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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成书于18世纪中后期。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家族由盛转衰的全过程，也为世人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清代社会历史全景。成书200多年来，《红楼梦》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红楼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了30多种语言和150多个不同篇幅的译本，主要被翻译成了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语、蒙语、朝鲜语和越南语等。因《红楼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在国外的译介与传播成为文化和翻译领域研究的热点。本讲座我们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对《红楼梦》在世界范围的译介与传播进行梳理。
《红楼梦》的域外传播
《红楼梦》的对外译介最早开始于1830年，迄今已有近200年。红学家胡文彬先生曾经在他的著作《红楼梦在国外》中统计：全世界共有《红楼梦》外译本多达17种文字、62个版本，其中节译本涉及12种文字、有26种译本，摘译本有7种文字、17个版本，全译本则有9种文字、19个版本。这些数据是1991年统计的，此后30余年间增加的相关数据尚未列入。众多学者一译再译，就是想向世界介绍《红楼梦》这本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结合学界研究成果，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红楼梦》的域外传播情况。
“东向”传播方面：《红楼梦》最早的片段日译文出自日本明治时代的汉学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森槐南之手，他节译了第一回中的“楔子”，附上简单注释后发表（1892年）。同在这一年，岛崎藤村摘译并发表了第十二回贾瑞正照风月宝鉴的一段故事。1916年，岸春风楼的《新译红楼梦》出版，这是第一个成书出版的日文节译本，只翻译了原著前39回。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红楼梦》日文全译本，由幸田露伴和平冈龙城完成，在1920至1922年间由日本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属“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丛编之一。2013至2014年间，岩波书店出版了井波陵一全译本，共七卷，书名为《新译红楼梦》。朝韩语方面，1884年前后完成的朝鲜“乐善斋本”是全世界最早的《红楼梦》外文全译本。
“西向”传播方面：最早将《红楼梦》正式介绍给西方读者的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Guzluff,K.F.A.）。1812年，英国著名翻译家马礼逊曾将《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片段译成英文，不过并未公开发表。《红楼梦》第一个较系统的外文节译本，出自英国驻中国澳门领事馆副领事乔利（Joly,H.B.），译文为原书的第一回至第五十六回，于1892年和1893年分别由伦敦、香港别发洋行出版，但这个译本流传不广。影响较大的两版《红楼梦》英文节译本为王良志和王际真的节译本。王际真1929年出版的译本取名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成为后来英文世界普遍认可的《红楼梦》译名起源。王际真译本的后一部分，省略了原书众多细节，甚至有些在逻辑上必不可少的情节也被省略，几乎变成了原书提纲。译者后来又作了修订增补，于1958年推出了新版。德国汉学家、中国明清小说研究家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萃文书屋本节译了50章，此译本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德文译本。库恩的节译本围绕宝、黛、钗三人，将《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情节和发展的高峰表达了出来，译文较为符合西方读者的习惯，获得了广泛认可。
在全译本领域，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出自英国彭寿，全书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但并未出版，打字稿后来由香港大学图书馆收藏并制作成电子版。成书出版的两部全译本，一部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思与闵福德合译的《石头记》（简称“霍译本”），另一部是中国学者杨宪益与其英国夫人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简称“杨译本”）。前者在英美两国出版，后者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后来又被转译成缅甸文、西班牙文等译本。法文版《红楼梦》的全译本出版于1981年，由中国译者李治华和其法国妻子雅歌合译完成，由法国汉学家铎尔孟（André d’Hormon）审校修订。对于《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出版，当时法国媒体评论说：“全文译出中国古典名著中最华美、最动人的这一巨著，无疑是1981年法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红楼梦》诸译本的作用
在200多年的东西方传播过程中，《红楼梦》诸译本在译者和读者眼中有以下几个定位：
第一，作为汉语学习教材。由于《红楼梦》采用北京官话，这对于学习中文的外国人而言十分重要，因此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红楼梦》一书传入日本后便成为日本外语学校的汉语学习教材，传入朝鲜半岛后也是如此。曾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在1855年的日记中提到，阅读这部小说以语言学习为目的。马礼逊在《中文会话及凡例》中也提到，对于中文学习者，《红楼梦》是一部极其有用的语言学习用书。前述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乔利所翻译的《红楼梦》是英美最早的、较系统的译本。乔利在其序言中表示，他翻译《红楼梦》的动机并非是想成为汉学家,而是他在北京求学期间学习《红楼梦》感到困惑。乔利在英译《红楼梦》时，采用了《语言自迩集》中所使用的“诠释”传统，将对原文比较重要的解释内容融入了译文之中。尽管后世一直诟病乔利译本冗长拖沓，但是也肯定了其作为语言资料的“辅助性”特征。
