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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1914—1996年）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同时也是别具风格的书画家。1927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北平左联，1937年5月在家乡河北蠡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冀中新世纪剧社社长，之后兼任冀中游击十一大队政委，并带领剧社成员赴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学习。1945年8月任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次年任县委副书记，1948年1月任中共武强县委副书记，1949年南下担任中共襄阳地委宣传部长，兼襄阳日报社社长。1952年任武汉日报社社长。1955年后历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协河北分会主席。1980年当选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后任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并且是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作品有《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和《翻身记事》等，作品共计200余万字。
梁斌的名字与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党史和新中国史深深联系在一起。他创作的诸多厚重饱满又不失生动活泼的长篇小说以及相关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话剧，通过冀中平原的风土人情、民俗民谚以及生活于此的人民的喜怒哀乐，讲述着我们这个东方大国20世纪改天换地的波澜壮阔的巨变。这些故事当然与梁斌本人的生活经历相关，但梁斌并不是仅仅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他身上有着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军人、艺术活动家以及小说家等多重身份的复杂缠绕。正是生活的历练，让这些身份水乳交融地汇聚在了梁斌的身上。
从地之子到知识者
梁斌1914年4月18日出生在河北省蠡县梁家庄，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亲身上带有的勤俭持家、温柔敦厚、心怀正义、粗犷豁达、坦荡磊落等农民性格，给梁斌进行了最初的英雄主义教育。从小他就亲近土地，热爱劳动，6岁开始就随着父兄下地劳作。在与劳动的最初接触里，梁斌没有从长辈身上看到劳役之苦，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本分，自己则是带着好奇的探索心态，因此对劳动产生了充沛的兴趣。劳动和写作对他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都是理解亲人、理解大地的方式，都是一种由于天生的好感而自然亲近的工作。
正是通过下地劳动，梁斌对家乡和时代有了最初的认识。当时的蠡县是重要的产棉区，有“金束鹿银蠡县”的称号，大量的农户将纺织作为耕种之余最重要的劳作。但是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无人在意民生，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筹内外事宜，于是原本就很脆弱的个体经济遭到了沉重打击。大批棉户随之破产，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加上自然灾害和苛捐杂税，让本不富裕的乡村生活雪上加霜。梁斌家也绝无可能在时代浪潮中幸免。即使家里曾经还有些许积蓄，但梁斌仍然留下了关于贫困的童年回忆，他说自己家的生活“并不比一般中农家好：经常是煮一大锅菜粥，一箅子窝窝头，半锅熬白菜。一年到头，逢年过节只吃几顿白面”。在他后来的小说中，能看到不少对吃食的描写，尽管食物非常单一，但却能使用有限的食材做出各种菜品，从中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乡人的浓浓温情。当时的梁斌自然不明白家乡经济衰败的诱因和根源，能做的只有寄予深切的同情。不过也正是这种深情，培养了日后他穷尽智慧探寻历史和社会运转规律的心理动机。
梁斌所在的家庭传承了千百年来传统农户“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有深入的劳动教育，一方面则是对学习知识的广泛共识。梁斌的亲戚中不少都有多年求学经历，有的甚至去了北京读书。平日上学，放假务农，早已成了不成文的家规，对待知识和对待农事都要一样认真仔细。这样的家庭环境，奠定了梁斌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
自从上学后，梁斌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就让接触他的老师都很喜欢他。他的聪慧也让学习变得轻松而快乐，对新旧教育同样充满了热情，甚至以时政为题写作文。考入县立高小后，每次考试梁斌都名列前茅，毕业考试更是获得了甲等第一名。更重要的是，年少的梁斌开始接触到了新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朱自清、冰心、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许地山乃至鲁迅，都进入了少年梁斌的视野，《东方杂志》《语丝》《创造月刊》等刊物令他爱不释手。当然有些作品还不是他这个年龄能完全理解的，不过新文学的种子已经种在了他的心里。
