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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人的生命、价值、尊严，实现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保护人权是《世界人权宣言》宣示的崇高理想。然而，美国作为《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国，却罔顾国际条约义务和国际正义公理，把人权变成维护美式霸权的私器，与全球人权发展大势背道而驰。
名为“人权灯塔”，实则恃强凌弱。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是世界各国人民平等享有、不可剥夺的人权。美国以“人权灯塔”自居，但人权往往是其实施霸权欺凌的借口。美国霸权体系是一种以实力为基础、中心国家占据垄断地位的不平等结构，凡是不服从美式霸权或不利于美国维持霸权的国家，都会成为美国打压的目标。为了维持霸权利益，美国基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控制，把单边制裁变成一种类似于中世纪教皇开除教籍的法律权力，动辄以人权之名对他国封锁制裁、开除“球籍”。截至2022年底，美国对近40个国家实施过经济制裁，影响波及全球一半人口。这些制裁严重冲击受害国的经济基础，人为制造受害国的发展困境，无形中剥夺受害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自诩“人权卫士”，实则是侵权大国。战争是对人权最大的侵犯，而美国恰恰是一个好战的霸权国家。从1776年到2019年，美国发动近400次海外军事干预，仅“反恐”战争就直接或间接导致450万人死亡，是举世皆知的人道危机制造者。美国以“外国代理人计划”对别国实施政权更迭，通过代理人战争实现渔翁得利，而且违反国际人权法向国际冲突方提供贫铀弹和集束炸弹，是名副其实的地区冲突制造者。美国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800多个军事基地，大搞所谓双边同盟、“三边伙伴”“四边对话”及“五眼联盟”，不断加剧阵营对抗和军备竞赛，是不折不扣的战争风险制造者。这个人权“卫道士”，不惜以损害人权为代价，成就其强权霸业。
高举“人权外交”，实则服务霸权。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人权外交”，声称把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但在霸权利益面前，美国始终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人权策略。美国曾主导或参与许多国际人权条约和文件的起草工作，占据标准制定上的优势，但其批准或加入的主要人权条约比二十国集团的其他国家都少。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联合国成员，而且拒绝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重要人权文件。美国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当作儿戏，一度任性退出，重返之后又拉帮结派大搞人权政治化，利用这一国际平台加大对中国等一些国家的抹黑打压力度。这种人权外交的实质，是垄断人权领域的话语权，为其霸权利益服务。
扮演“人权教头”，实则操弄双标。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一味指责别国，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但对自己国内长期存在的贫富极化、枪支泛滥、仇恨犯罪、警察暴力、种族歧视、剥削童工、人口贩运、毒品和药物滥用等系统性人权问题避而不谈。美国政客站在“拯救世界”的人权制高点上高谈阔论，却对华盛顿白宫附近街区的无家可归者、加沙战火中生死挣扎的无辜孩子们视而不见。美国有意抹黑发展中国家及其他“不友好”“不服从”国家的人权状况，却对其盟友的人权丑闻置若罔闻。美国习惯对全球各国各地区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自认为在人权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但涉及真正促进人权的重大举措和实质变革时往往根据其自身利益办事，还以其特殊国情为由对国际人权公约做出许多保留和限制。这个“教师爷”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唯有“美国优先”的根本标准始终如一。
挥舞“人权棍棒”，实则维护特权。推进全球人权治理，必须遵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美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由打压对手国家，利用人权议题挑唆国际纷争，最终目的就是让别国屈从于美国单极独霸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里的规则是美国“小圈子政治”所打造的“帮规”，甚至是美国精心编织、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国内法，主要服务于美国主导的全球霸权垄断利益。当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以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打破美国垄断，给全人类带来更多福利时，美国以破坏规则为由，动用各种霸权机制打压中国；当世界面临金融危机、疫情危机、战争危机时，美国要么隔空“甩锅”，要么蓄意“拱火”，把发危难财的机会留给自己，把矛盾和责任转嫁给世界。在这样的美式规则里，不见世界人民的人权，只有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特权。
“人权”已沦为美国霸权的政治武器和谋利手段。美式人权的工具化明显背离美国《独立宣言》推崇的人权价值，更与《世界人权宣言》确立的人权准则格格不入。美式人权的霸权化导致世界四处起火，使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动荡不安的恶性循环，让全球人权事业备受冲击。美式人权的反人权化凸显了人权保护的必要性和人权治理的紧迫性，各国应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张佳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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