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特色”是“中国自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特色”就无从走向“自主”；“中国自主”是“中国特色”的内核和目的，没有“自主”就无以充分彰显“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述，为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中国档案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智识基础：本土思想资源孕育中国特色档案学

  中国特色档案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新兴政权、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档案实践而形成的一门独立且渐趋成熟的学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思想精髓、中华悠久历史沉淀的智慧经验、中国实际问题呈现的逻辑规律，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厚本土思想资源。

  中华文化的历史有多久远，档案的历史就有多久远。进入文明时代后，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质等档案相继出现，构成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光辉明证。档案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沿袭形塑了中国档案学的学术表达方式，历经数千年传承，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知识框架和研究内容做了铺陈。例如，中国历代政权为巩固统治、传承文化而记注和保管典籍，形成了早期的文书档案，对文书档案内容的研究构成了古代档案学术的核心，呈现出“资政存史育人”及“经世济用”的学术旨趣并沿袭至今。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涵养了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厚度。中国古代档案思想源于先贤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相辅相成。中国近代档案思想脱胎于近代机关文书档案改革和明清档案整理，以及西方图书馆学的引入。中国近代档案学人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借鉴西方学术范式的同时，从中国档案传统中继承核心知识。中国共产党把档案工作视为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在开展档案工作的过程中总结经验、认识规律、延续历史。周恩来同志曾提出，档案工作者应该向司马迁学习，利用档案，研究历史。中国特色档案学的保管、保护、管理、利用、鉴定思想，均可在历史中找到影子。

  中国特色档案学根植于中国深厚的档案实践土壤，所涵盖的基本范畴和核心命题，不仅有别于西方语境下的档案学话语表达，也有别于其他信息学科、管理学科的学科传统。例如，我国档案学人对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的提炼，源于对档案运动周期的深刻认知，衍生出有别于西方的档案生命周期理论雏形；对档案管理体制机制、基本原则、核心环节的设计，是基于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管理经验而独创的档案工作新型管理体系；中国档案学特有学科分支的建构，与中国自古以来“以档修史”的传统和新中国成立后重视生产、科技的社会实际密不可分。这些命题构成了中国特色档案学独特的话语体系。

知识框架：契合中国实际的“档案阶段”

  本土思想资源滋养的中国特色档案学，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档案学知识框架。档案生命周期的“中端”与“终端”作为契合中国实际的“档案阶段”，构成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知识框架。

  西方档案学多关注档案生命周期的“终端”，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为对于“公共档案馆学”的研究偏向。溯源历史以究其原因，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档案馆。在此背景下，西方档案学逐渐由以“古文书学与管理实务”为支撑的前科学阶段，迈入以“来源原则”为统领的常规科学阶段。公共档案馆的建立、定位、职能等便成为其研究焦点。另一方面，在古典档案学时期，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基于“来源原则”与“行政官员决定论”，认为不偏不倚地守护作为证据的“馆藏档案”是档案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在现代档案学时期，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对广义的档案概念进行范畴缩定，进一步明确了“公共档案”的双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西方档案学的学术传统。

  中国特色档案学多关注档案生命周期的“中端”与“终端”，其知识框架由此表征为契合中国实际的“档案阶段”。立足于文书档案产生并服务于官方机构的现实情境与需求，中国古代档案学将文书发布、运转、保存与编纂等纳入其“观察范畴”，这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知识框架的铺设与成型奠定了历史基础。到了近代，受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影响，“公共档案馆”前端的“机关档案室”被纳入研究重要范畴。由此，从历时性视角看，我国档案学知识框架相比于同期西方更为“前置”，档案生命周期的半现行阶段亦被囊括其中，这又衍生了中国特有的“归档”理念与实践。到了现代，我国档案界进一步将档案形成与运动过程划分为“文书部门阶段”“档案室阶段”“档案馆阶段”，丰富了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知识框架。

研究内容：彰显中国风格的“分支学科”

  相较于国外相关研究的经验化与分散化，我国的“档案文献编纂”与“科技档案管理”因对接了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实际而具备充分的学理性与系统性，成为彰显中国风格的档案学特色分支学科。

  档案文献编纂学。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整理档案、编史修志的历史传统。封建社会官方主体的介入更是使档案文献编纂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传统，以此来宣扬政绩、巩固权力、强化统治。及至近代，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巩固了档案文献编纂的重要地位，更是一度催生了著名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历史上“以档修史”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不断深化，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汇聚成型，以“分支学科”的形式获得广泛社会认可。继承中国古代档案学“强调编纂整理、内容诠释以及思想传播”的学术特质，汲取我国不同时期相关实践形成的理念与方法，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在建设过程中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直至今日，孔子的“述而不作”、刘向刘歆的“广罗异本、仔细校勘”、章学诚的“比次之法”等思想精髓仍在档案学知识版图上熠熠生辉。

  科技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名词，在我国已有六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记录“生产建设与科学实验”的档案大量产生，我国企事业单位专门建立“技术资料室”，以对其进行科学管理。1959年大连召开的技术档案工作现场会议，标志着国家规模的科技档案工作开始形成。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出版《技术档案管理学》，表明该分支学科初步体系化成型。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科技档案管理学是由中国实践促发、由中国理论阐释的标志性知识成果。围绕项目、课题、工程或产品等客体管理的“成套性”思想所衍生出的“主客体全宗理论”成为我国档案学界对于既有“全宗理论”的特色贡献。相比西方倾向于以形成来源（社会实践主体）认知并管理档案的思维范式，科技档案管理学着眼于档案既有内容及特点（社会实践客体）的内在逻辑，打破了西方档案学话语的主导模式。

自主取向：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创新发展路径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档案保管、保护、收藏、编纂思想。如为昌盛文化，孔子删述“六经”、司马迁编纂史著；为传承文脉、保藏典籍，西周时期将档案“藏于金匮、登于天府”，汉朝设石渠阁“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明朝建皇史宬专管帝王文书及王朝世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档案思想，为发展具有民族基因、文化根基的中国特色档案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智慧。

  汲取中国历史经验。历史上的思想遗产和经验教训为全面梳理中国档案学的学术传统提供镜鉴。历朝历代设史官、建史馆、编史书、撰史著，这些都是档案现象的早期形态。对这些现象的提炼凝结成了中国古代档案思想。“中国古代档案学研究成果散落于朝廷规章制度、法律条文、官员奏疏以及官府来往文书之中，也散落在学者考据笔记、学术著作以及类书之中”。这些典籍蕴藏着古人的档案观，是建构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

  直面中国实际问题。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建构中国特色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具有“实践自觉”和“实践取向”。档案学人要深入掌握和总结中国档案管理实践经验，学理化阐发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实践逻辑，厘清中国档案管理实践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变革之间的关联，从问题出发，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

  坚持原创性。建构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以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处理好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在、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在借鉴西方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同时，基于本土档案理论经验和管理实践充实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知识框架；从传统和现实中提炼能够解释中国档案现象的标志性概念，深刻阐释中国档案学人原创的档案理论内容；在坚守档案学学科内涵、学科品格的基础上，真正实现档案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作者：徐拥军，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