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著书者说】  

“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是德国人，而“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马克思语）。如果说近代以来，英国人贡献的是工业革命，法国人贡献的是政治革命，那么，德国人贡献的就是哲学革命。在德国，社会变革首先表现为理论解放、哲学革命，马克思所走的道路就是一条典型的德国人的道路。具体而言，马克思不是直接从现实出发去解答时代课题，而是通过哲学批判返归现实解答时代课题：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1845年的“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1846年的“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这一系列哲学批判使马克思对时代课题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对哲学本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每一步都是通过哲学批判实现的。由此，我想起了阿尔都塞的名言：“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最初对马克思哲学有所了解是在1977年，那一年，我考入安徽大学哲学系，在四年的本科学习过程中，我“跟着感觉走，牵着梦的手”，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此后，无论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我的专业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77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如果把我四十多年来哲学研究的特点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重读马克思”。《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第五版）集中体现了我重读马克思的所思、所感、所得。

一种创造性的哲学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马克思的哲学，从马克思哲学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延伸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然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再延伸到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从哲学批判又拓展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最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始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首先就应追溯到马克思的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又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时、何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深化、发展了，在何时、何处以及在何种程度被误解甚至曲解了；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背景中去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新唯物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及其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知晓马克思哲学的时代局限，同时，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语）。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特别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分析资本主义、从外部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的产物，同时，又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相结合的产物；苏联马克思主义则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者在社会主义内部研究社会主义、从外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又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在我看来，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苏联马克思主义，都从各自的立场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的某些原则，同时又忽视或放弃了马克思哲学的某些原则，从而使马克思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变形”。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两个基本的历史形态，因此，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于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规律，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和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双重批判的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本质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又内含并贯穿着哲学批判，它所揭示的被物与物关系所掩蔽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它所揭示的资本，是独特的社会存在，是现代社会的根本规定、建构原则和基本建制，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同时，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双重批判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哲学，又深度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并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吸收和深化，从一个侧面彰显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当代意义。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传，而哲学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哲学。

回到马克思的“巨像”前

  在这样一个“重读”的过程中，我的面前便矗立起一座巨大的思想英雄雕像群，我的脑海里便映现出作为哲学家和革命家的马克思，我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哲学不是“启示录”，而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理解现实问题提供“全能的解释”，而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的见解和方法结合在一起永久地改变了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海尔布隆纳语）。《为马克思辩护》第五版就是我对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集中体现和理论结晶，它力图阐明马克思哲学具有以下特征：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理论特征是科学体系和价值形态、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高度统一，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理论目标是改变世界，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语）。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哲学对人类解放所作出的庄严的“本体论承诺”。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马克思的巨像之前，真正体会到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新唯物主义哲学。用辛弃疾的词来说，那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马克思通过将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方式吸引读者，然后将这些表象追溯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从而展现它们最终的实践意义。从哲学的角度阅读马克思，就是要恢复这一层意义”，奥斯本的这一见解正确而深刻。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重读、重释，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任何一种重读、重释，都既要回到历史语境，又要以现实实践为出发点。“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马克思语）哲学文本的重读和思想史的重释同样如此。所以，我力图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成果为基础重读马克思，并在《为马克思辩护》第五版中重释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重释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被忽视、被遗忘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重释马克思有所论述但未充分展开、同时又深度契合当代世界重大问题的观点。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些观点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能充分显示出这些观点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促使人们“重读”。一部哲学史就是后人不断“重读”前人的历史。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历史已经证明，每当世界出现重大社会问题、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时，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求助马克思”（海尔布隆纳语）。正因为如此，德里达发出这样的感叹：“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

  为马克思“辩护”的起因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使马克思主义被重新审视，尤其是一些原来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教条主义者的人，纷纷指责马克思主义，以一个跪倒在“上帝”面前忏悔的罪人姿态指责马克思主义；同时，还有一些人固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遥远的救世主”的身份指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纪之交的思想论争中，马克思的形象被随意涂抹、思想被随意解读，而马克思本人又“缺席”这场“审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不能不为“缺席”的马克思“辩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的“辩护”又是以对马克思哲学的新解读作为“辩护词”的。所以，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五版仍然定名为“为马克思辩护”。

  我并不认为我对马克思哲学的新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阐释完全恢复了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因为我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我的新解读、新阐释受到我本人人生经历、哲学修养的制约，受到我的既定“认知图式”的制约，因而也深知《为马克思辩护》第五版的全部缺陷。但是，我又不能不指出，《为马克思辩护》第五版是我从文本、理论、历史、实践四个维度重读马克思的诚实记录，是我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哲学深处的心灵写照。

  杜威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即“思维尤其是一种艺术，而作为思维产物的知识和命题，也跟雕像和交响乐一样，乃是艺术作品”。我对杜威的这一观点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在我看来，科学思维不同于艺术创作，科学思维追求的是客观性，科学命题反映的是对象本身的规律性，展现的是真理的世界；艺术创作追求的是形象塑造，艺术作品是人的情感的形象化，展现的是审美的世界。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艺术形象，马克思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因此，“一千个读者”的心中可能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真实的马克思只有一个，那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本来面目”的马克思哲学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理论主题，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内涵，同时，又凝聚着一种价值诉求的科学体系和价值观念高度统一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哲学依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依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唐代诗人虞世南的诗句：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作者：杨耕，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