认识恩师、共产党员丁浩川之后，大大加速了梁斌思想转变的进程。丁浩川对革命文学特别是郭沫若的喜爱深刻影响了梁斌，他对郭沫若和蒋光慈的诗歌以及鲁迅小说的解读，让梁斌对文学愈发痴迷。而梁斌对读书的喜爱也让丁老师燃起更加高涨的教育热情，帮助他制定学习计划。此时的梁斌，认知水平已经超越了同龄人，也超越了同阶层人。他认识到身边不少农民距离真正的觉醒还很遥远，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还很低，基本处在长久以来的惯性思维沉疴之下。他还认识到地主群体也比想象的更为复杂，已经出现了一些挣取钱财的新方式。以当时梁斌的理论修养，无疑还难以参透其中的奥秘，但细心的观察进一步为他积累了充实的生活经验。勤奋努力、在高小中成绩优异的梁斌已经实现了从普通农民向知识者的转变，但他前进的脚步才刚刚开始迈出。
从启蒙主义者到革命者
世人皆知梁斌作为书写乡村革命斗争的典范作家身份，却大多忽视了他还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启蒙主义者阶段。与他的许多前辈一样，在他的思想底色里，有强烈的五四精神的印记，从新文化运动出发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进入保定第二师范后，梁斌的求知热情更加高涨，在丁浩川等众多拥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苏联和日本的革命文学作品，以及卢那察尔斯基、藏原惟人等人的文艺理论著作。但他的兴趣已经不止于文学艺术了，他对社会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在回忆录里提到的这些书都是当时无法割舍的学习读物：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国家与革命》、猪俣津南雄《社会进化史》、河上肇《政治经济学》等。除了重视读书的家庭氛围，梁斌对乡村乡民的关切无疑是他获取知识的最大动力。同时，经老师丁浩川和好友路一介绍，他加入了北平“左联”，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投入了更热烈的学习。他当时的任务，除了在北平图书馆进行持续的阅读和写作之外，他还依托《北辰报》的《荒野》文艺周刊，与北平各个大学、中学的进步学生一起研习、推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或许是受天生的正义感和乡村残破的现实的驱使，梁斌最早拿起笔书写的是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他此时的小说创作，带有鲜明的精英色彩，关注民生疾苦，拷问社会公平。《芒种》有深沉的压抑和绝望，对农民悲惨境遇的同情，但剧情的强行反转，其实也是梁斌心里深埋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反转缺乏依据，伤害了艺术性，却体现出作家的血性与智性。《农村的骚动》更是如此，与其说是对农村的描摹，不如说是对作家本人内心的展现。直到3年后，作为《红旗谱》前身的《夜之交流》中压抑的环境描写则如实传达出作家内心的复杂心绪，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表述，那就是这段时间作者的小说一直更在意自己。虽然创作已经有了风格和特色，但还是被梁斌坚决摒弃。杂文就更为明显，感情充沛，充满论辩的色彩，直指社会弊病，锋芒毕露。有研究者认为，梁斌早期的小说明显受到当时左翼文学的影响，杂文更是有很重的鲁迅的痕迹。
梁斌去山东剧院学习戏剧，这也是他从小以来的爱好。在山东剧院他被分在了京剧铜锤花脸组，系统学习了戏剧概论、舞台装置、艺术理论以及更具体的演唱、武术和舞蹈技巧。有趣的是，虽然学习的是传统戏曲，但梁斌却热衷于讨论旧戏改造，并且对现代话剧的兴趣日渐高涨。他对学校《上中央建设中央剧院意见书》及其文化政策与意图的对抗，表明他是一位有很高专业素养及政治觉悟的知识分子。在文学方面也已崭露头角，供稿的《北调》月刊受到鲁迅称赞，获得熊佛西计划新建剧团的邀请，作品被沈从文肯定。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日语学习班，每晚学习两小时，因为当时不少革命著作以及进步文学作品都来自日本。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梁斌的日语已经达到专业水准，能够进行顺畅的阅读，并可以翻译专业文章，如《现代日本文学》《电影——作为社会的现象批评》《电影的大众性与艺术性》等译文就刊发于《北平新报》上。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梁斌都是文学史同时期那些经典作家、知识分子的模样。但家乡的重大变故刺激了梁斌的神经，知识分子的身份固然让他如鱼得水，但却并不能改变家乡的现状，而他对家乡的关切又让他很难安守知识的场所。于是他的身份再一次发生了转变，1937年他成为“高蠡暴动”后重建的当地党支部第一名党员，由普通的知识分子变成了革命者。
重返土地的革命者
入党后不久，蠡县新世纪剧社成立，有丰富戏剧理论储备的梁斌成了众人眼中剧社最合适的负责人。县委书记郭春园原本想把梁斌委派到更重要的岗位，但梁斌坚持要求进剧社。事实证明，梁斌的选择是正确的，在这个位置上，不但梁斌的专业能力提升了剧社的成就与影响，剧社的实际活动也重新塑造了梁斌，让一个知识分子、启蒙主义者梁斌真正以全新的姿态成功重返土地，成了一个一专多能的革命者，甚至也保证了未来优秀文学家梁斌的诞生。
