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彬礼乐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华夏文明作为礼乐文明的美学意义。不同于古代希腊的城邦文明和现代西方的宗教文明，中华礼乐文明参照天地自然之节律，予以适宜的修饰，而形成辉煌灿烂的文明体。它的美不在于人为的创造，也不在于神恩的赐予，而在于返璞归自然。

  传说远古帝王太昊伏羲氏仰观天文，看到日月交替，阴阳氤氲，自然成象；俯察地理，看到山河壮丽，草木繁茂，鸟兽栖息。伏羲氏有所感悟，根据天地自然的这些纹理画出八卦，并由此确定了最初的婚姻制度，还发明了瑟，这就是“礼乐”的发明，也是文明的开端。文明之美，在于它最有序地反映了自然之美，自然能有多美，人类文明就可以有多美。

礼乐文化中的自然诗性

  民国时期，冯友兰、李安宅等曾把礼乐文明称为“诗”的文明，认为其中渗透着浓重的诗歌美学。之所以用“诗”来理解礼乐文明，是为了区别于现代西方文明中笼罩性的宗教精神。宗教精神强调的是神的创造和超越，特别是把自然视为需要被超越和改造的。但中华文明不同，它不仅将自然视为文明的起点，而且当作文明的目的。人类文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超越和改造自然，而是回归自然。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本特征和美学境界：以文明与自然的和谐为最高标准。

  《论语·雍也》中记录了孔子非常著名的一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所说的“质”，指的就是自然，“文”指的就是人类文明的各种创造，包括文字、文章、文化、制度等。

  如何理解文和质的关系？比如一块石头，这块石头的总体就是质，石头上的纹路就是文，皇侃注《论语》时以“实”解“质”，“质实”就是万物自然而然的状态。我们要对这块粗朴的顽石进行加工，就要找到内在于质实的纹路，按照它来切割打磨，最终把石头雕琢成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中国人喜欢用玉石来代表君子之德，因为玉既有美好光滑的材质属性，又有极其细密的纹理特征。

  中国人理解的文明，就是在自然的质地中发现纹路，然后按照这纹路进行文饰，使它更加华美有序。虽然经过文饰后的玉石更美了，但它仍然是一块石头，那些文饰并没有改变石头的质实，也不应该破坏自然，只是对它加以文饰雕琢。文明的意义，就在于文饰和加工粗朴的质实，但并不破坏自然。这个原则当然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标准：自然是最高的美，人类的一切创造，最终都是要回到自然才有意义。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

  《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讲的就是礼乐制度和天地自然的关系。天地自然是有“节”有“和”的，“节”强调的是差别，“和”强调的是和谐。比如春夏秋冬四时，会有冷暖寒暑的不同，这就是节。中国的历法制度产生很早，春秋战国时已经有了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就是为了尽可能细致地理解天地的节律。所以人类的礼制也特别强调节，也就是差异与秩序。

  但天地之节并不是绝对的，所有的差异最终还要统合为一，《易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春夏秋冬的差异，最终落实为各种生命的生长收藏，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之大之美，就在于四时代序与万物生长的统一，即节与和的统一。

  所以，人类的制度也不能仅仅强调秩序，还必须把所有这些秩序统合起来，讲“和”，也就是要有利于礼乐制度下自然生命的展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制度，就是人类以文明的方式对自然世界的诠释，因而礼乐文明也要以激发人们的生命活力为最终目的。

  中国古人认为，春夏秋冬的运转是天地生生大德最重要的体现方式，所以礼乐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参照四时运行，《礼记·月令》篇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这个原则的使用。唐玄宗时期在礼乐制度上有过很大的创新，其中一点就是把本来是第四篇的《月令》改成《礼记》的第一篇，以强调它的特殊地位。

  从礼乐文明的角度看，时令不仅构成了农作物生长的节律，更是生命展开的节律。所以，音律的十二律与十二月是一一对应的。天子的明堂也分为四部分，分别对应东南西北四方，每部分三个小室，每个室对应一个月，每个月要使用不同的宫室，以与天地之序相合。

  每年冬至日，是阳气初生的时候，一年复始，万象更新。在这一天，天子要在都城的南郊主持盛大的祭天仪式，称为郊天礼，这是所有祭礼当中最隆重的一种。每朝建国，首先确定的就是自己的郊天礼制度，这往往决定了这一朝代的基本品格。

