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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围绕文化传承发展这一主题，持续策划开展系列宣讲。本场讲坛来到陕西省榆林市图书馆，讲述石峁遗址的发现过程与重要意义，感悟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石峁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都邑性遗址，2021年入选“2010—2020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被学界誉为“石破天惊”的发现。我认为，“石破天惊”不仅是“惊”于罕见的超大规模石构建筑，更“惊”于其完好保存现状和复杂形制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现象超出了此前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高度。
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晋陕高原
石峁遗址所处的晋陕高原区域极为复杂且重要。从地理位置上讲，它处于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分界区域。400毫米等降水线在地理学上是极为重要的指标，是半干旱、半湿润的分界线，季风区、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和畜牧文明的分界线，也是自然景观的分界线。石峁遗址地处明长城沿线上“36营堡”之一的高家堡镇北侧、秃尾河与永利河交汇处的台塬之上，以多蚀山丘、沙漠滩地为主，总体海拔在1100米~1300米左右。这里自战国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北方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往复争夺的区域。
从年代上讲，石峁遗址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代形成的关键节点上，距今4000年左右，这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节点。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发现，在距今5300年~3600年前后，榆林地区史前人类的分布密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榆林地区有13000多处古代遗址，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有4000多处。
在距今5500年到3800年，遗址普遍规模不大，面积约在1万平方米到30万平方米之间。距今5000年前后，当地聚落形态比较简单，遗址旁边没有设防，没有挖壕沟，说明聚落的等级差异不大；居民居住形态以窑洞房子为主，也没有占卜祭祀以及宗教活动。进入距今4800年到4300年的阶段，人类对生产生活资源的竞争开始凸显，这一时期当地聚落规模虽然很小，占地仅有两三万平方米，但它的平面规划和布局却井然有序，出现了成组分布的排屋，展现出浓厚的家庭观念。到了距今4300年到38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一些遗址已经开始设置围沟或石墙等防御设施，在都邑周边构建石围墙，如果没有石头就朝下挖比较宽的壕沟，形成自然防御体系。同时，遗址出现了公共设施，除了家庭单元以外，祭坛、公共活动场所等体现公共权力的迹象集中出现。
总体来说，距今5000年前后，晋陕高原北端的河套区域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兴盛之后，或许是受到瘟疫类因素的影响，在仰韶晚期以后的近五百年里区域人口规模日益缩减，遗址数量及规模急遽衰退。直至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段（龙山时代），才又出现了遗址数量剧增、人口膨胀的显著态势。与此同时，聚落规模差异加剧，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在经历了财富集中，高等级聚落、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涌现的过程之后，聚落间防御需求日趋强烈，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中大型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常态化的祭祀、占卜等宗教仪式活动成为凝聚聚落人群、政治集中化和社会阶序化的核心手段。其中石峁遗址是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城址结构最复杂的遗址。
