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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观】
风吹麦田千重浪，麦粒渐满穗金黄。蓝天白云下，广袤的华北平原上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民以食为天。14亿多人口要吃饭，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强调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从修改土地管理法、种子法到制定黑土地保护法、反食品浪费法，从制定农田水利条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到修订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在全方位构建粮食安全法治网络的基础上，2023年12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国粮食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统领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
该法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如何推动该法更好实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围绕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我国已经摆脱困扰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吃饭问题，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实现“二十连丰”；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粮食供给总量充足、库存充裕，中国碗盛满中国粮……为什么还要反复强调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作出深刻阐释——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
其实，饥饿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饥荒多达数千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才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解决“不愁吃”问题。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等16个国际组织和机构共同发布的《2023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当今世界还有59个国家和地区约2.816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绝非一劳永逸！我国农业资源禀赋欠佳，人均耕地占有量和人均水资源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现状没有改变。专家测算，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粮食供给将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偏紧、科技创新能力存在短板、比较效益低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等多个问题和挑战。
粮食供给结构性不平衡的痼疾、极端气候事件增多等不稳定因素，也在时刻威胁粮食安全。据统计，2022年我国大豆实际消费1.1亿吨，进口高达9108万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记者：“我国大豆进口主要依赖美国、巴西。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全球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不小外部压力。”此外，《2023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提出，厄尔尼诺现象在2024年年初达到顶峰，对粮食危机的影响可能会在今年全年显现。
“当下，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内外因素错综复杂，夯实粮食安全的法治根基，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范畴，可谓时不我待、刻不容缓！”李国祥表示。
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
当南方已经夏收开镰，黑龙江北大荒集团智慧农场的水稻田里，返青肥施肥正忙。一架架装载着返青肥及防虫药剂的无人机，正按照预定路线喷洒稻田。目前，北大荒集团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918.1万亩，集团旗下垦丰种业采用分子辅助、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等技术开展精准定向育种，良种统供率达100%。
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关键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要害是种子和耕地。在粮食安全保障法中，“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被写入总则，第二章整章规定耕地保护，第三章第一条、第二条均涉及种子振兴、种业安全。
近年来，我国耕地持续减少的态势已得到初步遏制。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3年中国自然资源公报》显示，全国耕地总量连续净增长，实现18.65亿亩耕地保护目标，守住了耕地红线。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也超过45%。
这些成就殊为不易，但轻言种子和耕地问题就此过关为时尚早。“我国耕地总量少、质量总体不高、后备资源不足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任务依然繁重。此外，当前粮食生产体系下的耕地生产能力已经达到阶段性峰值，地力透支将会对粮食产量提升形成约束。”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庄明浩提醒。
202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开展种子法执法检查后提出，我国育种技术仍以常规杂交育种为主，前沿育种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应用短板较为明显；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创新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主任李登海坦言，2016年至2022年，我国农作物种子企业由4316家急剧增长到8159家，但具有研发创新、生产加工、推广销售产业化能力的仅占2%左右，亟待振兴。
“耕地保护与种业振兴，都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尤其是农作物育种，周期至少在5年至10年，且新品种培育成功率不到1‰。希望随着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实施，能够发挥好法治合力，打赢种业翻身仗，让更多中国地种上中国种子，产出更多中国粮。”庄明浩表示。
可喜的是，耕地质量保护立法正在加快。目前正在立法过程中的耕地保护法已经更名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黑龙江在起草粮食安全保障条例时，也增加了“推进质量退化耕地连片治理，提升耕地质量”相关规定。按照“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培养更多“新农人”提高种粮主体积极性
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是困扰我国粮食增产增收的一大难题。
“种粮食风险大、利润低，农户愿种经济作物而不愿种粮食。”种粮大户、山东粮好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汝学坦言，尽管有农业大灾保险补贴、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等政策给种粮主体托底，粮食直补、农机购置等涉农补贴以及高标准农田改造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种粮风险大、收益低的问题，但如何更好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而吸引更多年轻人留在农村，仍需要多管齐下。
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在调动种粮积极性方面，粮食安全保障法此次作出多处针对性规定。
“除了加大对种粮主体的补贴力度，更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民种粮收益。”不少农业专技人员建议，大力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让更多人看到“做农民、干农业、种粮食大有前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王征兵说，农业现代化关键是种地人的现代化。现代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绝不是靠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落地摔八瓣儿能实现的，而是靠把“体力活”变成“技术活”的新型职业农民。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全国返乡创业人员多达千万，他们通过新颖实用的金点子、先进便捷的新技术、敏锐灵活的巧经营，带动农民共同富裕。
“要让农民‘钱袋子’更鼓，让他们从现代农业经营中更好获益。”近年来，赵汝学从动员亲朋好友开始，带动培养了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跟种粮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赵汝学深知传统耕作方式早已不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他建议培养更多农业专业人才，“让更多年轻人返乡、留乡、种粮，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
通过全程机械化耕作、科技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创新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大托管”，去年安徽阜阳粮食总产量和小麦最高单产均居全省第一，“农民的腰包更鼓，干活更有劲儿。”全国人大代表、阜阳市太和县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党支部书记徐淙祥建议，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培育规模宏大的高素质、职业化农民队伍，不断提高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能力和水平。
“实事求是讲，农业是一项苦差事。‘新农人’的使命就在于，要为国家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发展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在江苏镇江，亚夫“新农人”学院成立时间不长，已有3000多人次农科生在这里接受实训。全国人大代表、镇江市镇江新区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巧认为，各地可先行先试一些农业人才政策、农业科技项目和农业产业模式，通过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因地制宜落实科研成果等，推动更多“新农人”奔赴乡村振兴一线，带动广大农民迈向共同富裕。
（本报记者 刘华东 本报通讯员 张熙 刘昱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