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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自信自强而富有乐感的古老文明，这一乐感基调首先蕴含在周文明的礼乐文化传统中，通过儒家学问得到发扬光大，其哲理典范就是孔颜乐处的生命风范，此一风范在北宋经过周敦颐和二程的重新发扬而深入人心，成为历代儒者向往和一再体证诠释的生命境界。兴起于明代中期的阳明心学是儒学的一次革命性发展，王阳明以接续周（濂溪）程（明道）之学为己任，对孔颜乐处提出了独到的解释，深刻影响了其后学，丰富了儒学对孔颜乐处的探究。孔颜乐处本是儒家圣贤的修养境界，王阳明独到的地方是将此一境界转化成了本体，提出“乐是心之本体”。由此阳明心学就让孔颜乐处成了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体证的至乐，强化了孔颜乐处对普通人的吸引力。这一创见在我们当今的儒学大众化传播中很有实践意义，但仅仅从先天的心之本体来解释孔颜之乐和孔颜之学，也可能忽略孔颜之学的历史性维度，这一疏失亦需反思。
乐是心之本体
作为浸润在理学传统中的儒者，王阳明很早就表现出对孔颜乐处的向往，他在龙场悟道之前的诗文中已屡屡提到孔颜之乐，但这个时候他还在钻研朱子学，为物理与吾心“判而为二”这个问题所困扰，未必真切体验到了孔颜之乐。经过龙场大悟，王阳明解决了这个“二”的问题，体证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对儒学之乐获得了全新的体验，《王阳明年谱》记载他悟道时“不觉呼跃”，欣喜若狂。带着这种悟得本体的喜悦，阳明一再抒发龙场时期讲学之乐，如“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诸生夜坐》），“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诸生》）这个时期王阳明还没有对孔颜之乐作出心学角度的哲理阐明。
王阳明对乐作出心学的独到诠释，在他提出致良知思想之后。学生陆澄来信问及孔颜乐处与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之乐是同还是异，阳明的回答是，“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这个本体之乐常人也是有的，只是不自知，“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传习录中》）。心体之乐何以既不同于又不外于七情之乐，王阳明与门人之间有一段对话给出了解答：“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传习录下》）乐是心之本体，意味着此乐我们心中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富贵时乐，贫贱时也乐，成功时乐，受挫时也不失其乐。但是遇到大变故（如亲人离世之类）而哀痛哭泣时，也能够说此心体之乐还在吗？阳明答道，哀痛得到释放的大哭中就有乐，如果本真的性情被压抑了，哭不出来，那就不乐；心之本体的乐包含自然情感的释放，但不只如此，只要心之主宰清明无蔽，情感的释放就有节制，这个节制和主宰的心仍是安的、不动的，此安处就是乐。
阳明对本心之乐的解释契合孔颜之乐中安泰自得的气象，孔子吃着粗米饭喝着清水曲肱而枕也乐在其中，颜回箪瓢陋巷不改其乐，都有安贫乐道的泰然自得，孔颜之乐中包含了超越外在境遇的安然。孔子讲“仁者安仁”，又称赞颜回“三月不违仁”，安仁中就有乐。阳明认为，这种主宰常定的安是常人也有的心之本体，但是要通过致良知的功夫反身而诚，才能复得这一常乐的心体。所以，阳明往往通过他的良知说来阐发这一心体之乐。
致良知的稳当快乐
心之本体安而乐，安是乐常在的前提。王阳明认为，这种安而乐只要致良知就可以得到。正德十五年，王阳明在江西赣州，经历了“百死千难”的考验悟出了“致良知”的心学头脑，学生陈九川向他陈述学问功夫“难寻个稳当快乐处”的苦恼，王阳明告以“寻乐”的诀窍：“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传习录下》）良知是我们心灵自有的判准，能够省察我们心中意念的是与非，只要照着良知的判断去做，不欺良知，存善去恶，心中自然安泰，这里是“何等稳当快乐”啊！稳当是安，是依着良知存善去恶达到的心安理得，依本心良知存善去恶，自然快乐。稳当快乐无须外求，只要事事物物中致良知便是，这就是阳明所揭示的致知格物的真诀，也是寻乐的真诀。
