十年。
自任职刑部以来，允升以为，刑名关乎生民性命，与其他官曹迥异。律例规定多如牛毛，若不熟悉条文、洞悉律意，不便决狱定罪。于是，他“研究律例，晰及毫芒，心存哀矜，期天下无冤民”。朝夕手钞，搜罗巨细靡遗，“老病闲居，不废精勤，实数十年如一日”。久而久之，触类旁通。有询问者，允升随口应对无疑。因备受上官倚重，故经手众多狱讼事务，终岁无片刻闲余，以清廉勤事著称。
允升形貌清癯，生性温和。治狱每至夜半，一灯荧荧。差役或困倦退下，允升仍平心静气，从无疾言厉色。“与囚犯絮絮对语，囚忘公为官，公亦若忘其与囚语也。”他在刑部平反冤案甚多，啧啧为人称道的王宏罄案即是一例。当时，诸人不日将被处死，允升复审，为其雪冤，保全性命甚多。凡允升经手之案牍，他人不能增损一字；囚犯叹服其公允，或虽死仍感激之。遇到疑难案件，必万分审慎，有冤情者为之洗刷，虽触犯权贵而在所不惜。
《辑存》撰辑缘起
允升之生平业绩在于决狱定罪，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他对传统律学投入了大量精力。《读例存疑》《唐明律合编》是其殁后陆续刊行的著作，前者是其半生心血所系，后者是唐、明律比较研究。《汉律辑存》则较少受关注，无他，因此书亡佚于庚子之年。在此，需赘述一句，上述诸书著作权虽归于允升，实际情况是刑部不少官吏如沈家本、沈曾植等人亦参与其中。
“薛公墓志铭”对《辑存》叙述较详：
尝谓近人说经多搜存汉学。汉儒以董子为醇，郑康成为大；董以春秋决狱，郑以律令注礼。汉制试士，讽诵尉律籀文九千字，则汉儒无不习律者。汉律在今亦汉学也，而散失殆尽。学者何以忽诸？因广加搜剔，缀录成编，名曰《汉律辑存》若干卷。盖汉律九章，定于萧何；何自造三章，余六章即李悝《法经》。《汉书·艺文志》不载《法经》，以并于汉律也。存汉律，《法经》亦赖以存矣。
简言之，汉律是汉学的组成部分，但未受到学者足够的关注，故允升有撰述之心。而且，汉律多源自《法经》，辑录汉律，《法经》亦因之留存。
清代辑佚之风虽盛，除孙志祖外，罕有辑佚汉律者。清中后期以来的汉律辑佚者，除上面提到的诸人外，尚有胡玉缙、王仁俊等人（主要辑录《说文解字》所见汉律令佚文），另有近年新发现陈庆年的《汉律逸文疏证》稿本。可将诸人之辑佚视为广义的汉学成就，有“广备佚文，博洽闻见”之功。
笔者以为，在“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之世风浸淫下，薛允升、沈家本乃至张鹏一极力强调律学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更值得留意。通览《唐明律合编》可知，该书不时称引汉律佚文或两汉文献，如此一来，不仅唐明律可以合而观之，汉律辑佚亦可水到渠成。实际上，薛允升以唐律为枢轴，上溯源秦汉律令，下考察明清律例，有会通古今之意。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张鹏一从中西法律比较入手，以“阐扬国粹”之心，提出“法律大用，不外尊重人格，保卫权利”，还提出“吾国研究法律，将以溥权利思想于人民。窃愿输入新法者，究心古律之佚说，庶旧学发明，相得益彰”。这些论说，无疑是中西碰撞、古今转变之产物。类似提法，在《寄簃文存》中，亦屡见之。在沈家本看来，提倡“法学”，世局亦可转移：
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是在提倡宗风，俾法学由衰而盛，庶几天下之士，群知讨论，将人人有法学之思想，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而世局亦随法学为转移。
明乎此，则薛、沈与孙、杜之汉律辑佚，可谓名同而实异。
研究传统律学，是否可为新法确立乃至修订提供借鉴，难以一概而论。若援引杜牧“丸之走盘”的譬喻看，当“丸始终不能出于盘”时，回望、借鉴过往或许有效。当“丸已出盘”时，新旧法律间的矛盾，大概是无法调和的，借鉴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辑存》亡佚与再现
《辑存》草于同治、光绪间，庚子年（1900年），稿本被某舍人藏匿，作为薛氏遗作的整理者之一，沈家本如是言。参与允升著作撰述及编辑的陈浏，援引允升自述写道，稿本为门生徐某“遗失”。藏匿还是遗失，性质完全有别。或主前者，如孙家红据此并参阅相关资料定为“徐谦”；或主后说，从《厉廉隅室读律记》看，参与《辑存》撰辑的“徐博泉”，最有可能是当事人，朱颐年就认为此书“确在徐处遗失”，暂从。
