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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历史室主任助理李勉:
今年是我做编辑的第十年。我是学历史的，择业时首先考虑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于是选择了我向往的中华书局。
在实际工作中，我认为经济指标的考核与我们出版优质古籍整理作品的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古籍整理出版的生产周期非常长，一部20万字的古籍，从约稿到作者整理，再到进入出版流程，完成出书，所耗时间多在三五年之上。我责编的《辽史补注》，整理者陈述先生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最终成书200多万字，但直到他去世后，又过了20多年才最终出版；《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项目，是以图录为主，共35大册，几十人的团队共同整理，也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像这样专业、冷门的图书，部头大、周期长，成本高、印量少，需要出版社持续投入人力物力，但市场回报并不高，如果没有出版基金、古籍补贴的支持，几乎不可能出版。
经常听老编辑说，以前一年可能编一本书，上午编书，下午治学。中华书局的“学者型编辑”前辈们都是业界楷模，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经典的古籍整理作品。百年老社承担着传承文化的重要使命，作为一名古籍编辑，我希望能有更宽松的环境，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资金支持，用来打磨精品。
商务印书馆学术编辑中心主任李婷婷:
我从事出版业已近九年了，专业是科学技术哲学，毕业后曾经在长沙的一所高校任职，2015年换工作时，得知商务印书馆在招聘。对于从事人文社科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商务印书馆的学术出版无疑是令人向往的，尤其在哲学方面，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以及多套丛书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当时想，能脱离琐碎的学术研究，到商务印书馆这样的老字号，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简直太美好了。
随着这些年市场的变化，我们也感到了压力。对于有人提出的扶持百年老店的说法，我觉得倒是不用。图书是有价值的商品，就应该具有让人们愿意交换的属性，文化商品也是商品，自身可持续发展是基本要求。
但百年老社也许可以在精神上“养一养”，在判断做哪些事情是真正有价值、有益于人的身心和长远发展的方面要定住心神，长养浩然之气。这需要多方的努力，既需要出版社保持定力，也需要读者、管理和评价机构，甚至渠道，为文化事业的长久发展保留一些空间。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葛云波:
我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已经二十四年了。曾参与过不少出版项目，包括冯至先生的《杜甫传》，至今发行量79万册；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共有约70种，总发行量44万册；全十二册的《杜甫全集校注》，发行10200册，等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的第一家国家级文学出版社。在这里，我可以一边出书，一边做研究。
古籍整理耗时极长，但相对于当代文学作品而言，古典文学作品发行不是那么容易，社会效益很高，但是经济效益不容易显现。曾经有领导想过，分一部分人出来专门编书稿，不搞创收。但是，给多少工资？谁愿意干这项工作？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最终无法实施。
尽管困难很多，但我依然不认为老字号应该被“养”起来。被保护得太好，生存能力就会减弱。我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是有自驱力的，不应该让这种自驱力被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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