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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的墓葬考古与文书
对我国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考古，由来已久。其中敦煌、吐鲁番因为新材料的发现，而形成一个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学”的国际显学，引领百年风骚。当地因为干旱而使埋藏千年的纸质文书得以保存，成为未经后世编辑的历史时期文献原貌的遗留，这是敦煌、吐鲁番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因为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藏经洞，敦煌17窟从此被载入史册，这个时间点也被当作敦煌学的起始时间。根据学者的研究，敦煌17窟中珍藏的5万余件文献的主体，原是莫高窟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推测是在邻近的丝路南道于阗王国遭遇攻击时，出于对敦煌紧接着遭遇洗劫命运的担心，三界寺在1002年以后不久，将这批物品封存洞中，此后随着当事者的离开，藏经洞的秘密被长期遗忘。藏经洞大量写本文书的发现，为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文本。有关敦煌文学文献的研究，也在一个多世纪里产生了重要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尤其民间通俗文学作品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古时期文体发生、文学表现的认识。
相对而言，由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共同点，使得吐鲁番文献的许多价值在过去常常被敦煌的盛名所掩盖。就吐鲁番而言，大量文书出自墓葬中的葬具，如纸鞋、纸帽等等被裁剪后的形制，因而破碎不成样子。但是，吐鲁番的文书却又表现出更多的社会性、世俗性和偶然性，因而具有了社会史研究的“碎片”效应：在纸张稀缺的吐鲁番，一件出自墓葬的吐鲁番文书可能是在当时社会的交往中作为文字的载体而行用于官府，若干年之后因失去档案保存的价值而被废弃；它背面的空白之处又被重复使用；直到没有可以下笔的空白时，它方被作为垃圾，由凶肆剪碎为鞋面、鞋底并黏合起来，套在死者脚上作最后的废物利用。当地的干旱环境，使吐鲁番文书得以穿越千年时光隧道被保存下来，由此其在当时社会传承的过程就具有了举证的随机性和客观性。吐鲁番文书所体现的历史，因此不再是一些史家诟病的传统史家主观性编撰，也不再只是对历史过程做出的结论性静态叙述；它凸显的是吐鲁番社会进程中某个真实的、流动着的历史细节。
如果将吐鲁番文书获得的墓葬考古分出阶段的话，按照时间顺序以及文献收藏的地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吐鲁番文书散藏于世界各地。吐鲁番的考古经历了早期列强盗掘阶段，与敦煌藏经洞文书的散落一样，导致吐鲁番文书散藏于德国、英国、俄国、土耳其、美国、日本等地。由于资料零散、公布滞后，使许多领域的研究没有完全展开。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参与的吐鲁番考古活动，只有黄文弼先生参加1927年至1930年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吐鲁番做过调查和挖掘工作，后来撰写了《高昌陶集》《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专著。
第二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到1975年，进行过13次吐鲁番墓葬发掘，其中2000多件文书的整理工作，由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家合作，最终成果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图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四大册。第二阶段的吐鲁番文书主要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第三个阶段，1978年以后，特别是新世纪的吐鲁番考古，开始在一些新的地点如木纳尔、巴达木、洋海墓地发现古代写本文书。《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是这一时期文书整理的重要代表。第三阶段的吐鲁番文书主要收藏在吐鲁番博物馆。
