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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在上个月刚落下帷幕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以及“认同与民主”这两个被称为极右翼的党团席位较之以往有明显增长，前者从69席增加到72席，后者从49席增加到58席，创下历史最好成绩。目前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极右翼政党已经在包括意大利、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等国的全国性政府中，以或参与或支持执政党联盟的方式，扮演了重要角色。
走上前台
在瑞典，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成为瑞典议会的第二大党；在荷兰，维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已成为下议院第一大党；在德国，选择党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德国各党中得票率第二的成绩，甚至高于德国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而在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极右翼的弗拉芒利益党和新弗拉芒联盟党也成为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第一和第三大党。可以说，极右翼政党已经活跃在欧盟半数以上国家的政治前台了。
与之相对的是，在刚刚结束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工党以保守党的三倍席次胜出。该党提出将向相对温和的传统左翼路线回归，更加关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英国政局在表面的稳健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左右分化迹象。法国的情况则颇具戏剧性。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的席位是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的两倍多，引发国内外震动，这迫使马克龙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虽然此举成功阻击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但也使法国出现没有任何一党占绝对多数的“悬浮议会”局面。
并非偶然
无论是极右翼政党，还是此前代表中下层利益的极左翼政党，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和西班牙“我们能”党，都提出了一系列传统主流政党未能覆盖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主张，在短时间内收获了大量的民众支持。因而，也有论者以“民粹主义”一词对“极左”“极右”政党等同视之，声称它们是对传统主流政党精英和代议制民主的共同威胁。事实上，这些团体纷纷获得民众支持绝非偶然现象，而是一段时间以来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一是移民问题。欧洲移民问题的产生，既来自美欧缓解中东战争困局的考量，也来自欧盟对廉价劳动力的需要。在欧洲多元主义价值形塑下，对少数族裔的包容与开放也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和精英共识。然而，边境的开放和移民的涌入却带来了诸如犯罪、族裔冲突等新的社会问题，使欧洲民众的生活饱受冲击。而那些被视为极右翼的政党，正是利用了普通民众的抱怨情绪，以反对非法移民为口号，吸引了众多支持者。在荷兰，新的组阁协议中，已经将提升移民入籍门槛、减少和降低国际学生数量等条款纳入其中。在德国，选择党提出“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的口号，并提倡在国境线进行人口流动抽查的相关政策。这些极右翼政党裹挟民意，煽动仇外情绪，使得主流的中右政党若想与之竞争，不得不作出回应，而这必然会使欧盟既有的移民政策受到影响。
二是气候问题。一直以来，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问题都是欧洲主流政治力量的共识。但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欧洲地区的石油、天然气供应受到影响，能源价格上涨带动通货膨胀，这不仅拖累了原本就不景气的欧洲经济，更使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雪上加霜。对此，欧洲的精英政客非但不主张立即停战，反而时刻顾及美国和北约的看法，致使俄乌冲突旷日持久，最终只能让普通民众偿付代价。不仅如此，倡导绿色政治的欧盟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出台的相关政策，还提高了欧洲各地农民的经营成本。为推进新一轮能源转型，那些本就身处经济发展边缘地带的民众也成了利益被剥夺者。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正是迎合了这部分选民的情绪，将气候议题政治化，质疑欧盟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既定路线，并获取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上述情况在此次欧洲大选结果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与极右翼政党议席数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党团从原来的72席下跌到了58席。
三是经济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溢出效应，加速了欧洲的社会分裂和结构转型。金融垄断资本主导下的欧洲新自由主义政权，因为“公共职能空心化”而无力应对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社会衰退，原本用于公共开支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在遭受私有化的蚕食，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而那些以代表工人阶级起家的中左政党，则在向“全民党”的转型过程中，逐渐放弃阶级议题，不断呼应新社会运动以来身份政治的议题需要，日渐成为民主制度下精英政客们的选举机器。极右翼政党正是利用未被充分代表的普通民众对社会的不满，聚合弱势群体、下层选民和极端主义团体对主流政党日益中间化和意识形态模糊化的反叛，通过魅力型领袖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重申本国利益优先的保护主义立场，质疑欧洲一体化的共同市场政策。这些不断右转的趋势都给欧洲的未来带来巨大考验。
仍需观察
必须承认这类政党的口号和主张的确获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相比于传统主流政党用“政治正确”塑造议程，并在选举逻辑的路径依赖下日益走向精英化和小圈子化，这类政党在对欧洲社会症结的描述和民众情绪的反映上，则是相对完整而真实的，也揭开了不少传统主流政党漂亮口号下被掩盖和文饰的内容。
但是，依靠单一议题短期凝聚民意是一回事，整合不同议题、提出自洽完整的政治纲领又是另一回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少政党主要是在移民问题、气候问题和经济一体化等有限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传统主流政党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对于欧洲多年来实践新自由主义经济所造成的困局，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欧洲战略自主性的束缚和干涉，以及欧洲社会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代表性缺失问题，他们却难有完整而深入的论述。这就使得对于个别问题的表面描述，仅仅停留于一种鼓动“群众斗群众”的话术，而缺少真正进步的民主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欧洲极右翼政党会不会通过群众运动、协商民主和直接民主，克服选举民主间隔时间长、代表性不足、选择有限、易被操纵等问题，提升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切实改善大多数民众所关心的民生问题，仍有待后续观察。
（作者：马嘉鸿，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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