梁斌接任剧社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剧本，原本学习积累的话剧剧本肯定不适合抗战时期的群众演出，能公演剧目少之又少。剧社里只有梁斌有一定的创作经验，于是这个任务便落在了他肩上。但是梁斌之前的创作主要是短篇小说和杂文，因此话剧剧本只能在摸索试探中积累经验。加上剧作的终点是表演，不像小说杂文都是以文本作为最终呈现形式，梁斌就需要用极大的耐心和全部理论储备全神贯注去对待。第一个剧本《爸爸做错了》获得空前成功，但后面的歌剧《抗日人家》和《五谷丰登》就因为过于文人化、理念化而遭冷遇，虽然《抗日人家》是抗战时期最早的抗日宣传歌剧。梁斌就在不断的调整中，逐渐掌握了普通民众的喜好和作品的艺术性、宣传效果三者之间的平衡，当然也就逐渐了解到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在排练过程中，梁斌发现了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话剧的语言系统。如果完全使用方言，一些现代的观念很难传达，但如果完全使用普通话甚至更为极端的欧化语，倒是能够表达现代思想了，不过普通民众却是完全听不懂了，依然没有效果。梁斌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了一套新的语言，用某种比例混合普通话和当地方言，以嫁接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到这里，梁斌已经在用一个革命者的思维开展文艺工作了，他的话剧实践，无异于艺术化的群众路线实践。
梁斌带领的剧社不仅通过剧目表演教育、感化了一大批普通民众，让他们在紧张的战争氛围中舒缓了情绪，在艰难的生活现状中看到希望，也在娱乐的同时受到了新思想的浸染，同时也在努力实现时任区委书记的黄敬对梁斌及其剧社“如孵小鸡”的期待。梁斌在剧社有个“全能社长”的称呼，因为他一人身兼编剧、导演、演员、服化道、舞美制作等多个工种，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了很多剧社内的专业人员，把文学的种子播散了出去。另一方面，剧目的教育意义和梁斌本人的理论修养也让剧社有了青年干部培训学校的色彩，培养了许多各层级的革命干部。无论哪方面，都是当时非常稀缺的人才。
剧社时期，由于深入敌后，工作环境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梁斌的回忆录里多次提到战火纷飞的亲身体验，身边战友也不乏牺牲者。为了保证剧社整场演出，梁斌带着剧社跟随部队游击迁徙，这个阶段有5年多，大约从抗战前期开始，几乎贯穿了整个战略相持阶段。他不但跟随游击，甚至一度做了游击大队的政委，指挥毫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开展游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与基层士兵和普通民众有了深入接触，依靠自己对地形的熟悉与敌人周旋。这些战斗经历最后成为他长篇小说的重要素材来源，并且在叙事层面发挥了动力源的功能，也对传达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小说中，战斗场面历历在目，士兵百姓栩栩如生。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梁斌之前积累的知识充分融会贯通并付诸实践，而且有了全新的生命体验。
华北联大与《讲话》的锤锻
剧社时期在整个梁斌生涯中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话剧语言的选择、剧本创作经验的积累以及游击生涯的磨砺，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两件对梁斌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即在华北联大的学习培训，以及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
为了满足华北地区根据地对革命干部的需求，也为了支持文化抗战的目标，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37年7月7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为华北联合大学，克服艰难险阻，突破敌人防线，于1939年10月抵达晋察冀解放区，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班招生。1939年冬，北方局决定让梁斌带领新世纪剧社到华北联大学习深造。第一期学员以延安等地随军迁徙来的学生为主，梁斌及其剧社是为数不多的冀中本地群体，可见剧社的受重视程度。学习交流到1940年4月截止，此时第二批学员开始了他们的学习。时间虽然不长，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世纪剧社的成员被安排到了不同的系，有政治经济，有文学，有美术，也有戏剧和音乐。由于华北联大重视政治教育，每个人都要学习一定比例的必修课，如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中国问题等，这与此前梁斌的兴趣和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可以想象梁斌在这里是多么愉快。这种愉悦还在于他在此遇见了年轻时仰慕的创造社同仁成仿吾，并且此时正是自己的校长。华北联大秉持的教育思想中包含着理论联系实际以及个人学习同集体学习相结合两个原则，也与新世纪剧社十分契合，梁斌在这里不但有学习交流，也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储备帮助学员解决学习难题。联大“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的口号和“以战斗的姿态学习”的教育，充实了梁斌和剧社的游击生涯。在1940年4月学习结束后，梁斌为了剧社能够继续进步，请求学校继续指导剧社的排演，于是剧社便迎来了一批专业教员。联大培养青年革命者和革命干部的使命感也传递到了梁斌和他的剧社，他们利用冬季和春季不能演出的时间培训文艺干部，梁斌担任校长，并设有宣传科、教务科，安排有音乐、舞台装置、化装、表演导演、新文化等课程，梁斌则亲自讲授戏剧概论。培训班同样按照华北联大的方式进行军事化管理，并将学习和排演结合，仅两期培训人员就有五百人之多。
