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编者按】
2024年是中国农历甲辰龙年，“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一度成为网络热搜关键词。历史彰显未来。海内外华人对“我们何以为炎黄子孙”“我们何以为华夏儿女”“我们何以为龙的传人”等话题的好奇，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层关注。
我们是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如何演进的？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在其新著《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中给出了答案。作者通过解读历史深处的物证，挖掘它们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借文物之口讲述中华民族故事，引导读者尝试从历史深处读懂中国，旨在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梳理中华民族最初的文献叙事
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里，“炎”的写法是两个“火”字上下叠加，“黄”的写法是人的腰间束有（玉）环佩。这是关于“炎黄”的最早汉字记忆。
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献叙事从五帝传说开始，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2000年前的文献将夏商周历史的开端限定在距今4100年前后。《尚书》记载了尧舜的天下治理时期，这是先秦的基本历史文献。我们现在一般将尧、舜、禹的故事视为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叙事。在汉代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中，比较清晰地呈现了500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
“炎黄子孙”与“华夏儿女”“龙的传人”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联的概念，与上古时代的三大部落首领炎帝、黄帝和蚩尤有密切的文化渊源。
炎帝与黄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国语·周语下》载：“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炎黄之后的几位古代帝王，一直到夏商周三代，都被认为是黄帝的直系子孙。后世的帝王，也都称自己是黄帝的后裔。几乎所有的姓氏、族群都将自己的远祖追溯到炎帝、黄帝或其臣子。北方的民族，如接受华夏文化的匈奴、鲜卑等，也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辽朝大臣耶律俨在《皇朝实录》称契丹为黄帝之后，《辽史·太祖本纪》和《世表序》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清朝末年，炎黄子孙的观念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而更加广泛流传。今天，全世界华人皆为“炎黄子孙”已成共识。
“华夏儿女”因“华夏”而得名。“华夏”一词最早出现在相传成文于西周的《尚书·武成》篇中，“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有学者认为，“夏”从夏水（今汉水）得名，“华”因华山而得名。现在的“华山”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有着渊源。由此，“华”也是“花”，北魏以前没有“花”字，“华”亦为“花”，学者苏秉琦等干脆称“花”为“玫瑰花”。庙底沟类型的人群信仰“华”，成为近代我们所说的最早的“华人”。到春秋战国时期，黄、淮、江、汉一带部族融汇在一起，把有影响的祖先保留下来编在共同的谱系上，承认是各氏族祖先，然后融合各个氏族，形成广泛的华夏民族。
与“炎黄子孙”相关联的“卷龙”叙事在黄帝时代已出现。《史记·封禅书》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学者孙机认为，地螾又指躯体盘旋卷曲之虫，意喻黄帝。而红山文化中发现的玉卷龙，又让人们意识到龙可以作为土德之瑞的代表。实际上，龙在中国文化中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象征升腾和变化的吉祥物。从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接受虚拟的龙开始，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就开始萌芽生长。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子龙鼎是目前已发现的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已知最早铸有“龙”字的青铜器。就这样，中华民族3000年前就被铸上文化意义上的青铜“龙”印。
“炎黄子孙”也较多地涉及黄河的叙事。传说中五帝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河。殷商时期，黄河在甲骨卜辞里叫“高祖河”，“高祖”意为王朝的第一个王。记载“黄帝”“黄河”最早的文献材料，基本在战国到秦汉时期。《汉书·地理志》称“黄河”，这是最早关于“黄河”的正史记载。在《史记》中，黄河被称作“大河”，反映出黄河被视为所有江河之首的观点。“黄河”与“黄帝”之“黄”皆为“五色”之一。学者刘庆柱认为，黄帝在黄河中游缔造了彰显中华民族文化根与魂的“黄河文化”。
解读选择“宅兹中国”的文化传统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
在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类龙纹陶片2块。陶片均为夹砂红褐陶，整体以头为圆心，内卷成了圆形。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心广场周围分布5组建筑群，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广场，体现了一种凝聚和内向式的聚落格局。
聚焦的圆圈是有中心的。黄河文化中的“地中”概念，就是天上有中心，大地也应该有中心。战国时期的清华简《保训》篇中记载了五帝时代的舜“求中”于“历山”（今河南濮阳），以及王朝时代的缔造者夏禹让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为其“求中”于河洛及其附近嵩山。由此，嵩山成为5000年来的“天地之中”。2010年，嵩山古建筑群申遗成功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命名为“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求中”，正是夏商都城选址于黄河中游大嵩山附近的一个重要因素。
