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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前本无“孔孟”之说，更无“孔颜”之论，惟有“周孔”之称。唐宋以降，儒家内部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四书”横空出世，即便不能说侵越“五经”，至少与之相提并论矣，中国思想的特质亦由此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古文明之变始于韩愈的崇古、排佛、立孟、正荀，周敦颐令二程寻孔颜乐处则完成了这件持续了两三个世纪的重建正统之大业，因为当时的学者往往泛滥百家，出入释老，故必须使之返求六经，方能匡正世俗，维护道统，融贯古今，再铸辉煌。宋儒在应对佛教的过程中强化儒家内圣维度，“孔颜乐处”的话题由此滥觞。寻“孔颜之乐”堪称重大的思想史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宋明理学”的形成，也就意味着中华文明在应对和借鉴外来文化过程中再次获得了主动权，赢得了精神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颜回之乐：乐天、乐学与乐道
颜回身居陋巷，处之泰然，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故而夫子贤之。但颜子究竟因何而乐，典籍未曾明言，便成了千古公案，而破解之道也就成了一面镜子，映照着每一个人的心性和品德，甚至成了时代精神的风向标。颜回所乐显然不是“贫”，尽管“贫而乐”与“富而好礼”（《论语·学而》）已属常人所不能者（因为小人穷斯滥矣），却毕竟未臻尽善尽美，算不得卓越德行，也就配不上孔门首徒的崇高地位。光风霁月，澄澈空明，虽难能可贵，也只是圣学初阶。
第一，乐天。颜回安于穷困，与孔子粗茶淡饭，曲肱而枕，乐在其中，差相仿佛，惟他能与夫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颜回顺乎天时，无所沾滞，身心谐和，鸢飞鱼跃，从心所欲，夫复何求？颜回不迁于物、不累于形、与天地同流，此心广大，与宇宙同一，令万物皆备于我，既能赞天地之化育，也就与天地同俦，即如后人所说，“天地万物皆此生意，生意在我，法象俱灵，吟风弄月，从容自得。”（《明儒学案》卷五十四）乐天知命并非随波逐流，表面云淡风轻，实极豁达高明。
第二，乐学。颜回之德不仅仅在于品性醇厚，恬淡自守，不求闻达，甘于清贫，乐天知命，更在于以“为邦”为旨归的全面学习。颜回精通儒家之道，方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深刻体悟。颜回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不迁怒，不贰过，故夫子独称其好学。颜子博文约礼，进而不止，不知疲倦，未敢稍怠，才能于夫子之道无所不说，庶几近于化境。《论语》开篇言学，即涉此矣：朋友讲习，传灯鼎道，不亦乐乎？颜回不以身外之物为意，矢志圣门之学，践行着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教（《中庸》27章）。
第二，乐道。贫无可乐，“道”才是终极目标，苟有所得，即“道德”之古意，必然让人兴奋、战栗而幸福，岂是富贵可比？颜回唯道是从，贫贱不移，无欲则刚，如程颢所谓“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秋日偶成》）颜回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为后世君子之楷模。颜子所乐的“道”具体表现为“仁”，即颠沛造次于是而临难不辞的根本要求。颜回不仅自己三月不违仁，还能通过克己复礼，使得天下归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显隐无间，就是颜回之乐。
孔子之乐：文教与立法
孔、颜之乐，需要分开来讲，尽管师徒二人不乏相似相通之处，但毕竟“复圣”不如“至圣先师”多矣，这也是后世不少学者抵制“孔颜乐处”这一命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颜子之乐，孔子皆有之，而夫子之乐，则远超颜回矣。夫子不仅志于学，亦敏于行，更善于教，颜回及三千弟子乃至后世众多学者的非凡成就皆为明证。如果说颜回的卓异之处主要在于“立德”，那么，孔子在当世的“立功”足为九流仰镜、万古钦躅，尤其重要的是为千秋万代“立言”，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几乎所有方面——孔子之乐主要体现在其功德之中。
