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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嘉祐六年（1061），苏轼赴凤翔任签判，人生第一次和弟弟苏辙离别，写诗提醒他当年在怀远驿读书时的约定：
寒灯相对记畴昔，
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
慎勿苦爱高官职。
熙宁九年（1076），苏轼在山东密州任太守。中秋之夜，把酒赋词《水调歌头》，序曰：“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辙字子由），遂成千古名篇，结句由思念其弟而推及全天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困于狱中，误认命将休矣，故饮恨遗诗其弟：“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到广东惠州，在写给表兄的送别诗中还心心念念第二次贬谪江西筠州（州治在高安）的弟弟：“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黄檗参洞山”……
——高安客，高安客，你在他乡还好吗？
一
那个高安客让苏轼心心念念，是因为他自小体弱多病，是个肺病患者。
苏辙两度谪贬高安——第一次是苏轼因言获罪，史称“乌台诗案”，苏辙救兄心切，在《为兄轼下狱上书》中欲以自身的官职为兄赎罪，结果“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宋史·苏辙传》）。第二次则是自己因言获罪，因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新党以奏折中用汉武帝为例，诽谤宋神宗穷兵黩武为由，一年三贬黜，最后降授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苏辙前一次谪高安自元丰三年（1080）至元丰七年（1084）计5年，后一次自绍圣元年（1094）至绍圣四年（1097），计3年，两次共8年时间，中间整整相隔10年。
初次贬谪筠州，高安收留了这个谪臣，接纳了他多病的身，抚慰了他苦闷的心，也寄寓了他爱民、报国的情。
筠州知州毛维瞻长苏辙28岁，他爱才、惜才、护才，待苏辙非常友善，邀他游园、夜饮、赏花……使得苏辙创作热情迸发，虽共事仅一年半时间，两人唱和的诗歌却达66首之多，其中锦词妙句频出：“我来邂逅逢宽政，忘却漂流身在南”“才力有余嫌事少，风情无限觉诗多”“幕府尊罍云里集，民家歌吹静中来”“政宽境内棠阴合，讼去庭中草色新”……从中足见毛太守行政有道，百姓安居乐业。
毛维瞻也是元丰三年知筠州的，一到任就开始维修被洪水冲毁的州城。十月，州城西楼建成，苏辙被邀参与圆功宴。
苏辙虽监筠州盐酒税，常睡在盐酒税舍的酒缸旁，闻着氤氲在空气中的酒香，口角流涎，心向往之却从不盗饮。而今，毛太守给了苏辙畅饮美酒的机会。酒，化解了他贬谪险远之地的不快；酒，麻醉了他到筠州不久便痛失小女的悲伤；酒，也激发了他以诗言志的兴致。
高安糯米酒久贮醇香、入口甜滑，一杯入肚，丹田转暖，三杯过后，诗兴大发，不知不觉间，他喝过量了，乐极生悲而肺病复发。
在肺疾折磨之中，这个爱诗如命的酒徒竟写下二百言长诗《饮酒过量肺疾复作》来记录这场豪饮：
朝蒙曲尘居，夜傍糟床卧。
鼻香黍麦熟，眼乱瓶罂过。
囊中衣已空，口角涎虚堕。
啜尝未云足，盗釂恐深坐。
…………
苏轼接到诗后，同样以二百字诗相和。和诗中写苏辙幼时就患上了肺病，痛苦时整天呼爹叫娘，“喊呀或终日”。幸好后来遇良医良药，苏辙身体阴阳得到调和，肺病也缓解了。诗中云：
平生不尽器，痛饮知无奈。
旧人眼看尽，老伴余几个。
残年一斗粟，待子同舂簸。
