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当清晨的阳光照亮房间的时候，《光明日报》会准时出现在我的书桌上，送上新一天的晨安问候，带来五湖四海的消息。作为读者，我们热爱且亲近，我们互为知心朋友。转眼间，光明日报迎来她的75岁生日，首先送上我最诚挚、最美好的祝福，祝愿这位以报道光明为己任的老朋友、为读者带来爱和温暖的持花使者，有着无比灿烂和光明的前景，就像春天的玉兰花一样在枝头怒放。
记者整理了我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尽管用的是五号字体，但打印出来，仍是厚厚的一摞，像一本含蕴悠久历史的大部头专著。我看后很感慨，也很感动，事实上我与光明日报的友谊也像一本大书那样深厚。回想起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的第一篇作品是首诗，它发表在1959年1月25日的《东风》副刊上，那时我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由于时间久远，当时是怎样的机缘投了这首诗，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发表后的心情，至今依稀能感受到。
我对《光明日报》一直有着深深的憧憬和向往，在报纸创刊的时候，我还在遥远的南方。作为当时的知识青年，通过这份报纸，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文学副刊，那是必读的，历史、考古、经济、哲学等版面，都是一扇扇向我打开新知的窗口。到了北大，有同学率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研究文章，我更是羡慕得不得了。后来我也发表了习作，从读者变为作者，那是何其的荣耀和有幸。
作为从报刊时代走过来的作者，我对报纸有着天然的亲近之感。光明日报毫无疑问是密友，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分。当我有想法要表达的时候，有诗情要抒发的时候，有优秀诗作要推介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光明日报》。我记得在21世纪刚刚到来的时候，《光明日报》发了我的一篇小文《迎接新世纪祝辞》，那是我写于新世纪前夕的一篇随感。站在世纪之交，我一直感慨，我最钟爱的文学是怎样走过了这一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间的文学园地里，有无数辛勤劳作的人，有的已经离去，有的最终也将离去。优美的心灵化成了文字，成为历史的见证。其间，几代人憧憬，几代人抗争，几代人耕耘，几代人收获……有感而发，挥笔写就，然后通过老朋友光明日报表达着我的思考和感动、祈福和愿景。
2022年初的一场意外摔倒让我在病房躺了数天，并做了换骨手术。我当时已经90岁，痛苦程度可想而知，康复训练也是十分漫长。从严冬到初夏，外面的草变绿，花盛开，这几乎与我无关。我谢绝了一切社交活动，包括想我、念我、爱我的亲友的访问。但是我没有放弃写作，先后写了《换骨记》《学步记》《登楼记》等篇什，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副刊和报社旗下的《中华读书报》上。在我遭受病痛折磨的时候，我首先想到向光明日报这位老朋友聊聊天、诉诉苦，倾诉与病痛抗争的几多感慨和无奈。
与光明日报交往几十年，令我深受感动的还有那些编辑们。无论是多年联系、早已奉为知己的老编辑，还是处在青春年华、接触不久的新编辑，他们都是那样的专业敏锐、那样的细致周到、那样的古道热肠，常常给我如清风拂面般的温暖和感动。
对于报纸和我，我们都不会忘记我的一篇小文发表的前前后后。20世纪80年代，当代诗歌讨论会在南宁举行，会议围绕新诗潮的崛起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临散会，光明日报资深编辑黎丁向我约稿。散会后回到北京，我写成了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主张对朦胧诗要听听、看看、想想，对其要适当地容忍。此文于1980年5月7日见报，被放在了版面最上方、最醒目的位置。文章发表后，文坛掀起了持久的论争，此后给新时期的文学、艺术以及诗歌带来的正面的、积极的，可能也算是深远的影响。对于我本人而言，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向这份代表真理和正义的报纸致敬，向已经远行的黎丁先生致敬。
我还记得，在我的母校福州三一学校，现在的福州外国语学校10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怀着对母校的感恩和敬意写了一篇小文，本来是要在校庆当天刊发，但是由于版面的调整，文章没有被发出来。一般来说，稿子没发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编辑后来又主动找到我，提出要重新刊发，我深受触动。这就是有心的编辑，他们会为作者分忧解难，时刻想着作者的辛勤劳作。
这些年，光明日报一直在关注我的学术研究，每次有重大成果发布的时候，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总会准时出现在现场，带来老朋友的祝贺和问候。2023年8月，《光明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栏目，刊登了记者对我的访谈报道，很多亲友看到后第一时间给我发了信息。我感到非常喜悦，但又略感惭愧。这是老朋友对我的惦念，也是对我的鼓励。我的季节已届深秋，然而我依然会寻找我心中的花朝月夕，依然会为中国诗歌发展尽绵薄之力。
回望来路，不禁唏嘘。光明日报，总是带给我们以希望和信心。不论是在风清月朗的静好年岁，还是在风浪迭起的艰难时刻，75年风风雨雨，她时刻守护在我们身边，以坚韧的信念始终鼓舞着我们。记者请我给光明日报写句寄语，我提笔写道：“光明在我们心中。”
（谢冕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报记者刘江伟、姜奕名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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