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耀万物的心”

  【著书者说】 

  中国几千年的美术创造，传承有序、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那人面含鱼的彩陶，那古色斑斓的青铜，那稚拙饱满的画像砖与画像石，那气韵生动的人物画，那栩栩如生的花鸟画……一直到近现代，中国美术作品博大精深、浩如江海。

  如何理解这个丰富灿烂的艺术世界？笔者所著的《中国美术五千年》一书，撷取从史前先民到近代画家徐悲鸿、齐白石等人创作的美术作品300余件，尝试讲述它们所经历的历史烟云、描绘它们所具备的艺术特征、探寻它们所阐发的哲学思想，以期能为中国美术的普及尽一些微薄之力。

形与神

  中国美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追求形似。早期的所谓“画”，就是对事物外形的描绘。 “画者，画也”“画，类也”“画，形也”，凡此种种，说明“画”侧重形貌。而“画者，华也”，说明“画”也重视色彩。“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是中国早期绘画理论的纲领。这个道理，可由一则故事来说明——《韩非子》里，有一个人为齐王绘画，齐王问画什么最难？那人说，画犬马最难。又问，画什么最容易？那人说，画鬼魅最容易。齐王又问，为什么？那人说，犬马从早到晚都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不能随便画，所以难；没有人见过鬼魅，可以随便画，所以容易。在这个故事里，所谓“画”就是对事物形貌色彩的如实描绘。

  那么，后来的古人为什么放弃了对“形似”的单纯追求呢？因为他们感到，艺术的魅力不在于“形似”。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是说，把西施画得很美，可是不能够打动人；把孟贲（战国时的武士）的眼睛画得很大，可是不能够使人觉得威武。为什么呢？因为失去了“君形”。君形，即人物的精神。可见，对人物外貌的单纯追求，反而使艺术失去了迷人的魅力。

  第二阶段：以形写神。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在中国艺术和艺术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笔者认为，形与神的关系是：神是形的灵魂，而形是神的基础。而“神”亦有两种：一种是艺术家的“神”，我们就叫作主观的“神”；第二种是艺术表现对象的“神”，叫作客观的“神”——比如画关公就是表现关公的忠义，画张飞就是表现张飞的勇猛。

  顾恺之所说的“神”，是客观的“神”。试举一例：郭子仪的女婿赵纵，请画家韩幹和周昉分别给自己画了一张肖像，大家都说画得很像。郭子仪就把这两张画像挂起来，不知道哪张更好。有一天郭子仪问他的夫人：“你知道这两张画像画的谁吗？”夫人答：“画的是赵郎。”郭子仪又问：“哪张像画得更像呢？”夫人说：“两张都很像。但是，后画的那张更好。因为它不仅画得很像，而且能够表达赵郎的精神性格。”因此，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理论，实际上是“形神兼备”的理论，或者说，是一种深刻的、全面的写实理 论。

画与心

  唐宋绘画，不管是范宽的山水、赵佶的工笔花鸟，还是张择端的风俗人物，都成为写实绘画的标志。北宋中后期，郭若虚提出“画乃心印”，苏轼提出“不求形似”，成为中国绘画从写实走向写意、从模仿走向画心的开始。笔者认为，以中国绘画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美术，进入了第三阶段。

  苏轼的表兄文同是大画家，以画竹闻名于世。苏轼说，文同的《墨竹图》，不仅仅是对客观的竹的反映，而且是画家人格的表现。苏轼本人的《枯木怪石图》，也是自己精神世界的表现，图中那怪石笔意盘曲、那古木挣扎向上，充盈着不为世俗所影响的气节。笔者认为，这幅作品不求形似，意趣高迈,堪称文人画之典范。

  到了元代，不求形似的理念在绘画作品中得到了普遍的贯彻。似可总结——中国的绘画以元代为分水岭，在元代之前追求形似，师法造化，在元代之后追求神似，表现心灵。

  缘何绘画在元代产生了这样的变化？这一时期，多数画家对前途感到悲观。这种情绪转化成绘画语言时，却没有纷争，只有云淡风轻。画家王冕笔下的《墨梅图》《南枝春早图》，竟然是繁花似锦、生机盎然。何解？元代汤垕在《画鉴》中说：“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卉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什么叫作“写梅”？“写梅”与“画梅” 有什么区别？笔者认为，写者，泻也，泻自我之情也。王冕笔下的梅花，无法诉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只能表达对艺术的热爱。只有繁花似锦、生机盎然的梅，才能表现画家耿介拔俗的心灵。

