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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随园诗话》，因通俗有趣、短小精悍、个性鲜明而广受朝野士林闺阁的追捧，翻印成风，被誉为清中叶书籍市场四大畅销书之一。《随园诗话》是袁枚宣扬“性灵诗学”的重要载体，也是收录点评当世诗作的前沿阵地。“至《诗话》之刻，海内投诗者，不可胜计”（蒋敦复《随园轶事》“诗世界”条），袁枚的声名也因《随园诗话》的流播而升沉消长。
誉之者赞不绝口。京城诗坛祭酒法式善收到袁枚赠书，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回信说：“披览一过，如入五都之市，奇珍异宝，使人心目眙骇，真大观矣。京中随园著作，家弦户诵。有志观摩者，无不奉为圭臬。”（《答简斋先生书》）乾隆六十年（1795），被袁枚许为诗家“奇才”的孙星衍移官山东，也说：“读《诗话》，阐发性灵，皆人意中所欲言，而得前人所未曾有，快极快极！”（陈鸿森《孙星衍遗文再补·与袁简斋书》）毁之者斥为流毒。嘉庆元年（1796），章学诚撰《丙辰札记》，抨击袁枚乃“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征刻诗稿，标榜声名”。袁枚下世仅过一年多，嘉庆四年（1799）春焦循作《刻诗品序》，含沙射影批评袁枚借《随园诗话》“充逢迎，供谄媚，或子女侏儒之间，导淫教乱。其人虽死，其害尚遗。一二同学之士，愤而恨之，欲尽焚其书”。
正如蒋寅先生《袁枚之出世——乾隆朝诗学思潮消长的一个浮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所指出的，研究者未对袁枚诗学观念成立及影响于诗坛的具体时间作深入考察，在谈论乾隆朝诗学流派消长时，就会因缺乏必要的历史感而流于隔膜和错位，实际上，袁枚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以后才开始掌握诗坛话语权、执诗坛之牛耳。同理，考证《随园诗话》的具体撰写时间也是大有必要的。这部清代卷帙最富、流传最广、议论最多的《随园诗话》，其写作时间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吴宏一先生利用《随园诗话》35条内证，撰成《袁枚〈随园诗话〉考辨》（收入氏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认为《诗话》正编十六卷编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袁枚70岁至五十三年（1788）73岁之间。黄一农先生《袁枚〈随园诗话〉编刻与版本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9期）也说：“袁枚应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开始编纂此书”，“于五十五年庚戌岁左右初刊正编十六卷”。随着《稿本随园诗话》的影印行世，这一关涉袁枚诗学的重要问题可作出进一步的考订厘正。
袁枚《稿本随园诗话》弥足珍贵。蒋寅先生《清诗话考》署有“稿本2卷（泰州古籍书店）”。此稿本经江苏泰州新华书店收藏，末页钤有“泰州新华书店古籍审定善本”朱文印，后入藏天津图书馆。此稿本今由路伟先生觅得，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6月影印出版。在此之前，潘荣生先生曾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传抄本，撰《今钞本〈随园诗话稿本〉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6期）予以揭示。王英志先生新编袁枚全集时也指出：“此书有手抄本（部分内容）为上海某拍卖公司认定为袁枚手稿高价拍卖，未知是否赝品。”（《袁枚全集新编·前言》）《稿本随园诗话》最重要的一条，即是将其撰写的开始时间提前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而不是吴宏一、黄一农两位先生所说的乾隆五十年（1785）。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岁，起居叔父于广西。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即有国士之目，特疏荐博学鸿词，手草奏章，首叙年齿，再夸文学，并云“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绝无年少轻浮之习，必为厚重大成之器”等语。一时广西司道争来探问。公每坐八桂堂，见属吏，谈公事外，必及枚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性情嗜好夸张不已。枚每日在屏后闻之，惶悚愧汗然。闻公见客，亦必随而窃听也。临入都时，赠七排一首，有云：“万里阙前修荐表，百官座上叹文章。”盖实录也。先生有诗集数卷，没后，其家式微，无从编辑，仅记其《答幕友祝寿》云：“浮生虚逐黄云度，高士群歌《白雪》来。”《题八桂堂》云：“尽日天香生画戟，有时鹤舞到匡床。”皆余在署中所见之句也。想见抚粤九年，政简刑清光景。今四十二年矣，知己之感，终身诵之。