石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1958年冬，在陕西省第一次文物普查中，石峁遗址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2010年，我们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要求对石峁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2012年初，经过系统考古调查，石峁遗址的三重结构基本确认——以皇城台为中心，由内至外分别是内城、外城。石峁城外有哨所等城防设施，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又经过十余年庖丁解牛式的解读，石峁遗址的格局和性质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们最先发掘的是后来被称为外城东南区的地方，这一区域包含南墩台、北墩台、角台、马面和瓮城等遗迹。就功能和形制来说，当时的石峁城址已经基本具备了历史时期大型城址的必备要素。外城城墙的角台和城外的哨所相呼应，城中各部分设施相互连接，印证了石峁城址在规划和设计理念上的连贯性和科学性，彰显出设计师的整体建设理念。
石峁的瓮城包括外瓮城和内瓮城两部分。瓮城是古代城市的一种主要防御设施，控制城内外的交通，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可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阻滞敌军靠近，使城内空间更加安全。石峁的瓮城从功能上看，具备了早期瓮城的主要特征。另外，城址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防御性设施——马面。马面是城墙上凸起的方形墩台设施，让城墙上的守卫士兵可以实现火力交织，构成三面防御力量，有效提升城址的防御能力。一般认为瓮城于汉唐时期出现，到宋代的扬州城，内、外瓮城才成为制度。石峁的这些考古发现，将瓮城、马面等城防设施的出现年代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
外城东门址是石峁城的制高点，可以把内外城和核心区域一览无余。它是一个结构极为复杂的城门，是包括西亚早期文明在内已知的结构最复杂、面积最大的一处城门遗迹。外城东门发现了两类特殊现象。其一，所谓“藏玉于墙”。玉器自古以来就是十分珍贵的物品，多数形制与生产工具相类的玉器，本质上并不是普通意义的生产工具。考古发现表明，石峁城门建造过程中，有很多玉器被有意地放在墙体里。君子比德于玉，玉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和美好寓意的物件。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反复出现“琼楼玉宇、玉门瑶台”的概念。根据文献记载，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曾仿照神仙待遇“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由此推测，这类所谓“琼楼玉宇”式的建筑是被神话再造的结果，根源在于以玉石为圣物的信仰和观念。如果这一认识不错，那么石峁外城东门址就不仅是一个建筑结构复杂、体量庞大的实体屏障，更是符合“用玉辟邪”理念的巨大精神屏障。石峁统治者以玉事神，祈求风调雨顺，展示出对神明恐惧、崇拜和敬仰的复杂感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玉器应是石峁集团给祖先神灵的奉献物，不排除来自石峁中下层聚落社会。其二，当时有大量的人被暴力杀掉，埋在石峁东门地基之下。这些人年龄在10～20岁左右。根据DNA检测和锶同位素分析，同时考察其体貌特征，这批被杀的人和石峁城址内墓葬中人、生活先民并非同一来源，推测他们很可能来自东北方向的石峁敌对势力。
内城核心区域是中上层社会生活的主要区域。大量石墙蜿蜒曲折、随山走势，构成了比较封闭的空间。内城存在很多小的血亲单元，在一处被称作韩家圪旦的遗址内，发现了成排的窑洞式房屋和墓葬，揭示了石峁普通人群生与死的境遇。他们居住的是一室一厅的窑洞房子，后面是白灰面的窑洞，前面是一个类似客厅的开放空间。他们在地上铺石灰用于防潮和提升美观度。石峁人死后就近葬入专门的墓葬区。我们在内城中还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旁边两位殉葬者卑躬屈膝面朝墓主，这是当时石峁中上层社会人群的核心葬仪。考古发现，距今4000年前，石峁集团所在河套地区的丧葬习俗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府谷寨山等处我们也发现过类似葬仪。丧葬习俗的一致性很可能代表着同一个根深蒂固的族群认同观念。
皇城台的发掘是这几年工作的重点，它是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宫城区域，是石峁遗址16个相对独立的地貌单元里最为平整的一个。皇城台被内、外城两重包围，台顶面积大致是8万平方米，台底占地24万～25万平方米，呈巍峨壮观的金字塔状结构。皇城台门址结构与外城东门址相似，都拥有外墙、墩台、瓮城等建筑要素。从施工角度考察，当时工匠在建造皇城台的过程中，需要把山体削成台阶状，并从远处运来石头加工后垒砌出层层退台、高度达七八十米的护坡石墙，这一修葺城墙并保持其本体稳固的技术是建筑学史上的难题。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然是具备集约政治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能力的强大的国家行为。另外，从皇城台和石峁东门址的规划和建筑理念来看，石峁的王国是有总规划师和设计师的，他们在当时城址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在皇城台的护墙上，我们发现了一些“眼纹”图案以及孔洞，每一个孔洞之中都放置有一根木头，其下还有一块加护石板，这是石峁人建城之时有意设计的结构。这些孔洞里的木头成为推断皇城台修建年代的重要证据。如果这是一种建筑技术上的创举，它应该就是宋代《营造法式》里提到的“纴木”。植物考古学家鉴定表明，这类木头是一种侧柏，树龄多在百年以上，在建筑中的作用类似钢筋，有效分散了垂直向的力量，加固了墙体。