陕西宝鸡发现的距今约3000年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器底的122字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中国”名称物证。这里的“中国”铭文，实际上是指国家的都城要建立在国家的中央。这也是延续了虞舜、夏禹、商汤以来的都城选址理念，并且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的制度。从《史记》记载的“五帝时代”，经夏商周至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历代王朝的都城均在大中原地区，这也就是“择中立国”的佐证。金朝的都城就称为“中都”，认为“燕京乃天下之中”。宋代以后历代王朝建都北京，仍然是择中立国的延续。
中原就是曾经的中州。禹时设九州，是因为只有奇数才有中。豫州在九州之中央，因此也称“中州”。中州地形是平原，故称“中原”。中国的水系在称谓上有“江”“河”之分，从南北分布上看，河在中部，江在南、北。黄河又在中国的“河”之中部，淮河以南基本称“江”，辽河以北有松花江、黑龙江、鸭绿江。
中国有句话叫大好河山，河山就是国家，其中山是嵩山或华山，但河就一条——黄河。以“天地之中”、五岳的“中岳嵩山”为核心，从长安、洛阳到开封形成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都城东西轴线。
学者刘庆柱认为，中国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东南西北的汇聚，中就是根。中国从“中”而来，建国要立中，建都要立中……最后国家也叫中，这时“中国”的国家是指天下，是东西南北的中间。
“天下之中”生成了“中国”这个概念。学者何努指出，“‘中国’的最初含义，即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重要特征”，这也“足见没有比‘中国’这个称谓更贴切了”。
“宅兹中国”映照了5000年来中华民族求中、择中的文化传统。
回访“华山玫瑰”“燕山龙”的伟大相遇
考古发现的物证显示，在6000年前华山玫瑰和燕山龙相遇的时代，“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的概念，便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由此催生了中华民族总根系的“直根”。
地层中的物证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信息。华山玫瑰和燕山龙的相遇过程，有裂变、有撞击、有融合。龙与玫瑰，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相遇。学者苏秉琦认为，相遇涉及中国古文化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种标志是玫瑰花，包括枝、叶、蕾、冠或仅花冠等；另一个是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一种标志是龙或龙鳞。它们都有自己的根，都有自己的标识符号。仰韶文化始于距今7000年，红山文化发端于距今6500年，都是从自己的祖先那儿衍生或裂变出来的。
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200年）和赵宝沟文化（距今7200—6400年）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源头。在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的聚落中心发现的巨型石堆龙，全长19.7米，用石块堆塑而成，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龙形象。兴隆洼文化还出现石雕神龙人碑形器，以及类龙纹陶片。具体说来，华山脚下的玫瑰与燕山以北的龙的中间对接点在桑干河上游（河北省和山西省北部）一带。出土文物证明，二者结合到一起是在距今5500—5000年的大凌河上游，辽宁的凌源、建平、喀左一带。
这些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今天的“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也就是中华民族。这也说明，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汇合迸发出文明的火花，并种下了文明发展的种子。位于黄河南岸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实证了5300年前黄河中游已经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也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龙与玫瑰相遇后，晋南一带的“中国”就把“华”和“龙”等都包揽到一处了。距今4300—40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的遗存，有黄河中游华山、东部泰山、北方燕山三个主根，还有来自太湖及其他区系的文化因素，以及北方红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影响。陕西石峁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皇城台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河南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3500年，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二里头时期，稻作农业比旱作农业多，水稻的贡献超过了粟和黍。
从地缘视角看，黄河两岸中原文明的形成就像吸纳了来自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文化因素，具有明显的合成性。这里深受来自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响，北方文明的南下影响形成一个Y形通道，即辽西文明和内蒙古高原河套文明通过山西晋地到达晋南的通道，这个Y形通道就是学者苏秉琦眼里的中华文明多根系中关键性的“直根”。此时，若把黄帝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符号，那么，以黄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国人很可能就是后世的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族群的共同祖先，或者说是Y形通道所形成的中国核心文明的共同祖先。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此时，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
就这样，相聚催生了“中国”。
呈现中华民族在五大文化带的延绵发展