在这里，梁斌还加深了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的友情。文艺学院戏剧系的崔嵬是梁斌在山东剧院的校友，但他们的交往则始于华北联大。梁斌热情邀约崔嵬指导新世纪剧社的工作，崔嵬非常仗义地一口应允。1942年10月，按照冀中党委和军区的决定，新世纪剧社和火线剧社合并，崔嵬接替梁斌担任社长。当时崔嵬的表演就征服了剧社以及梁斌本人，1960年他又主演了凌子风导演、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红旗谱》，成为文学史、电影史上的一段佳话。文艺学院院长沙可夫与梁斌的交情也非比寻常，在一幅画作中梁斌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题款：“一九四二年，敌寇以八万兵力扫荡冀中区，剧社分组活动集中于白洋淀。我的老同学十八团团长李跃之以三连兵力护送……途中打了两仗。把人送到华北联合大学，我住边区文联牛棚村，稍事休息即写中篇的《父亲》。沙可夫同志给我一本油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已八月，汗流浃背，我两手捧着坐在一棵大柿树下小溪的大石头（上），捧清冽的溪水洗净手脸，反反复（复）阅读，吃透了‘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即回冀中人民战斗中去。”画中如此长篇大论，不乏细节描写，足见在作者心中的重要意义。无独有偶，在另一幅画作中也提道：“一九四二年反扫荡到边区文联，住太行山之牛棚村，在这小屋中完成中篇《父亲》，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回冀中深入战地生活。”
回看之前梁斌的创作经历，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不少地方存在一致的地方，当然起初很多还是梁斌的天赋和经验导向的无意识行为。阅读了《讲话》后，梁斌对文艺工作有了更自觉、更深入的认识，将之作为自己文艺实践的指导思想。也正因为《讲话》的影响，他以更主动的姿态离开了边区文联，访察高蠡暴动亲历者和发生地，参加博野县北淹村土改，并且南下襄阳，剿匪反霸，开展土改，成立联合中学和师范学院，创办《襄阳日报》并接管《新武汉报》。总之，在华北联大短短半年的经历是促成梁斌从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向成熟的职业革命者转变的关键节点，也从侧面展现了共产党创办大学的独特性与卓越影响。
多重身份的写作者
在更换过不同身份后，梁斌沉静下来，化繁为简，专心做起了文学家。为此，他推掉一切俗务，多次更换环境，只为寻求一个最佳的创作氛围。他在创作上的成功，固然有身边作为文学组织者的好友为他创造便利，有文学圈内底蕴深厚的同行在技巧上为他出谋划策，有居所周围的公园和邻里营造出的闲适环境，也有他自身的勤奋与天赋支撑，但他的多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宝贵财富。
梁斌开始全身心投入写作，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这两个身份在他身上化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气质。他在回忆录里提到他在这段时间的起居作息：“这个时期，我已经完全进入创作生活，黎明即起，洗漱毕，即坐在椅子上，开始写作，太阳出来，即去用早餐，回来后，继续写作。我一坐在椅子上，即两耳无声，万籁俱静。我的大脑，疾速地活动，直到中午。午饭后，小睡片刻，即开始工作。晚饭后，与林漫去海岸散步，晚间小憩。”这种忘我的状态如同参禅入定，灵魂飞升，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写作效率当然也是极高：“在这个时间里，我的创作速度，每日达到七千字，有时达到九千字，而且能使文章升华。原因是，我亲身参加了二师学潮，而且学潮斗争的本身富于传奇色彩。再者，二师学潮这个故事，已在民间流传了二十五年，民间传说，总是越传说越丰富的。民间传说提高了我的描写，而且更加升华了。”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梁斌写作大部头长篇小说不是苦吟派，而是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和效率，足见生活的积累让他有源源不断的故事和人物。
但仅仅是素材也不必然就会成就杰作，从他一系列创作谈和回忆录中能够窥见许许多多不同身份的“梁斌”各自展现所长、彼此通力合作。比如需要战斗场面，革命者梁斌就显现，甚至绘制锁井镇地图的功力也与游击队经历暗中相关；比如需要对话描写，剧社导演编剧梁斌就显现，有研究者认为他小说的整体设计都与话剧的形式相关；比如需要人物，农民梁斌就显现，说着方言的老乡仿佛就是身边的邻居；比如需要整体性把握时代和个人的关系，知识分子梁斌就显现，在历史发展脉络里审视个人的言行；比如需要小说各种场景的叙述语言，知识分子梁斌如同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那样从俄苏、欧美和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新文学中信手拈来适配的工具……农民梁斌力图要让每个读者和听众都能明白其中的意思，革命者梁斌整合各种语言资源并且协调运用产生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再比如需要宏观思路，华北联大的梁斌谨记《讲话》的思路，像一个学者一样考察，像一个革命者一样调研，即使有大量的亲身体验，也还是为创作积攒了大量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笔记。
“平地一声雷”是几乎所有人对梁斌小说最深刻的印象，但梁斌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绝不是“平地一声雷”，正如他本人不是突然就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作家。正是转换了不同身份，经历了不同生活，用不同的视角观察时代与历史，才造就了梁斌和他的作品。
（作者：艾翔，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