  天地运行的阴阳变易，是人类所能观察到的最重要的自然节律，也是宇宙乾坤之大美的几种体现。人类的礼乐制度，需要按照这种节律来安排，而不能超越或违背自然，否则必将遭到惩罚。礼所反映的天地之节，和乐所反映的天地之和，是文明之美的无尽源泉。所以在根本上，礼乐文明之美仍然来自天地乾坤之美。

中道之美：礼乐文化的核心精神

  正是因为基于自然，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是中道，或曰中庸、中和，这是文质彬彬的最高境界。对中道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以为它就是折中主义。中道，并非无原则的求中，它包含两个方面。每个人最终都要完成对自我的完善，“我”就是每个人的“中”。要完善自我，就要在自然与文明之间求得一个适中的尺度。中道不是机械地各居一半，宋代和明代人常将文质彬彬理解为“文三质七”，因为他们意识到，在自然之质和文明之文当中，应该以自然为主。考虑到这两个方面，使文明的生活能够最好地实现性命自然，这就是中道。中道，是中国思想中辩证精神的所在。

  中道不仅是礼乐之美的终极体现，也在各个领域有所体现。比如中医讲阴阳辩证、君臣佐使；武术讲究“守中用中，以应无穷”；绘画的原则是“绘事后素”；音乐也不是以最高亢的声音为上品，而是以至善至美的中和韶乐为大雅。

  “中”，本来是一个方位概念。简单说来，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中位。我正午之时面对太阳站立，左面就是东，前面是南，右面是西，背后是北，我就处在东南西北的正中间，这就是最原始的中。每个人处在一个中位，在他生命的动态展开过程中守住这个中位，也就是在恰当的时间做最恰当的事情，这叫作“时中”。

  虽然中道落实在每个自我身上，但任何一个自我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处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要做到时中，一方面要做好内在的修身，另一方面要充分理解所在的这个社会共同体，洞察自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既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又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时中，成就君子人格之美。

  礼学中对人伦关系的重视，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道”的精神。人类文明有比较明确的婚姻制度，因而也就能使子女明确谁是父母，谁是同父母的兄弟姊妹，为这些自然关系赋予文明意义，而不像动物种群那样仅有自然本能的归属感。然后从这种家庭关系扩展到更大的家族，再由不同的家族组成国家，甚至由不同的国家推展到全天下。

  处理人伦关系主要有两条基本原则：亲亲和尊尊。在家里，应该以亲亲为主，在家外，应该以尊尊为主。进一步讲，亲亲就是自然之质，尊尊就是文明之文。比如对待父母，我就应该以亲亲原则为主，对他们要尊敬，但是不必太拘泥，这叫“父党无容”，我对父母的尊重基于自然亲情，因而可以比较随意，不用处处都那么严肃认真。孟子甚至还说，对父母的怨慕，也是正当的，因为这来自自然的亲子之情。

  天地自然之美，是礼仪之美的根本来源，但人类毕竟生活在文明社会，又必须努力维护文明秩序。古代礼学中亲亲与尊尊原则之间的平衡，其实就是自然原则和文明原则的平衡。文明基于自然的生命力，人类自然必须在文明秩序中才能成就。能够平衡自然与文明，正是礼乐精神的中道之美。

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仪

  以上所说的礼乐之美，体现在各种具体的礼制当中。《周礼》将礼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大类，《仪礼》和《礼记》则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为八种最重要的礼。随着《周礼》地位的上升，从唐代开始，五礼成为国家礼典的基本结构。每一种礼都深刻体现着礼序天地、乐和乾坤的中道精神。

  《周礼》中说：“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吉礼所指大多是祭祀，是最重要的一种礼。祭祀的对象有三大类：天神、地祇、人鬼。天坛祈年殿是每年由皇帝亲自祭天祈谷的地方；圜丘是郊祀昊天上帝的场所。这两个礼制建筑都体现了中国建筑的美学精神，其基本要素都是代表混沦之天的圆形。

  地祇也是指自然神，是和地理现象相关的自然神，比如名山大川、社稷城隍。社稷坛的五色土，象征天下五方。社稷，不仅代表国家的命脉所系，同时也展现了五方四时的大一统之美。

