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光召，我们的团队

  1960年前后，周光召在杜布纳工作。杜布纳是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地方，当时多国的联合核子研究所建在那里，中国专家组的组长是王淦昌先生。

  我那时是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学生，我们学校的阅览室里有苏联物理学界最重要的《实验与理论物理》杂志。我学习的专业是理论核物理，经常在阅览室里看这个杂志。就是从这个杂志上，我注意到了周光召的名字。他那时不过30岁左右，这个杂志经常刊发他的英文或俄文的论文，显示出一位中国青年学者的才华。

  在杜布纳工作的王淦昌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轰动了整个国际物理学界，苏联各大报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一成就。在发现这一基本粒子的同时，胶片上还记录了另一个粒子的径迹，一起工作的苏联学者就想要宣布“还发现了另一个基本粒子”，因杜布纳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D，就把它命名为D粒子。王淦昌说，在弄清楚这是个什么粒子之前，不能宣称还发现了另一个基本粒子。在杜布纳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和实验物理学家丁大钊共同论证的结果是，这是K0介子的电荷交换反应。知道了他们的结论，王淦昌说：“谢天谢地，我没吹牛。”

  1961年光召回国，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后称“九所”）第一副主任，主任是邓稼先。当时，第一颗原子弹的总体计算正在紧张进行。为了一个关键数据，科研人员耗时半年多，反复计算了九次（后称“九次计算”），总是和苏联专家之前透露的数据对不上。周光召来所后，立即参加了大讨论，他以深厚的理论物理功底，利用最大功原理论证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不可能，终结了前后九个月的争论，推动总体计算继续进行下去。这是周先生为原子弹研制立下的首功，也启发大家，核武器研究要自主创新，不能把突破原子弹只当成工程技术问题，而是要当成科学问题研究。他和彭桓武先生都强调，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在工程应用的牵引下，加强相关基础研究，领悟核武器物理的规律。他是利用最大功原理做的论证，说明深厚的基础学科功底对应用研究十分重要。

  光召离开九所后，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工作了一段时间，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物理学会当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得以解决。比如，经过他的努力，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光召作为团长率领中国物理学会代表团（团员包括杨国祯、赵凯华、杜祥琬），于1984年10月赴意大利参加了IUPAP大会，与世界各国的物理学家展开交流。

  光召离开九所后，仍然挂牵着九所的同事们。有一次他重返九所，我陪他到各研究室走了一圈，在一个室里有位同事问他：“老周，我们在工作中用到的物理学在学校并没有学过，这正常吗？”老周回答说，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参加工作后，需要再学习。

  光召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协有一个定位：科协是科技工作者之家，光召在一次讲话中，精辟地阐述了中国科协的DNA。他说，每个家都有自己的遗传因子，科技工作者之家的DNA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求真唯实。这个阐述对中国科协的工作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光召患有哮喘病，但是，在九所工作时，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他不顾个人安危，努力工作，指导理论和实验相结合；在新疆戈壁沙漠，他和所里的同事一起住在帆布帐篷里，睡在木板通铺上。1969年，我们全所乘绿皮火车，睡地板，由北京搬到四川梓潼县曹家沟。他和我们一起，不知走了几天几夜，到了曹家沟，每天的伙食，就是三分钱或四分钱一份的煮萝卜或煮白菜，周末和我们一起去梓潼的小饭馆买一份炒猪肝改善生活。

  这里要说一下光召的夫人郑爱琴。她是学生物的，光召到九所工作后，她不能研究生物了，因为外语很好，就调到九所的情报室，以此支持光召的工作。

  在那时，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是靠着这份家国情怀，和团队一道战胜了各种困难和干扰，独立自主地突破了核武器物理学难题，使中国人的腰杆硬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光召，这就是我们的团队。

  （作者：杜祥琬，系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