利用废弃的世俗文书作为丧葬用具这一吐鲁番盆地的独特风俗，必将使文书随着新的考古发掘而不断浮现；同时，吐鲁番盆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东西文化中“左右逢源”，保留的文书也体现出文明的多样性和历史的连续性等等特点。文书发现的可持续性和多样性，应该会在出土文献领域后来居上。
吐鲁番文书中的古诗
对于汉文化传播与接受中最有意义的精神层面——吐鲁番地区中古文学的探讨，因为资料相对稀缺，研究成果远远少于敦煌文学。
根据我个人的整理研究，中古时期出土文书中的吐鲁番文学史料，只有60多件。而在吐鲁番文书没有被发掘出来之前，吐鲁番将近五百年的中古时期（高昌郡—高昌国—西州时期，327年至803年）的文学发展情况，在传世文献中一直难以得到印证。所谓的《高昌童谣》是唯一在正史中我们可以寻找到的中古时期吐鲁番在文学上的表现：
《旧唐书》：（贞观十四年，麹文泰）及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先是，其国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
这首《高昌童谣》出现在当时王国即将崩溃的高昌城，未必是高昌儿童创作，推测极有可能是攻城的唐朝军队瓦解高昌的一种手段。但正史中记载，这首《高昌童谣》被传唱并引起高昌国王麹文泰的恐慌，无疑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时高昌民间汉文文学的广泛传播以及民众对其的接受程度。这首童谣也被后来的《全唐诗》收录。
此外，近年从北宋晏殊《类要》引《大业略记》的记载中，还发现了麹伯雅的《圣明来献乐歌》：
千冬逢暄春，万夜睹朝日。生年遇明君，欢欣百忧毕。
这是隋朝大业六年（610年）麹伯雅参加隋炀帝于东都洛阳举行的元宵灯会而撰写的，也是有关吐鲁番在传世文献中无独有偶的文学史料。不过根据学者的研究，这首作品实际抄袭自南朝鲍照的《中兴歌》（453年）：
千冬逢一春，万夜视朝日。生年值中兴，欢起百忧毕。
而在隋朝灯会上麹氏佚诗模仿南朝诗歌的表现，也揭示了南朝文学风尚对高昌的影响。
除此二者之外，学者想要在传世材料中取得更多文学研究的素材，进而恢复中古时期吐鲁番文学发展的面貌，是极为困难的。直到随着吐鲁番文书资料的出土，丰富而多样的吐鲁番中古汉文文学的历史面貌终于得以跃然纸上。
我们在吐鲁番的考古工地上发现过什么样的文学资料呢？
首先，一批经典文学作品——指流行于世的前代和当世的文人作品——在文书上出现了。2006年10月，在鄯善县洋海4号墓地，发现了北凉缘禾二年（433年）赵货墓，其中的布面纸鞋，拆开后一只上抄写的是《论语》，一只上抄写的是《毛诗·大雅》。
在吐鲁番2006年的征集文书中，在一份《唐西州典某牒为吕仙怀勾征案》的背面，我们看到了一件每个字写三遍的习字残片：
1.簾簾簾鉤鉤鉤未未未落落落斜
2.斜斜栋栋栋桂桂桂犹犹犹开开开
3.何何何何必必必高高高楼楼楼上
4.上上清清清景景景夜夜夜徘徘
5.徘徊□□□岑岑德德德润润润咏
6.咏咏鱼□□□□□影影影侵侵侵
7.波波[
8.带带水水[
9.东自自自可[
10.用用上上上龙[
11.夜夜故故故人人[
12.来来来访访[
在把重复的字去掉之后，我们得到了一首古诗：
□簾鉤未落，斜栋桂犹开。何必高楼上，清景夜徘徊。
这首五言诗的后面，紧接着的是“岑德润”三字重复书写，推测他可能是这首诗的作者。通过检索传世典籍，我们可知岑德润是隋朝诗人，再以此诗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中在岑德润名下为数不多的诗歌对照，我们发现了吐鲁番这份习字残片的更多信息，就在“岑德润”三字后面的残片上，原来因残缺而不相连缀的“波”“带水”“东自”“用上”等文字有了意义，它们是岑德润的《咏鱼》诗的残存文字。现将全诗录出，阙文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补：
[剑]影侵波[合]，[珠光]带水[新。莲]东自可[戏，安]用上龙[津]。
而“岑德润”三字之前的这首诗歌，并未出现于传世的文学典籍中。从内容上看，此诗很明显与后面岑德润《咏鱼》诗一样，也是一首咏物诗。虽然作品的第一个字佚失难补，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全诗吟咏内容的判断——这是一首咏月诗，我们将其拟定为“南朝或隋·佚名《咏月》诗”。所以，这是一片录有佚名五言咏月诗以及隋岑德润五言《咏鱼》诗共二首及不能缀合之古诗残字的习字残片，应该是唐代西州（唐朝在吐鲁番地区设立的州名）一个儿童练习生字用的作业本。