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
真源结梨枣，世味等糠莝。
耕耘当待获，愿子勤自课。
相将赋远游，仙语不用些。
这次肺病复发，哥哥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不自珍”，并劝勉他要“勤自课”，为实现有朝一日兄弟二人归隐田园、“风雨对床”的梦想而自律自修。
二
那个让苏轼心心念念的高安客，其实是个勤政、爱民的大宋小吏。
苏辙初谪筠州是有工作的——监盐酒税，再谪筠州则是没有工作的。
高安于汉高祖六年建县，是当时江西十八县之一，隶豫章郡。到苏辙贬谪筠州时，筠州辖高安、上高、新昌三县，州治、高安县治均在高安城。自汉代设县以来，其城池位置一直未改变，锦河（又名锦江、蜀江，宋代称筠水）穿城而过，南北二城（俗称南街、北街）枕河而居、隔河相望，南北双城仅有一座浮桥相连接。
据《太平寰宇记》载，高安得名是“地形似高而实安，故名”，实际上，高安城却是个水患频仍的江南小城。苏辙刚到任就被前不久发生的一场洪水当头棒喝：位于南街河边的盐酒税舍被洪水冲到河里去了。苏辙只得向知州求助，暂时把家安在了北街州府的部使者府。这年十二月，他将被洪水冲坍塌的州府听事堂东面的房屋进行修补，作为自己宴休的地方，名之曰“东轩”，并写下《东轩记》一文。
《东轩记》简直就是他来筠州五个月的工作总结。通过这篇散文和前后多首诗歌，我们可以窥见他工作的艰辛。
筠州的盐酒税原来是由三个人收取的，他刚到，另两人被罢免了，三人工作由他一人承担，他既要坐在盐酒税舍里卖盐、卖酒，还要到市场上去收取卖猪肉、卖鱼等各种税收，一天到晚难得停歇，以致回到家里精疲力竭，倒头便睡，第二天很早又要赶往盐酒税舍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因为盐酒税舍和市场在南街，而家在北街州衙东侧，所以，他每天都通过浮桥在南北两城之间奔波，“平明坐曹黄昏归，终岁得闲惟有夜”，是他辛勤征税的真实写照。
苏辙在元丰四年四月写的《江涨》一诗记述了锦河涨水，“凌晨我有适，出门舟自操。”到任仅九个月，为了方便收税，苏辙竟然学会了划船。要知道，民间素有“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之说，划船是重体力活，而苏辙原本是个饱读诗书的文人啊。
我们浮想当时，千年前的高安城一旦大雨，洪水从河道漫上南街、北街，在土丘、山坡高处形成了一个个临时市场，苏辙为了每一个铜板的税收，划船在其间往来征税，其情其景现在想来都令人感佩不已！
苏辙在诗歌中就记载了几次洪水，洪水过后往往是大瘟疫。苏辙把哥哥传授的治疫秘方——圣散子用来无私救治百姓。《江西通志》载：“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公多制圣散子及糜粥，遍诣病家，与之，所活甚众。”
“独幸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站在东轩，苏辙慨叹不能追求颜回之乐，然而，为国为民而辛劳，为生民解疫而施舍汤药不也是一种人生修为吗？
三
同为唐宋八大家，和苏轼一样，赋诗作文同样也是苏辙的理想表达、人生追求和精神归宿，筠州8年正是他文学的成熟期。
第一次贬谪高安5年是苏辙文学创作的井喷期，仅留存下来的诗词多达278首、文25篇。
苏辙这一时期的诗词主要是唱和之作，排在唱和前三位的分别是知州毛维瞻、女婿王适和哥哥苏轼。
王适是苏轼在徐州为官时发现的青年才俊，苏轼觉得其性情修养“是有类子由者”，便将自己的第二个侄女许配于他，后来还亲自为自己的孙子向王适的女儿第十四小娘子提亲。王适陪同苏辙来筠州完全是为了照顾岳父一家生活的，从他们的诗词唱和可以推测，到筠州后，王适在州学谋得一份差事，课徒为业，并把家也安置在了学宫附近。