通过皇城台上的出土物，我们可以推测台上居住的人的身份与生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土了17000多枚骨针，有的比小号的钢针还细，尾孔仅仅能勉强穿过头发丝。除了成品骨针以外，还出土了数量庞大的半成品，包括作为加工原料的动物肋骨条、钻孔失败的残次品以及磨制时意外断掉的半成品等。与骨针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定体量的麻织物以及一些丝类物品。纺织工具和纺织品集中出现在宫城的这种情况，暗示着皇城台上存在着一个与纺织有关的作坊，台顶曾经生活着掌握纺织技术的手工业者。我们判断当时掌握这种核心生产技术的人与王、巫或者贵族具有同等的地位。同时，考虑到骨针等手工业产品数量明显超过了石峁古城生产生活所需，推测这类生产可能同时承担着石峁上层从周邻区域获取其他资源的交换功能。
皇城台上也发现了玉器，多是掌握占卜祭祀权力的阶层所用的礼仪用器，是服务上层社会的政治工具，也是石峁集团不同于其他小聚落的重要象征。石峁文化玉器的玉料主要以蛇纹石、透闪石为主。其中蛇纹石玉器多呈墨绿色和灰绿色，尤其以茶褐色带黑点为典型特征，在阳光的照射下透光部分显出浓烟色。从玉料来看，大部分玉器的玉料应来自甘青地区；从器型来看，这些玉器与良渚文化、齐家文化、海岱龙山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石峁展示文化交流汇聚融合的一条线索。另外，在石峁大型宫室建筑堆积物中，我们发现了用于铸造一种北方地区特有的青铜环首刀的石范。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青铜器在成为精美的祭祀礼器之前，曾经作为武器投入实战。石峁出现的这类简单原始武器，很可能证明了中国早期铜器自河西走廊经北方地区然后南下中原腹地的传播线路。由此来看，处在欧亚草原廊道南端的石峁遗址，是当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
石峁台顶的居民，是掌握了占卜技术的上层社会，是巫和王二位一体的角色。在皇城台的堆积里出土有一二百件卜骨，这是史前卜骨集中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些卜骨材质为羊或者鹿的肩胛骨，只灼不钻。推测石峁王国的次级聚落在遭遇部族首领有疾或自然灾害等不能破解的难题时，会转而诉求中心都邑——石峁的巫觋阶层，通过其占卜以祈求获得相应解释或福佑。
在皇城台顶部，有一座夯土筑芯、砌石包边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台基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规模宏大。其南护墙上发现有三十余件石雕，大部分出土于墙体的倒塌石块内，仍有部分镶嵌于墙面之上。这些石雕内容相当丰富，有些是叙事性的，刻有人面、神面或者兽面纹样，其制作工艺在艺术史上很少见，艺术水准非常高。关于“石峁石雕是抢来的还是自主产生的”这一问题，其实答案就在石雕上：这些显然是给建筑对象量身打造的拐角石。神面的形象为头顶冠、卷鼻、阔嘴獠牙，耳部有耳环类的东西，这是石峁最重要、出现最广泛的图案。我们推测这种图案代表着石峁人心目中的先祖或者是神的形象。考古发掘中，我们还看到了类似甲骨文“马”之类的象形文字图案。我们认为，石峁先民已懂得通过抽象图案来表达意思，其中一些图案还具备了简单的象形文字的结构，推测石峁人是有文字的。
皇城台顶还发现了大量的饮酒证据。通过对这些证据进行分析，判定石峁先民用曲子酿酒，酿酒的原料包含粟、小麦、水稻、百合等。大量的饮酒活动应该在距今4000年前后出现于皇城台顶，这说明饮酒成为当时石峁上层社会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营造黄土高原地区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介质。
另外，口簧的发现尤其值得一提。石峁口簧是在皇城台堆积第四层出土的，是世界范围内时间最早、结构最完整、特征最明确的簧。中国北方是世界口簧的发源地当无疑虑。现在《新华字典》中“簧”有两种解释，分别是“弹簧”和“笙中簧片”，并没有被定义为一种单独的乐器。石峁口簧的演奏方式是拉震，穿线拉动后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世界上许多地区发现过口簧，中国羌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很多民族，包括回族以及陕北吴旗的汉族也在拉奏这样的乐器。口簧的音律虽然没有那么复杂，但在音乐史上的意义非常重要。在皇城台上，口簧的声音可以营造出非常神秘的氛围，也可能与卜骨和饮酒共同作用，使人进入迷离状态。因此我们认为石峁不仅是一个王国，更是4000年前北方地区带有神秘宗教色彩和仪式色彩的“圣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我们通过植物考古、人骨锶同位素、DNA、建筑复原等方法，努力还原石峁这个4000年前的王国的诸多细节。
研究显示，4000年前石峁所在区域存在小片的树林、灌木丛，整个环境以草原为主。石峁先民以种植小米和谷子为主，此外当地还有部分水稻的遗存。他们懂得砍伐森林，除了作为建筑材料，还懂得利用新材质烧火取暖。石峁的经济类型是半农半牧形式，居民家养的动物是主要的肉食来源。石峁人已经驯化了猪、黄牛，可以通过家畜自给自足。石峁本地有比较丰富的石头资源，石峁人可以就近采集到层理结构非常好的砂岩——这是构建城址的重要资源。我们与墨尔本大学的研究人员复原了石峁城址结构，特别是皇城台的结构，发现这是当时亚洲地区所建结构最为复杂的建筑设施。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石峁城与两河流域的乌尔城址、恒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城址等在建筑结构上有很多共性。这种建筑理念上的趋同，或许暗示着文化的远程交流碰撞。