其一，文教之乐。孔子喟然赞叹的曾点之乐不仅仅在于超然物外，遂性自然，静观天理流行，更在于积极入世，通过文教而风化天下。风乎舞雩，咏而归，乐得其所，与圣人志同，就是尧舜气象。乐山乐水，终究归于仁者知者。暮春的风咏和雩舞，既是沂水之上的祭祀活动（王充《论衡·明雩篇》），也是一场修齐治平的实践课，其本质无关风月，亦非潇洒自乐，而是集诗教、乐教、礼教于一身的活动。可见程颢所谓“望花随柳”和“吟风弄月”与骚人墨客的风雅抒怀不可同日而语，也与高洁隐士的避世藏身大异其趣。孔颜之乐便有内外两层意蕴：个体超越与天下关怀，合而为一，方为真乐。
夫子有教无类，让王官之学走入寻常百姓家，令所有人受益，“太山遍雨，河润千里”（《文心雕龙·宗经》）。天生，地载，还需圣人之教。在孟子“三乐”中，父母兄弟的康健与自己的无愧无怍，皆属私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下》）则为公共福祉，泽被苍生，惠遗千秋：俾能斯文不丧，则人类便可生生不息。无论天下有道与否，天纵木铎的教化之功，都是伟大的“成人”之美，它所带来的快乐当然是“王天下不与存焉”。“儒教”之“教”并非西方人所说的“宗教”，而是更为现实和具体的“教化”。
其二，制礼作乐。夫子乐在富民、保国、教化以及协和万邦，更在于发愤忘食、乐而忘忧地删述修订旧文，制作典籍，其功不仅在于“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淮南子·要略》），更是“以诏万世”（王阳明语）。如无孔子制礼作乐而构建文化事业，则“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恐非虚言。就连偏激奇诡的章太炎都承认，“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章太炎《订孔》）
孔子“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史记·孔子世家》），据历史经验而为后世立法。孔子作《春秋》，以一字褒贬，覈实古人邪正，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不是教主，而是“大立法者”，即如孟子所谓“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所乐，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看似简单，非厚实的文教政制难以成之，亦非能绍明世者不足以当之——这才是真正的尧舜气象，远迈“与点”之意，亦不同于道学之乐，甚至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乐”了。乐民之所乐，以天下万代之乐为乐，其乐何极！
“寻乐”的历史反思
“孔颜之乐”深湛精微而不可凑泊，绝非易与，岂能等闲视之？最起码也要先具备孔颜的工夫，在学、政、道等方面继往圣之志，才能谈得上寻其所乐，否则东施效颦，南辕北辙矣。但北宋以降，“寻乐”蔚为大观，逐渐异化成高蹈凌虚之风和空疏不实之气，在明末清初的“实学家”看来，乃是堕入“禅障”的表现。宋儒出入释老，虽依附儒说，终究为内典所俘，潜移默化而不自知，虚中玩弄，附庸风雅，自误误人，故李塨所谓“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上颜先生书》），未免苛责太甚，然而亦非无据。
早在宋明理学大行其道的时期，就已有人开始反思其弊端，如南宋的陈亮和明朝中叶的杨慎，清初以来的“异端”更如雨后春笋。朱熹本人对孔颜之乐的态度发生过根本的改变，他原来以“与点”释之，晚年则对此后悔不已，避而不谈，承认留为后学病根。杨慎则叹曰：“惜乎！不知所以裁点之事，而徒传与点之语，使实学不明于千载，而虚谈大误于后人也。”（《升庵集·夫子与点》）儒家“三纲八目”，本已晓畅明白，平实简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无不是乐，不用到处寻找，更不必装神弄鬼。经籍早有明训，何殆他求？乐本存乎日用之间，贴近人情世道，没有必要另外故弄玄虚。
宋明诸贤表彰颜回，发明孟学，欲建立自己的统绪来应对佛学的挑战，捍卫本土文化的尊严，但在这个必然而必需的过程中难免沾染时风异气，终不免“阳儒阴释”之嫌。笼统谈论孔孟或孔颜，致使内外失衡，上下乖序，功过兼具而有不得要领之讥也。宋儒还深受道家影响，以庄子的“心斋”“坐忘”来解释颜回的“屡空”，以逍遥自适来理解孔子的“与点”，过于注重“内圣”的层面而忽视了更为要紧的“外王”。当然，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儒释道融合的必然结果，儒家可能不再那么“醇”，但整个华夏大地却已在文明互鉴过程中成长得枝繁叶茂，变得更为丰富和生动了。
（作者：程志敏，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社科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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