这是很有诗意的两翁婿，初谪筠州期间唱和的诗歌达32首。他们一起吟雪，一起咏梅，一起欣赏江上落日，一起慨叹洪水泛滥；他们也一起读书，一起饮酒，一起切磋诗文学问，苏辙甚至向王适倾诉思乡之苦：“江南留滞归何日，万里逢春思故乡。”元祐四年（1089），多病的王适去世了，因此，当苏辙再贬筠州时，再也没有了这么一个被苏轼称为“璞”的人陪伴了，真是“他年夜雨独伤神”啊！
“诗穷而后工”“写忧而造艺”。“乌台诗案”后，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的二苏兄弟如涸辙之鲋，通过诗文唱和，相互安慰、相互宽解、相互砥砺，共同升华，把这一段灰暗的人生过得光彩夺目。黄州成为苏轼诗、词、散文、书法创作的高峰期，筠州也成为苏辙诗歌和散文写作的高产期，《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东轩记》《筠州圣寿院法堂记》等散文名篇的创作基本奠定了苏辙“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地位。
除了文学创作外，苏辙还在筠州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诗集传》《春秋集解》《古史》《老子解》等学术著作的写作正是开始于筠州期间，《古史》的写作完成于第二次贬谪筠州的绍圣二年三月。
第二次贬谪筠州期间，与苏辙诗歌唱和最多的是哥哥，在为数不多的诗歌中，诗题注明与苏轼的唱和诗达9首。
闭户著书，神交古人，精神与天地相往返，知交零落之际，哥哥苏轼仍然是他的人生导师和精神支柱。
四
思念不如相见，心动不如行动。让人牵肠挂肚的“高安客”一家人到底在筠州生活得怎么样？苏轼终于抓住一个机会，开启了筠州之旅。
元丰七年（1084）初，病入膏肓的神宗皇帝忽然想起祖父仁宗皇帝当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的自得之语，两宰相即指苏轼、苏辙，便决定起用苏轼，下旨道：“苏轼黜居思咎，阅世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为汝州团练副使。
苏轼在接到诏书的次月，带着家眷离开黄州，经兴国（今湖北阳新），乘船溯富水而上，到达靠近分宁（今江西修水、铜鼓）的地方，他让长子苏迈带上家人继续前往九江，自己则通过陆路骑马前往高安，探望那个日思夜想的“高安客”。
两兄弟还没见面，便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一段“二人同梦”的公案，为高安山水增添了许多迷幻色彩。
苏轼要来高安，苏辙邀请筠州洞山寺的云庵禅师和圣寿寺的聪禅师一同去迎接他。两位禅师跟苏辙说起他们做了同样的梦：梦见三人一起出城去迎接从湖北黄梅五祖寺来高安的戒禅师。
三人在离城二十里的建山寺迎接到苏轼，便向他讲起二人同梦的事。苏轼说他母亲刚怀孕时，梦见一个个子很高、瞎了一只眼睛的僧人前来借宿。云庵惊叫道：“戒禅师是陕西人，而且瞎了一只眼睛。” 因为二人同梦，苏轼在寓居的城南郡学里题写了“同梦”匾额，并挂在郡学大堂之上。
从四月二十九到五月初九，苏轼在高安游历了十天，并且度过了一个特别的端午节。
这个端午节，苏辙因工作困在盐酒税舍中，幸好三个侄儿非常欢迎伯父的到来，不但典衣买鸡买酒招待他，希望他一醉方休，说说家乡话，聊聊故乡旧事，还陪同游览了城南真如寺。这是一场充满欢笑的旅行，一路上他们缠着伯父请教学问，探究诗律，伯父长久以来积压在心里的阴霾也一扫而光，留下这首《端午游真如，迟、适、远从，子由在酒局》：
一与子由别，却数七端午。
身随彩丝系，心与昌歜苦。
今年匹马来，佳节日夜数。
儿童喜我至，典衣具鸡黍。
水饼既怀乡，饭筒仍悯楚。
谓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语。
宁知是官身，糟曲困熏煮。
独携三子出，古刹访禅祖。