致良知的稳当快乐不只是一己之乐，而是与天地万物相感通的一体之乐。此一体之乐，阳明将其形容为“合和畅”。门人黄省曾在书信中向阳明汇报对《论语》首章的解释，阳明回信首肯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写道：“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合和畅，原无间隔。”这是以万物一体思想来解释心体之乐。他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对《论语》首章的解释中，认为“时习者，求复此心之本体也。悦则本体渐复矣”，故“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就是悦本体之渐复；“朋来则本体之合和畅充周无间”，故“不亦乐乎”；“本体之合和畅本来如是，初未尝有所增也。就使无朋来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尝有所减也”，故“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最后，阳明认为这一章讲述了孔子之学时习功夫至诚无息，而“时习之要，只是谨独。谨独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乐之本体”。（《与黄勉之二》，《王阳明全集》卷五）王阳明认为孔子之学的宗旨就是复心之本体，这个心体与天地万物原无间隔，本来就是乐的，时习就是复此心体之乐，朋来则此乐更充实周遍，即人不知而此乐也不增不减，因为心体是不增不减的。这样，阳明就对孔子之学和孔子之乐做了心学化的解释。
阳明以“合和畅”来形容仁人之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乐，值得玩味。“”字与“欣”字通，但“”从言，是言语沟通中彼此通达的欣喜。人的相合超出于雌雄相感的动物本能之合，是通过言语交往而实现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会说话构成了人是政治动物的条件（《政治学》）。亲子、兄弟、师友、君臣之间的相合离不开有情有义的言谈交流。即便男女之间的相合也得由言语相通而达到心灵相契，古之“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今之“谈恋爱”，说的都是男女夫妇以言、以礼相得的“合”。这种合需要相互倾听、相互理解、相互体贴，其中有去除私意间隔的心灵功夫。但这个过程也需要后天的学习，语言以及交往的礼仪并非人先天就会的，所以孔子告其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学而时习之”，首先当是学诗书礼乐，通达人情又熟悉交往的礼仪，才德充实而有光辉，才可能“有朋自远方来”而合和畅。阳明将孔子之学解释为只是复心之本体，只是致良知，未免有六经注我之嫌，包含了“创造性”的误读。
孔颜之乐与孔颜之学
孔颜之乐作为圣贤心灵境界与孔颜之学的功夫连在一起。阳明将此乐解释为“心之本体”，解释为致良知的稳当快乐，有独到之处，也有疏失，根源在于其对孔颜之学的理解有疏失。孔颜之乐与孔颜之学不可分，《论语》首章可见，《论语·述而》这一章也可见：“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在这个夫子自道里面，发愤忘食是夫子之学，乐以忘忧是夫子之乐，乐以忘忧是从发愤忘食中来的，这个乐里面包含了发愤的自强、忘食的超越、忘忧的自得。
王阳明的高足王畿对这一章有解释：“愤是求通之义，乐是心之本体。人心本是和畅，本与天地相为流通，才有一毫意必之私，便与天地不相似；才有些子邪秽渣滓搅此和畅之体，便有所隔碍而不能乐。发愤只是去其隔碍，使邪秽尽涤、渣滓尽融，不为一毫私意所搅，以复其和畅之体，非有所加也。”（《愤乐说》，《王畿集》卷八）王畿认为孔子的发愤只是去意必之私、荡涤心灵的邪秽渣滓，这样就能复心灵的和畅之体。他忽略了“乐以忘忧”的“忧”字，孔子的乐里面是包含了忧的，忘忧不是无忧，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孔颜之乐与忧患意识并存。孔子忧道之不行的“道”，正是他发愤忘食所求的先王之道、礼乐之道。发愤忘食，是志道、求道之诚；乐以忘忧，是大道在兹、用之则行的自信与希望。阳明心学对孔颜之学的解释减损了孔颜志于行先王之道的历史性维度，因此对孔颜之乐的解释也难免缺少孔颜之学的力度、厚度、广度。阳明心学将“孔颜乐处”本体化、平常化，有其独到与精彩，其隐含的疏失处也需要我们加以审视。
（作者：李旭，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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