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光明书话】
上海书画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从兰亭到钟鼎：中国书法史探微》，是一部努力沉潜于中国历史文化，通过考察两宋至20世纪初的书迹、书家、书体、风格、传统衍变等现象，抉微发隐，探究书法本体精神的上乘佳作。
作者莫家良教授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学术文集，是他30余年潜心书学研究的部分成果。全书由13篇书学论文组成：前6篇事关两宋，计有《〈兰亭序〉与宋高宗——南宋古典书风的复兴》《宋代狂草的变革》《宋代书法中的尺牍》《宋代书法中的欧阳询传统》《南宋书法中的北宋情结》《宋代书法中的崇古、通变与尚意——出土石刻引发的思考》；后7篇论述元明清及20世纪初，包括《元代篆隶书法试论》《王宠的借据——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借券卷〉》《〈淳化阁帖〉与清代书法临古》《大字·集联·酬应——乐常在轩藏联选论》《江声写篆与乾嘉学者的篆书》《钱坫书法四论》《邓尔雅书法论叙》。全书以《兰亭》为代表的帖学和碑学，共同构成了中国书法史的主体。该书体现了作者对书法史的宏观把握，以及以小见大的治学路径。通读全书，受益匪浅。
笔墨背后的文化意义
本书作者无论是考察宋高宗推崇《兰亭序》的动因和结果，还是分析宋代尺牍收藏刊刻对文化重建的作用，无论是阐述明代王宠《借券》受历代藏家青睐的原因，或是探讨清代江声、钱坫等篆书的卓越成就，都是着眼于书法背后的学术、道德等价值支撑。他认为“中国书法本不是纯粹讲究形式美的一门艺术,更在于其笔墨背后所蕴含丰富而深邃的文化意义”。这种认识和判断是有历史依据的。纵观书史，从《汉书·艺文志》对“六书”“六体”的解释，到《隋书·经籍志》把经籍文章当作“为治之具”的论断，都没有把书法看作是独立的“艺术”。《晋书》所载唐太宗在陆机、王羲之本传后的两篇史论，集中体现了唐人对文艺与治道关系的思考。《宋史》提出斯文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的价值判断（《宋史》卷319），在明清大儒如顾炎武等人的思想中烙有明显印记。近代王国维针对时人在书画方面的流弊，感慨“一艺之微，而风俗之盛衰见焉”。
由此可见，本书以文化视角考究书法本体，是基于对历史的充分认知。作者认为“书迹的可贵不仅在于笔画工拙，更重要是因为书者而存在的人文道德价值”。这一看法符合历史事实。苏轼书名甚高，但本书对其书法不置一词，世人推崇苏书，主要在于东坡器识、议论、文章、政事皆具“特立之志”和“迈往之气”。同样，朱熹称赞“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也是出于对忠贤流落的追想。在作者看来，宋高宗对《兰亭》心摹手追，不仅是着眼于审美，更有回归传统、追寻法统的现实意义。
言必有据的学术规范
本书作者没有以现有的艺术理论概念来阐释书法，而是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秉持“以书法作品结合文献数据进行分析”的原则，通过严谨细致地考辨，得出可信结论。行文谨守“言必有据”的学术规范。
全书注释有876条，征引的文献数量也很惊人。另附相关书法作品310幅。这些作品在佐证论文观点的同时，还能让读者欣赏书法之美。比如，通过《嘉祐二体石经》拓本图片，读者可以明白，刊刻石经是中国古代传播儒家经典的重要方式。嘉祐石经与之前的熹平、正始、开成石经一脉相承，与之后的宋高宗御书石经一样，都有重大的传播意义。同样，读者可以通过《南浦帖》来领略苏舜钦草书风范，感受北宋前期狂草“守法”与后期“尚意”的不同之处。岳飞因精忠报国名垂青史，人们往往容易把“浩荡感激”“奔蛇走虺”的大草风格与其英雄气概联系起来。但通过书中提供的岳飞尺牍拓本来看，读者更倾向于认同作者“岳飞素来景仰苏轼书法，而学习苏书”的观点。从《赐岳飞批札》中不仅能略窥高宗书风与《兰亭》的渊源关系，也可了解到宋金大战前夕，南宋如何调兵遣将合围来犯之敌。书中所附南宋吴说《尺牍》插页，笔迹虽不甚清晰，依然能体味到宋人书艺的精妙。
以小见大的治学路径
书法史往往以大师或大变化着手展开论述，但本书作者却从书法史中不太受人关注的“小处”入手。譬如：以欧阳询地位在两宋的升降来探讨“法”与“意”的关系，结合南宋姜夔、赵孟坚的书论，引出元代书法的复古现象，得出“中国艺术史中以回归传统来更新变革的模式”这一宏观看法。再如，在论及元代书法时，也是从人们易于忽略的篆隶入手，印证元代复古书风并非局限于真行草，而是涵盖五体。论及明代，同样不以董其昌、文徵明、祝允明等大家之作入手，而是选取王宠通篇仅有68字的《借券》展开讨论。发现王宠书法带有浓厚的“晋韵”，并论述他的学养、人品及操守，由此得出“书以人传”的判断。对于同行学者以借债为证，认为王宠一生“贫贱而不得志”，作者不甚同意这一看法，并从王宠家世及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推敲”，发现举债乃当时苏州文人的生活方式，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皆不曾例外。由借据论及时代风气，虽然点到即止，但这种以小见大、抽丝剥茧的学术思维，给人启发良多。
该书简洁平实的语言给读者带来亲切感，精微的论述，体现着作者的深厚学养。比如在第三篇文章中，论及东汉陈遵所作尺牍为人珍藏是因为“文辞与书法俱佳”，这种说法就比唐人张怀瓘仅据“善书”二字就得出“此其创开隶书之善”的结论更为严谨。在《钱坫书法四论》中，作者通过文献及传世书迹交互验证，准确推定嘉庆五年（1800年）是钱坫左手作篆的时间界限，令人信服。在作者看来，邓石如书名超越钱坫的关键，在于其弟子包世臣的极力传扬。作者引用近代学者张原炜、张舜徽等人对钱坫、邓石如的评判，以说明书法背后的学术支撑价值远大于单纯的技艺。
总之，《从兰亭到钟鼎——中国书法史探微》一书，不仅是莫家良教授书学研究成果的精选，也体现了他在书法史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方法——作品为本，文献考据与作品相结合。书中的13篇论文，不仅发掘了古代书家在书体、风格中展现的艺术趣味，亦对不同时代文人书家的创作心态和审美取向做出了客观而深刻的论述。读者可从一个个案例中，了解不同时段书法史发展的种种细节，领悟书中所说“中国书法不是纯粹讲究形式美的艺术，欣赏书法亦不仅是个人的审美活动”这一深刻的文化思考。
（作者：刘小龙，系榆林学院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