高谈付梁罗，诗律到阿虎。
归来一调笑，慰此长龃龉。
梁、罗、阿虎分别是迟、适、远的小名。侄儿们如此喜爱伯父，源于苏轼、苏辙十分重视后代的教育，苏轼在辞别诗《留别子由三首兼别迟》中仍不忘教育大侄子苏迟要做“传家好儿子”，苏辙则在和诗中劝勉儿子、侄儿们“家藏万卷须尽读”，并寄以希望“门户久长真待尔”。
在他们的教导下，两兄弟的后代都秉承家学，并学有所成。苏轼四个儿子除小儿子苏遁早夭外，苏迈曾任嘉禾令，苏迨授承务郎，苏过知郾城县；苏辙的三个儿子，苏迟官至工部侍郎，苏适授信阳军司录事，苏远任泸州潼川府通判。也许是因为苏辙与筠州结缘，他的曾孙苏诩于淳熙五年（1178）任筠州知州，苏诩之子苏森也于开禧二年（1206）任筠州知州。
苏轼端午节所游的真如寺又名大愚寺，正是“二人同梦”中戒禅师云游到高安的圆寂之地。
“风雨对床”一直是他们兄弟的精神高地，此次苏轼来筠州，兄弟俩也常常在东轩彻夜长谈，苏辙在和苏轼的送别诗中是这样记述的：“公来十日坐东轩，手自披云出朝日。”
东方既白，心扉打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东轩，把两个同胞兄弟、文学巨匠亲切而坚毅的形象镌刻在高安历史的年轮里。
五
挚爱山水、饕餮美食的苏氏兄弟每到一处都能使山水添色、人文增华，高安也因二苏的壮游而平添几多千古佳话和人文气息。
《筠州圣寿院法堂记》简直就是苏辙为高安撰写的广告词，细读这篇文章，我们就能走进宋代的高安。
这里生态良好，“居溪山之间”，“水有蛟、蜃，野有虎、豹”；这里物产丰富，“其人稼、穑、渔、猎，其利粳、稻、竹、箭、梗、楠、茶、楮”；这里“民富而无事”，百姓富有，安居乐业；这里民风和谐、饮食良好，“幸其风气之和，饮食之良，饱食而安居”；这里宜居，“然后信其宜为余之居也”。
尤其让苏辙称道的是这里道教、佛教文化兴盛。东晋道士许逊的门徒遍布山林，此时道士仍比别的州多。有唐一代，佛教高僧云集，“高安虽小邦，而五道场在焉”，洞山寺有良价禅师，黄檗寺有希运禅师，真如寺有大愚禅师，九峰寺有道虔禅师，五峰寺有常观禅师。苏辙认为多病宜学道，多难宜学禅。因为多病多难，他与释、道中人有着深厚的交情，甚至有“筠州无可语者，往还但一二僧耳”之语。也正是在筠州，他学会了“吐故纳新，引挽屈伸”（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称之为瑜伽术），祛病除疾，延年益寿。
透过苏辙的诗词，我们可以神游大宋时期的筠州州治。州治位于凤凰山下，凤凰山因唐代山中有凤凰飞集而得名。这是一座仙山，传说蜀仙李八百在此修炼，苏辙《和毛君州宅八咏》组诗中的《披仙亭》《李八百洞》《炼丹井》《磨剑池》写的正是这一美丽的传说和遗迹。此外，州治还有方沼亭、翠樾亭、山房等建筑散布在山间，房、亭、池、井、洞，俨然一处好园林。
此外，他还写了浮桥、黄仙观、圣祖殿、清居院、小云居、吴氏园、陈氏园、上高息轩起亭等纪游诗，有观赏梅、兰、竹、菊、茶花、山橙、芭蕉、菖蒲、并蒂莲等花草的诗章。
同时，苏辙还是个舌尖上的诗人，他酷爱美酒、美食，而高安号称“江右上县”，是鱼米之乡，农业发达，物产丰饶。
读苏辙这个时期的诗文，酒香扑鼻：“村醪入口半甜酸”“白醪新熟喜初酣”“床头酒熟自倾缸”“酒盏遥思向日酣”“一樽聊且慰蹉跎”……
在苏辙笔下，水中鲙鲈鳣鲂、蟹虾菱藕物美价廉，山中牛尾狸、黄雀、崖蜜、茅栗、春笋、橙子应时而来，诗人的味蕾在这里得到舒张。
二苏深受高安百姓爱戴，许多山水因为他们的到访增光添色。据高安《金沙刘氏家谱》记载，苏轼在苏辙的陪同下拜访过金沙刘家的贤者刘平伯，游览了刘氏祖先、汉建成侯刘拾（如果按辈分算，他还是海昏侯刘贺的叔叔呢）遗迹金沙台，写下纪游诗，诗曰：
雨后东风渐转和，
扣门迁客一经过。
王孙采地空珪璧，
长者芳声动薜萝。
正尔谪居怀北阙，
聊同笑语说东坡。
山林台阁原无异，
促席论心酌叵罗。