  从那时起，心便成为中国绘画的灵魂。明代董其昌说“一切惟心造”。画中的气象氤氲，原是心中的灵韵磅礴；画中的古木萧疏，原是心中的高逸耿介；画中的一轮寒月，原是画家照耀万物的心。

气与韵

  气韵生动是中国绘画的精髓所在。可以说，不懂得“气韵生动”，就不懂得中国绘画。

  何谓气韵生动？最简单地说，就是“活”，就是生命。国画最大的特点，最迷人的魅力，就是表现活的生命。

  这个特点源于中国哲学。《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的“天”，不是指大气层，而是指世界。世界的运动，刚强劲健，因此，君子要像“天”一样，自强不息。《易经》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世界究竟是什么？西方人说，世界是物质，或者说，世界是精神。中国古人说，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不断流转、生生不息的生命。所以，绘画就是要表现活的生命。明代董其昌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中国艺术的生命就叫作“生意”，古人说的“气韵”“生机”“生趣”“生气”，都是生命的意思。

  也许您会问，人物画、花鸟画是有生命的，山水画也是有生命的吗？

  是的。中国人是以生命的精神看待大千世界的，中国的山水画，不论是深山飞瀑、苍松古木还是幽涧深潭，都不是冷冰冰的、没有生命的死物，而是活泼泼的生命。郭熙、郭思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

  以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为例——看那山，巨峰耸立，顶天立地，堂堂之阵，气势磅礴；看那悬瀑，自上而下，飞泉一线，下临深谷，俯窥而不知谷之深；看那树，下端阔叶成林，地势渐高，千尺绝壑之顶，气节高寒；看那庙宇，殿阁雄伟，巨松长杉，环绕四周；看那商旅驮帮，一队骡马，穿林而过，那最后一人，背架过顶，今不多见。涧桥之左，僧人归来，遐想僧人仰头观瀑：似自天外飘落，环顾四周，森林茂密，水际巨石，驿道桥边，随处可坐，无不佳趣，难道不正是画家隐居之仙境？

  你看，山水像一个人一样，有血脉，有毛发，有神采，有秀媚，有精神。一句话，那就是活的生命。

哲与思

  中国绘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与哲学的密切联系。中国的哲学寓于艺术之中，中国的艺术又是哲学的延伸。傅抱石先生说：“中国绘画是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近的某种形式。”

  在讲述中国绘画的哲学特征之前，有必要以西方绘画为观照，梳理中国绘画的整体特征。西方绘画的基本理论，是讨论绘画如何对自然进行更好的模仿。而中国绘画重在表现心灵，画如其人，画我同一。西方绘画追求真，中国绘画同样追求“真”。只不过，西方绘画的“真”，是要求真实地反映外部世界，而中国绘画的“真”，是真实表现心灵世界。西方绘画的“真”，靠形似；中国绘画的“真”，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西画“真”的表现方式，要靠笔，笔不到就没有“真”；国画“真”的表现方式，不仅仅靠笔，主要靠“意”。

  再来看哲学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部世界的本质，其目的是教人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而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其目的就是教人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好人。

  西方哲学影响了西方绘画，西方绘画重再现、重模仿、重典型，绘画追求的目标是真和美，西方绘画的终极目的是使人获得审美愉悦。

  中国哲学同样影响了中国绘画，中国绘画重表现、重抒情、重意境，中国绘画的终极目的就是教人做一个灵魂纯净的好人。

  中国人物画的终极目的是戒恶劝善。山水画的终极目的是教人淡纷争之心，启仁爱之性。花鸟画（例如梅兰竹菊）的终极目的，是教人具有崇高道德和纯净心灵。

  美术家固然需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需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正是画家的灵魂，感染着、陶冶着、影响着、净化着我们观者的灵魂。

  （作者：杨琪，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