中华文明是在“河流”中孕育和发展的。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端，东面是烟波浩渺的太平洋，西面有高耸云端的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等屏障，西南则是青藏高原，北面是蒙古高原，再北是冻土地带，形成一个半封闭地理单元，中华民族的先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其内部，自然环境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又把东南西北的族群连在一起，使得数千年来大家必须相互依存。经过演进，在“滚雪球”般的拓展中，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陆续形成。
五大文化带是一个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内部和外部循环流动、交流，成为中国数千年来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员迁移流动的大通道，并起到了调节和平衡中国东西南北社会、经济、文化差异的作用，成为支撑着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基本因子和战略资源，是炎黄子孙5000年绵延发展的地缘优势。
学者王巍强调，文明的存续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支撑。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取得了丰厚的考古物证，实证了炎黄子孙在中国五大文化带上相互依存发展的演进历程。
距今10000年前后，中华文明奠基。距今13000—10000年的湖南玉蟾岩遗址、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广西甑皮岩遗址，出土了稻的植硅体，而在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10000—9000年的炭化粟和黍。距今10000年，浙江上山遗址出土了栽培稻和红陶器、石器。农业的产生使各地出现了小型的定居村落，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开启。因气候温暖湿润，稻作农业向北传播到淮河下游地区，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并逐渐形成“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在河南贾湖、内蒙古兴隆洼等遗址，出现极少数规模较大、随葬玉器或绿松石器的墓葬，说明社会已经出现分化，并出现了“以玉为美”的观念。距今58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加速。中华大地上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各地的手工业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出现了质地坚实、表面光滑的精致陶器。辽宁牛河梁遗址共存的玉龙、女神庙、高等级墓地和祭坛等一起形成“坛庙冢”的独特结构，被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此时，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丰富。距今5200年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文明阶段。焦家、良渚等遗址均属这一时期。良渚古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邑，建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焦家遗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之一。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崛起。黄河中游地区的势力集团在与周围其他力量对比中逐渐占据优势，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峁两座巨型都邑相继出现。此时，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这也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炎黄子孙发展的基础。距今3800年前后，进入王朝时代。在夏王朝建立时，以嵩山东南麓为中心的区域，出现了十余座大型城址。河南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等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进入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商朝的政治势力与文化影响东到大海，西及陇山，南跨江汉，北至燕山。和二里头遗址一样，殷墟没有防御性城郭，“大都无城”凸显了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距今3000年，王权巩固。西周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国家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夏商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距今2600—2200年前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与古希腊、古印度同时发生“轴心时代”人文精神的觉醒。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后，汉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青铜镜“中国大宁，子孙益昌”等物证，彰显了“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价值和理想。
炎黄子孙相互依存和发展的过程，呈现出诸多中国特色。如在历史大动荡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即“五胡入华”。五胡是游牧民族，与欧洲所谓的蛮族入侵不一样，更多的是带来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大唐盛世的诸多业绩也源于北朝。可以说，北方草原民族不仅为中华民族注入了生命活力，还带来了欧亚大陆草原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的演进历程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其实正在参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实践。眺望世界文明大花园，中华民族这边风景独好。华夏儿女正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建设现代化强国，走向人类文明的星辰大海。
(作者：翁淮南，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