宾主相谈甚欢，在主人请求下，苏轼挥毫画了四幅墨竹图，还为渡口的亭子题写了“唤渡亭”。因为二苏唤渡访贤，淳朴的村民将他们到访的渡口唤作“来苏渡”。“来苏古渡”是为高安“邑治八景”之一。
清同治辛未年（1871）重修《高安县志》中，许多条目都留下了二苏的影踪。除了“东轩”“大愚寺”“来苏渡”“唤渡亭”“金沙台”，苏轼沿官道从建山寺进城的一座桥梁易名“来苏桥”；传为苏轼游览过的辽河易名“苏溪”，苏溪旁的一座小山也被命名为“坡山”；城南一座小桥传为二苏与黄庭坚相揖让而取名“三让桥”；由宋代郡学而广福寺，而明代筠阳书院，而清代凤仪书院，因苏轼曾题“同梦”匾而文气沛然。二苏的塑像也被安放在县治南的“四贤祠”中，被人顶礼膜拜，被请入凤仪书院的“十贤祠”中，接受学子的尊崇、叩拜、学习。
在高安，二苏胜迹世世代代吸引着人们寻访、追慕，二苏的优美传说至今仍在民间传扬……
六
黄州东坡居士苏轼与筠州“东轩居士”苏辙患难之中亲切、炽热、深沉的兄弟情感成就了中国文人兄弟中一段罕见的佳话——
“乌台诗案”发生，苏轼在湖州被执时仰天高呼：“子由，以妻、子累尔！”在狱中写的绝命诗中也有“十口无归更累人”的诗句。苏辙当时在南都应天府任签书判官，苏轼一家十余口投奔应天府，而苏辙此时也至少是十二口之家，合在一起近三十人一大家子，着实拖累人，但弟弟毫无怨言地收留、照顾了惊魂未定的哥哥的家人。
此后，无论何时何地，苏辙对哥哥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哥哥要到常州买房安家，向他借钱三千贯，苏辙翻箱倒柜，如数奉上。哥哥贬谪广东惠州，没有路费和安家费，苏辙倾其所有，资助七百万缗。苏轼想帮助惠州百姓修堤建桥，苏辙没钱了，只能劝妻子史氏捐出皇上赏赐的金币……苏轼弥留之际仰天长叹：“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何薳《春渚纪闻》）
苏轼去世后，侄儿苏过、苏迈生活艰难，苏辙此时虽贬职降薪，经济紧张，但仍将侄儿们接到颍川来照顾，以一人双肩力扛全家。据宋人笔记载：“二苏两房大小，近百余口聚居。”真是应验了苏轼所感叹：“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晚年的苏辙闭门不出，几乎断绝了一切人际往来。十年后，苏辙也追随哥哥而去，兄弟俩葬于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小峨眉山下，实现了“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的约定。
作为兄弟，“高安客”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入孝出悌”“兄友弟恭”的伦理道德。恰如《宋史·苏辙传》所评价：“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而作为文人，“高安客”也通过与哥哥由少及长，宦海沉浮，却始终相濡以沫、心意相通的大量的诗文唱和（苏轼以子由为题的诗词就超过了100首，二人唱和诗文计逾300首、篇），承继了唐代以李白与杜甫、柳宗元与刘禹锡、白居易与元稹等著名文友为代表的文人相重、惺惺相惜、互敬互爱的优良传统，成为千年以降中华民族优秀文人的至尊典范。关于二苏关系，我们赞赏这样的比喻：“苏轼与苏辙的关系就像箭与弓，箭之离弦，离不开弓的隐忍内敛。唯弓弩收得愈紧，箭方能弹射得愈远。某种意义上，正是苏辙的内向收敛、隐忍坚韧，成就了苏轼穿越时空的锋芒与伟才。”（赵允芳语）
高安客啊，高安客，你的诗文、名声、才情、品德、操行与贡献，又岂是高安二字所能了了？又岂是千年流光所能湮没？
（作者朱向前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向阳系江西省高安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