石峁与陶寺的关系
石峁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与晋南陶寺遗址存在密切关系。距今4000年前发生的降温事件，是考古学界广为人知的气候事件。因其降温幅度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被认为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许多地区（包括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文明消失的主要原因。我们推测，在4000年前后随着降温事件的发生，石峁人口很可能被迫迁徙。
他们迁徙去了何处？我们认为他们向南迁徙到了陶寺。
陶寺城址和石峁遗址虽相距数百公里，文化面貌上却显示出很多趋同性，两地出土了众多很相似的东西，比如口簧、陶铃等。陶寺文化的整体面貌与距离相对较近的二里头不同，却与相距较远的北方石峁文化极为相近。两个大型的都邑遗址在就地取材的原则下对城址建设所采用的材料虽然不同（一用土、一用石），但在城市的规划、结构、彩绘图案、祭祀、乐器等方面却显示出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承前启后”可以概括的，而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关系。有学者通过DNA研究揭示出，陶寺遗址中晚期，当地一些人是外地来的，或许正好印证了我们对于石峁当时人口流动的推测。距今4000年前后，华夏大地是满天星斗、万邦林立的社会格局，到夏代立国之后变成了月明星稀的格局。以石峁为代表的区域性政体从涓涓溪流汇聚成了江河大海。作为黄土高原北端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最大的都邑性城址，石峁很多制度性的因素都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石峁遗址的发现刷新了我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认识，并且改变了我们关于早期中国北方文明化程度的认识。
石峁的保护与利用
到目前为止，石峁考古发现仅仅揭开了冰山一角，400万平方米的面积，我们连一二百分之一都尚未完全揭露。石峁还留给我们众多谜题——石峁是谁的城？它可能与上古时期什么人或集团存在关系？有学者从地理历史和文献记载出发，认为石峁可能是黄帝部族的都邑。我们认为，现在把古史的传说和已有考古发现关联起来为时尚早，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发掘和科学研究的同时守护好、利用好、展示好石峁遗址，也是考古工作者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责任。石峁除个别区域进行了棚架式的保护展示外，大部分区域采用了世界通行的“边发掘，边修砌，边展示”保护原则，力求展示其使用时期的状态。2018年，皇城台附近建立了“石峁文物医院”，将文物保护实验室建立在发掘现场，安排文保人员长驻工地，全程参与考古发掘。这一举措可使脆弱文物第一时间得到整体提取，及时运回室内进行清理以及保护修复工作，并通过对各类遗存的观察、分析，进行相关研究，实现“精耕细作”的微观发掘。
在中央和省两级文物主管部门指导下，地方政府十分重视石峁遗址的考古、保护和管理工作，2015年成立副县级建制的神木县（市）石峁遗址管理处，与石峁考古队通力合作，共同担负起石峁遗址的相关文物工作。2016年陕西省政府颁布了《石峁遗址保护规划（2016—2030）》，为石峁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有效依据。2017年《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为遗址的保护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2019年5月9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将石峁遗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23年，石峁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同年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我们认识到，石峁考古的任务不仅是发掘、解读先祖留下的物质遗存和文化遗迹，同时要更多地关注和解决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中的实际问题，探索如何在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中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系统考虑发掘之后的遗产如何得以妥善保护，从智力和行动上支持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让“小众知识转化成大众文化”，让考古成果进一步惠及社会公众。
（光明网记者金凌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