提供了一首未收入典籍的佚诗，这并非“古诗习字”价值的全部。这两首诗组成的习字残片本身，还为我们理解吐鲁番在西州时期的文学构成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甚至对理解唐前期的文学和文化发展脉络，也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首先，这是迄今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发现的第一件用古诗作为习字范本的文书。从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书中，习字用的范本除了少数杂字难以判断外，多是《急就章》《千字文》《开蒙要训》之类官定的蒙学教材，而此文书以古诗作为习字用帖反复临写，可以说充分表明了一个时代新的风尚，那就是对诗歌的爱好，成为当时童蒙学习的日常形态。此外，每个字写三遍的传统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汉字学习的重复是教育史上早已形成的规律（当然也存在例外，比如有时因为没写好或者写得兴起，因而重复四遍，如吐鲁番出土习字残片中的“何”字，也是正常的习字心理表现）。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古诗习字”的诗歌内容，让我们有机会对唐初诗歌崇尚的风格及其发展过程进行更细致的观察，使我们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南朝化”风格在这一时期遍及边州，而吐鲁番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特点也因之凸显。
以上两件属于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往前追溯，我们也发现了更多的经典文学作品。如在斯坦因从吐鲁番拿走、今藏英国图书馆的西域文书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残片：
前缺
]□新（？）
]□两京春去[
]□（？）草可怜[
后缺
同一年日本出版的《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也在题名为《月令》的第130号文书中出现了一片残页：
]□□芳□影天津霸岸
]□乐不知虚
]□曙色
后缺
通过对这两残片的笔迹、纸张和文字勘合，发现抄写的是同一首唐玄宗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的组成部分：
洛川芳树影天津，霸岸垂杨窣地新。
直为经过行处乐，不知虚度两京春。
去年馀闰今春早，曙色和风着花草。
可怜寒食已清明
记录同一首诗歌的残片，目前分藏英国和日本两地，这也是早期吐鲁番文书流散“伤心史”的一个体现。不过，它的发现也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
首先，诗歌作为范本被接受，就像前面的《咏月》《咏鱼》诗作一样，《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证明了在唐代西州确实流传着作为习字或者诗歌练习的唐诗范本。
其次，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唐代诗歌在当时的流传情况，即非文学因素对诗歌传播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其他唐代著名诗人的作品在吐鲁番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可以用偶然性来做解释，但是与玄宗相关的作品在吐鲁番出现却并非个别现象。围绕唐玄宗诗作而存在的吐鲁番文书，推测是帝王的至高权力在文学方面起了作用。
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著名诗人的诗作在吐鲁番文书里出现，但在第二个阶段的吐鲁番墓葬考古挖掘中，我们发现了唐代边塞诗的作者岑参。1973年，阿斯塔那506号墓葬中挖出过一个纸棺，是唐天宝十三至十四载（754年至755年）交河郡长行坊的马料账。这是难得的大账，其中没有出现唐诗，但是出现了“岑判官”：
坊帖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叁斗伍胜。付健儿陈金。
此外还有：
郡坊帖马陆匹，迎岑判官，八月廿四日食麦肆斗伍胜。付马子张什仵。
郡坊迎 封大夫□马肆拾匹，八月廿七日食麦贰硕。付马子兹秀□、押官杨俊卿。
其中的“封大夫”即御史大夫、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封常清，“岑判官”即岑参，当时是封常清幕府的判官。
岑参是唐代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也是唐代到过西域的少数诗人之一。马料账里记录的岑参，至少证明他确曾在西域大地上艰辛走过，他创作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一系列西域名篇能如此脍炙人口，这与他在边塞切身的体验是相关的。