  人死为鬼，中国传统文化对鬼的态度不仅是畏惧，更多是有着丰富美学内涵的鬼趣，延展成文明史中的敬畏感与亲切感。人鬼之祭不仅包括对历代祖先的祭祀，更包含了对历代圣贤、英雄烈士的永久纪念。

  丧礼与祭礼常常并称，甚至被混淆。但祭礼是吉礼，丧礼是凶礼，二者的性质截然相反，犹如阴阳之相反相成。亲人去世，所有殡殓、丧葬之礼，都属于凶礼，以哀戚为主。但是在丧礼结束之后，死者就成了祖先，进入历史，对祖先的所有纪念和祭祀都已经属于吉礼的范畴，它的主题是敬，而不再是哀。

  《周礼》：“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凶礼以丧礼为主，但不只是丧礼，还包括针对灾荒、瘟疫、战败等负面事件的礼，形式上都与丧礼类似，以尽可能自然的方式表达哀痛之情，以面对和化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负面事件。

  宾礼，顾名思义，就是宾客之间的往来之礼。《周礼》中说：“以宾礼亲邦国。”在古代，宾礼既包括天子、诸侯之间的朝聘问候之礼，又包括个人间的来往、问候之礼。所谓“礼尚往来”，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之间，最重要的是表达对彼此的敬意，互相尊重而又不谄媚，谦抑自身但不失尊严。

  在古代，凡是和军队与战争相关的制度规定，都可纳入军礼的范围，包括军制、出师、阅兵、车战、田猎、马政等。《周礼》中说：“以军礼同邦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思想家很早就意识到了战争在一定范围内的不可避免，并发展出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观念和思想。西方思想中的战争，往往被当作国家形成的必要手段。但孔子说“止戈为武”，只有以终止战争和预防战争为目的，战争才有正面意义。

  嘉礼，是范围最广且与一般民众最相关的一类礼。《周礼》中说：“以嘉礼亲万民。”冠、婚、饮食、庆贺以及一般人之间的各种交往之礼，均在嘉礼的范围之内。宋代以后，随着平民社会的兴起和礼制下移，嘉礼尤其受到重视。

  冠礼就是成人礼。古代孩童的头饰比较随意，成人男子都要有冠，女子都要有笄，加上冠和笄就算成人了。冠礼之后，即可成婚。婚礼，本来称为“昏礼”，因为大多是黄昏时举行的。冠、婚二礼，共同被视为人道之始，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礼仪。

  关于饮食之礼，传统礼学当中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讨论。比如在《论语·乡党》中，孔子饮食的许多细节得到了呈现。在《礼记》第一篇《曲礼》中，更是谈到了与人吃饭时的各种细节。比如，在别人请客时不能“啮骨”，即不能使劲啃骨头上的肉，显得很贪婪；不能“反鱼肉”，即夹起来的鱼肉不能再放回盘子里去。这些细节的规定，其统一原则仍然是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

  此外，乡饮酒是地方社会重要的一种礼。《仪礼》中的《乡饮酒礼》本是地方官吏选出贤能之士献给诸侯，与之饮酒的礼。但其他许多场合下，乡中贤者的饮酒，往往也称为“乡饮酒”，特别是乡射礼中，在射箭之前，先要举行乡饮酒礼。可见，乡饮酒礼是和睦地方社会、整齐地方秩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礼。

  “赫赫三百，威仪三千”，巨细靡遗的礼制构成了礼乐文明的制度架构。每个时代，每个场合，甚至每个人，究竟怎样最恰当地行礼，都是不一样的。正是这种动态的时中之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所以，今天对礼乐之美的继承并不是对具体礼制的继承，而是对礼乐精神的继承。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彬彬礼乐之美，既在于天地万物之雍容自然，亦在于文明创造的巧夺天工。人类文明之美，归根结底来自自然天道；而天地自然之美，也只有通过人类文明的创造才能体现出来。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正是建基于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才能永远充满活力和朝气，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一切都是活泼泼的。《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不断吐故纳新，正在于此。这也是我们在现代文明中继承礼乐文明的根本所在。

  （作者：吴 飞，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比较哲学视野下的性命论哲学研究”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本文完整版收录于《中国文化之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中信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