《随园诗话》卷一第九条文字与此高度雷同，仅有两处改动：一是将屏后听闻被夸的惶悚羞愧之状改为窃喜自负之态，二是删去“今四十二年矣”之后的十四字。其实，如此修改是袁枚撰写诗话以博取声名的惯用手段，向为学界所熟知，但无形之中透露出《随园诗话》这一条的撰写时间：乾隆丙辰指乾隆元年，“今四十二年矣”即乾隆四十二年。据此，《随园诗话》的始撰时间可成定谳。
此外，尚有几条写于学界常说的乾隆五十年之前。《随园诗话》卷三第五四条曰：“余年二十三，馆今相国嵇公家，教其幼子承谦。今四十三年矣。”乾隆三年（1738）春，23岁的袁枚坐馆嵇璜家。后推四十三年，此条当作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又如《随园诗话》卷十第六八条：“余试鸿词报罢，蒙归安吴小眉少司马最为青盼。五十年来，其家式微。今年游粤东，过飞来寺，见先生题诗半山亭云。”袁枚游粤，事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闰三月过广东清远，游峡江寺，观飞泉亭，《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有《飞来寺》。可知此条作于乾隆四十九年。大约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春，袁枚致信孙星衍说：“荣铁斋中丞素无一面，记有外甥王健庵诵其佳句云：‘风自旁来无顺逆，水当涨处失江湖。’仆击节不已，采刻《诗话》中，已十五、六年矣。”（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附袁枚《答书》）荣铁斋即荣柱，乾隆四十二年（1777）二月任河南布政使，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升任河南巡抚。《随园诗话》卷八第二三条收录“风水”二句时，称其为“荣方伯”。推之，可知此条当作于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间。
关于《随园诗话》正编十六卷撰写的截止时间，吴宏一先生据卷十四第二九条、卷十六第一九条、第四五条，定于乾隆五十三年。所说大体不差，然似有可商补之处。《随园诗话》卷十六第五九条曰：“钱竹初擅‘郑虔三绝’之才，抱梁敬叔州郡之叹，屡次书来，欲赋遂初。余寄声规其濡滞。今秋才得解组，余贺以诗。”钱竹初即钱维乔。其《竹初文钞》卷六《自述文》云：“二十四登贤书，六赴礼闱不第……旋调鄞，在任七年，以疾归。”钱任鄞县知县时，曾邀钱大昕纂修县志，今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鄞县志》三十卷。《竹初文钞》卷三《答家竹汀书》说“志稿发刊已什之七，约夏秋间可蒇事”，又自陈不愿“与俗人共事，强之酬酢”，拟挂冠引退。推之，乾隆五十三年秋县志刊竣后，钱维乔便引疾归隐。故此条当作于乾隆五十三年秋之后。袁枚的贺诗即《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二《寄钱竹初》，郑幸《袁枚年谱新编》系之于乾隆五十四年。又，《随园诗话》卷十六第四七条载：“吾乡王文庄公际华，与余有总角之好。……次子朝扬选江宁司马，来修通家之礼……见赠云：‘……我劝上清姑少待，缓迎公返四禅天。（今年二月八日，公梦有僧道二人，来请公复位。）’”据郑幸《袁枚年谱新编》所考，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八日，袁枚夜梦已将逝，及期未验，有诗纪之。可知此条当作于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八日以后。
综上所述，《随园诗话》的写作时间最早不晚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而非吴、黄二先生所说的乾隆五十年（1785）开始编撰，最迟的条目当作于乾隆五十三年秋以后、五十四年冬《随园诗话》成书付刻之前。
（作者：谢海林，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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