卜天寿的诗歌创作现场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属于民间文学的诗歌作品在吐鲁番文书中出现了。如1967年发掘的阿斯塔那第363号墓葬，发现了一份长达5.2米的长卷，是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私塾学生卜天寿抄写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从《为政》第二哀公问曰章到《公冶长》第五，凡177行，其中部分有朱笔圈点涂改，后面有“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字样，此后还有“西州高昌县宁昌乡 风里 义学生 卜天寿年十二”字样，判断是时年12岁的学郎卜天寿抄写的经书作业。
这份作业也很重要，因为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论语》注本，在宋代以后就散佚了。而通过卜天寿作业，得以恢复了将近1/5的篇幅，这是儒家经典史上的大事。
更重要的，卜天寿在抄写完《公冶长》第五之后，可能是纸张余白的缘故，他又继续书写了自己平日诵读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一些五言诗与杂写：
1.十二月三台词新 正月年首初春□□
2.改故迎新李玄附灵求斈树夏乃逢□
3.珎项託柒岁知事甘罗十二想秦□
4.无良妻解梦冯唐宁得忠辰
5.二月遥望梅林青条吐叶
6.五=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明朝
7.是贾日早放学生归了抄
8.五=伯鸟头林息宿各=覔高支□
9.更分散去苦落不想知
10.五=日落西山夏潢河东海流人□
11.不满百恒作方万年优了
12.五=高门出己子好木出良才交□
13.学敏去三公河处来
14.静虑寺罗城外宁戎寺
15.简玄觉寺路地坐捌月利
16.恭 写书人〇〇
17.他道侧书易 我道侧书□
18.侧书众侧读 众须侧眼□
19.学开觉寺学 景龙四年五月
20.冬问非今日维须迹年多
21.看阡简水万合始城河
22.西州高昌县宁昌乡 风里 义学生 卜天寿年十二 状具[下残]
23.右件身以来未经历任
24.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 辰宿列张寒来暑往
25.牒件通今月中旬临书状如前谨牒
这些是学郎诗。在纸张余白处信手涂鸦，是当时学郎的习惯性行为，他们为自己在空白的地方写诗还专门宣言：“书后有残纸，不可到时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见敦煌文书）这些诗歌，实际上是抄录学郎们所熟知的励志童谣、通俗诗作或者浅显的文人诗歌等，同时还可能加上学郎吟诵时候即情即景的适度修改。在六言《十二月新三台词》的后面，卜天寿又抄录了五言《写书今日了》《伯鸟头林息》《日落西山夏》《高门出己子》《他道侧书易》5首，里面错别字连篇，这样的情况和前面的《论语》抄写明显不同，推测《论语》有范本抄写，诗歌则是卜天寿凭借记忆随手写来。譬如他所写的《写书今日了》：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明朝是贾日，早放学生归。
学者已经指出这首作品是敦煌文书中的《今日写书了》和《竹林清郁郁》的翻版。卜天寿在这里的抄写“贡献”，只是即景做了想当然的改造，并由于自己的学识不足造成了文字的形音讹误，如把“嫌迟”误写作“醎池”，推测卜天寿有过《千字文》临习基础，熟记其中的“海醎河淡”“昆池碣石”的四言句，于是在书写时用“醎池”填补了自己还未详熟或者尚未学过的“嫌迟”二字。这首诗歌的书写方式及特征，揭示了中古时代童蒙教材由浅入深的特点和《千字文》使用的稳定性。
又如其中的《高门出己子》：
高门出己子，好木出良才。交□学敏去，三公河处来。
诗歌里也是别字很多。“己子”可能是“杞梓”，“学敏”当然是“学问”，“河”当作“何”。这是一首宣扬“读书做官论”的“励志”诗作。相似的诗歌内容，在长沙窑文物题诗中也曾出现过：
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
两相比较，诗歌的格调一样，但是随着传唱不同，很多内容发生了改变。譬如前两句的比兴手法，就更换了兴起的场景。后面的“三公”名称，在这里也直截了当称为“官”。
通过对以上诗歌抄写的揭示，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唐代现象：即使是在边州，人们对于诗歌的爱好，受到时代的影响，也已经非常普遍，因此诗歌成为蒙童学习的重要范本。回到正史记录的《高昌童谣》，它所以能够成为唐军击败高昌国的攻心之术，就是因为这种朗诵诗歌的爱好在高昌国的普遍性。而学郎诗的普遍存在，使当地儿童在改作、书写诗歌的过程中，对于汉语声律与诗歌的理解水平也得到了逐渐提高。
正是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得以重回唐诗传播现场。通过吐鲁番文书重现的边地学郎的临习和涂鸦情况，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一千多年前唐诗成为文学高峰时所拥有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