1935年，顾廷龙在书肆中发现标为“汉律稿本”的丛残一束，据稿中所见“唐明律合刻”“长安薛”等字样及内容，判定为薛允升《唐明律合编》稿本，与服制相关者为《服制备考》稿本，但均与汉律无关。当顾氏向李祖荫提及此事时，李氏说道，“尚有《汉律辑存》稿本，近亦知其所在，盖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所得”。李祖荫算是当时知名法学教授之一，受聘于燕京大学，对《辑存》似不陌生，此时距稿本亡佚已30余年。
《辑存》稿本昙花一现，瞬间又石沉大海，再无任何消息了。庆幸的是，就在这一瞬间，产生了两份钞本，成为公私庋藏物。
先说“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所获稿本，今藏傅斯年图书馆。
稿本正文首页，钤有白文“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可知确为该机构购得，约在1935年。抗战胜利后，此单位及“近代科学图书馆”所藏图书拨交史语所，后又运往南京。藏书以明刊本、明钞本及稿本为主，《辑存》稿本也在其中。
稿本红格，单鱼尾，白口，四周双栏，版心下镌“青云斋”，半页九行，无撰者姓名。部分文字系剪贴而来，多数情况下行款不定。《辑存》稿本贴纸、附笺极多，加以涂抹增删，整理不易。
接着来看钞本之一，即北京大学图书馆本。
钞本黑格，单鱼尾，白口，四周单栏，半页十行。目录页及正文首页，均钤朱文“国立北京大学藏书”印。抄写工整，以墨笔校订文字；另见铅笔签条十余条，或粘或夹于相关位置，多是迻录傅图本眉批文字，或提示相关资料应调整之顺序。
对此钞本之由来，朱氏在《厉廉隅室读律记》中写道，“始悉事变前，甫经前北大某教授转借手稿抄存，现在某业已离京，无从寻其究竟。”当他向董康提及此钞本时，董康提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曾获是书稿本”，朱氏遂“系一素纸本黏签，北大图书室转钞于此”。
不仅如此，朱氏还广搜穷寻文献，考察允升著述情况，并对稿本署名问题有所阐发。铅笔书写的签条，顺序虽早已打乱，可能是朱氏对校稿本、钞本时所留。后来，吴荣曾、张传玺等学人陆续借阅该书。钞本未著录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较少受人关注，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接着看钞本之二，即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本。
钞本红格，四周双栏，半页十二行。无撰者姓名，封内钤有朱文“内藤乾藏书”印，系内藤乾吉所藏。抄写工整，以墨笔或朱笔校订，或径改钞本，或见于眉批。钞本从何而来，目前尚不清楚。
从稿钞本看，《辑存》应非定稿，与沈曾植代笔《汉律辑存凡例》一文，自然无法对应起来。作为未定稿，此书虽无法与沈家本、程树德之书相提并论，但也具有沈、程书所不具备的显著特征——
除辑佚《汉书》《史记》《后汉书》所载律令文字外，对《说文》及经书记载，如《公羊传》《周礼》《礼记》《尚书》等，亦给予较多关注。除汉唐注疏外，又多采惠士奇的《礼说》、惠栋的《九经古义》、孔广森的《经学卮言》与《礼学卮言》等论著，这是薛辑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从这个角度看，薛辑自有其不可取代之价值。
学界或以为考古出土的秦汉法律资料甚多，故清代以来的汉律辑佚之作价值不大。笔者则认为，辑佚将传世的记载网罗殆尽——今日研究秦汉法律问题的传世文献例证，在辑佚之作中几乎都被罗列出来了。新旧结合而非厚此薄彼，方是正道。
整理《辑存》稿钞本，完全是意外之事。稿本流落人间120年后，参照稿本及两份钞本，推出合校新本，使心血之作得以化身万千，在进一步呈现该书价值之同时，似可告慰前贤时哲之辛苦付出，此其时也。
（作者：张忠炜，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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