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人际交往中，最有深度的是情感关系，比情感更深的，是精神关系。我与光明日报就是精神关系。
在我看来，《光明日报》刊发文章的标准是：有时代的高度、深度，有新东西，对知识界有影响。所以，总是觉着自己的文章符合这些标准了，才敢投稿。
1984年，我创作了小说《神鞭》。我就这部作品给文学评论家李陀写了一封信，以《小说观念要变！》为题，发表在1985年4月11日的《光明日报》。于我而言，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当时新时期文学进入繁荣期，各种流派、写作方法都诞生了一批重要作品。《神鞭》就是我文风变化的一个代表性作品，讲一个小人物在历史大变革中的故事，表达的是对我们民族应如何看待传统与外来事物的思考——“辫剪了神留着”，也就是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经验，要把传统文化中负面的东西剪掉，但是其中优秀的精华一定要留下来。这篇小说把荒诞手法与写实主义的社会风情画糅合在一起，把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融在一起，还加进了过去文学中很少写的天津味。此后的《俗世奇人》等作品都与它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在文学上的探索与思考。
我从作家到文化遗产保护者迈出第一步的脚印，也留在了光明日报。20世纪90年代，在城市改造的浪潮中，很多老建筑、老街区都面临拆除的命运，天津也不例外。我是作家，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当这种熟悉的生活土壤要发生变化时，我肯定是要关切的。我拿出自己的稿费买胶卷，请历史学家、建筑师、摄影师等近百位志愿者，穿街入巷、踏访故旧、寻珍搜奇，将所见所闻、所察所获，或笔录于纸，或摄入镜间，精选2000张印成图录《旧城遗韵》。鼓楼附近有一座保存完好的三进院民居，当时也要拆，我建议在此建立“天津老城博物馆”，让百姓留下对故乡的念想，这种情感的凝聚力将会被证明是巨大且无可替代的。如今，这座博物馆还在正常运转。最终，老城的核心区留下了。1998年4月，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散文《踏访天津旧城》，记录这些有识之士寻访历史遗迹的文化行为，为新一代天津人浓烈的乡土情感和文化意识而感动。
我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光明日报是我的见证者和知音。
估衣街是天津最老的街道之一，有“先有估衣街，后有天津卫”之说。其时，估衣街也面临拆除的命运。我四方呼吁抢救估衣街，但未引起媒体关注。是光明日报的记者来到天津采访我，并在2000年1月28日的头版刊发报道《天津六百余年老街即将拆除 专家学者呼吁抢救文化遗产》，这是国内主流媒体的首次表态，十分重要，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然而，在当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压力，更由于认知不足，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这条街最终还是被拆除了。当时我在国外，接到消息立刻回国，看到一片瓦砾的现场，哗地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写了散文《老街的意义》，刊发在2001年9月的《光明日报》。文章中说，“一个城市由于有了几条老街，便会有一种自我的历史之厚重、经验之独有，以及一种丰富感和深切的乡恋；它是个实实在在的巨大的历史存在，既是珍贵的物质存在，更是无以替代的精神情感的存在，这便是老街的意义。”这篇文章投给光明日报，是因为我知道它对知识界有影响。知识分子要有文化先觉，这是我们应该恪守的责任。
2001年，我的人生再次发生变化，担任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开始专职做文化遗产保护抢救的工作，与光明日报的关系就更密切了。2003年我去福建四堡古镇调研，这里曾是中国雕版印刷的中心，可当时的情况不容乐观：大量的古代雕版和相关资料都被外国人买走了，古镇上的一些老建筑也计划拆除。庆幸的是还有大量印刷作坊的建筑、院落保存尚好，也就是说作为印刷中心的文化空间还存在，民间也有一些雕版和资料遗存，当地人也开始有了保护意识，要建博物馆。12月，我在《光明日报》刊发了《谁救四堡》，影响非常大。当地迅速对四堡雕版印刷进行整体保护，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抢救和维护四堡书坊。如今这里已经是历史文化名镇。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日渐深入人心，我认为，我们的民族应该传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唤醒全民的文化自觉和情感，所以我多次倡议设立“文化遗产日”。2006年6月10日是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我受邀给全国百余位部长讲《文化遗产日的意义》，《光明日报》全文刊发。
光明日报是我的知己，所以我总是把自己最重要的文章投给她。
2020年，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在关于非遗的发言中我提出，“前20年是抢救性保护，现在要做科学保护”。都知道要保护非遗，但后面缺乏学术支撑，所以亟须培养专业队伍，高校要建立非遗学。我自己也在努力。2021年秋，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点设在了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这里将走出我国第一批非遗学硕士。对于非遗学教育，我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要搭建非遗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的非遗，体量之巨，举世无双，因此我们的理论对于世界保护文化多样化都具有指导意义。经过多年思考，我写成了万余字的《非遗学原理》，第一选择投给光明日报。因为字数超出一般报纸文章的体量，我也做好了被退稿的准备。没想到，《光明日报》竟然以两个版的篇幅全文刊发，真是有魄力！
40年来，从作家到文化遗产保护者，再到教育者，我把自己最重要的精神足迹都留在了这里——光明日报。
（作者：冯骥才，系作家、学者、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研究院院长，本报记者李韵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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