第二，作为“爱情小说”。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美读者对作者曹雪芹的生活时代以及家世环境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并不能精确理解《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及主题思想。而且《红楼梦》原著本身极强的文学性也无形中增加了海外读者的理解难度，书中体现的深厚文化背景令海外读者难以感同身受，因此容易造成语言和文化接受性上的障碍。比如王良志和王际真的译本，把叙述重点放在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上，却忽视了《红楼梦》原著中体现的中国古典文化精华部分。与受欧洲文艺复兴影响，奔放热烈、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相比，宝黛的爱情受到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封建文化道德观、婚姻观、情爱观的影响，较为含蓄和保守，在情感表达上更为慎重和矜持。国外的读者虽因此得以体会《红楼梦》的魅力，但大多误把《红楼梦》简单等同于中国式爱情小说。
第三，作为“百科全书”和“文化小说”。德译者库恩认为《红楼梦》具有不可估量的艺术价值，是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的艺术作品，表现了当时中国人真实而全面的生活景象。他曾表示，“对于精神文明如此关注的欧洲，怎么能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艺术品、这样一座文化丰碑忽视和遗忘了一百年之久呢？”库恩德文译本高度重视传达欧洲人感兴趣的中国文化细节，并且以西方人独特视角和西方人所熟悉的艺术形式来阐释《红楼梦》。库恩借用了广为西方人所熟知的莎士比亚戏剧，以西方戏剧文学经典比照中国小说文学经典。库恩的《红楼梦》节译本很适合西方读者的习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81年，法国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先生协同妻子雅歌在历经27年辛勤译注后出版了法文全译本《红楼梦》，轰动了法国文学界。法国文学界认为其文学艺术成就可以与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马里沃和司汤达相提并论，足见曹雪芹在当时的法国读者心中的地位。英国汉学家赫伯特·贾尔斯(Herbert Giles)在其《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评价《红楼梦》已经达到了中国小说的顶峰,认为《红楼梦》把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特征清晰地呈现给了读者，是一张无与伦比的中国生活的全景照片。
《红楼梦》译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红楼梦》的霍克思译本和杨宪益译本，是当今学界公认较具有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全译本。戴维·霍克思是英国汉学家、红学家，闵福德是其女婿，二人共译《红楼梦》并将译本定名《石头记》，这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成书出版的《红楼梦》全译本，也是西方汉学史和翻译界中的重要里程碑。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诗人，其夫人戴乃迭本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1adys B.Tayler），出生于中国，1937年在牛津大学认识杨宪益，此后，她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转而从事中国文学。1944年以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共同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从先秦诸家散文到《红楼梦》等，多达百余种。
杨宪益译本多为直译，翻译时以异化为主，保留了源语的异域特色；霍克思译本多为意译，翻译时以归化为主，在形式及表达上符合了目的语的特点。杨宪益译本有多处选择直译，直译是他忠实原文这一翻译准则的体现。杨宪益译本还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的形象，这有利于对外介绍和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之相比，霍克思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导向，更加符合英美读者的认知、心理以及审美特点。霍克思在译本中为读者作了大量的解释。如“灶王爷”一词，霍译“the Kitchen God，who is welcomed back this night from his annual trip aloft”，有时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还会对原文做出部分修改。
学界普遍认为，杨译本与霍译本在艺术成就上不分上下，在翻译方法上各有千秋。比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有“莫向东风怨别离”，三十八回中也有“怅望西风抱闷思”，这需要译者具备一定的地理常识才能准确翻译。在中国，“东风”一般指春夏的暖风，而“西风”则指秋冬的寒风，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别，英国的东风是寒冷的，西风是温暖的。如果英译时将原文直译，就难免会让读者误解。霍克思在翻译这些词语的时候，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将“东风”译作“summer breeze”，而将“西风”译作“autumn wind”，西方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译文，产生与中国读者同样的联想和感受。面对《红楼梦》第一回的《好了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神仙”一词译为“immortals”。与之相反，霍克思则运用了归化法，将其译为“salvation”，以方便译入语读者理解。同样地，在翻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其中的“天”翻译成“Heaven”，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有“上天”“天命”之说。将“天”译为“Heaven”，传递出了浓厚的历史感。又如，对于《红楼梦》第十一回中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语，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其中的“天鹅”翻译为“swan”，相较于霍克思所译的“goose”，“swan”将源语文化中的形象传达得更为生动。
《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方面给译者造成了巨大困难，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接受这部作品的难度。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语言习惯的不同，这些对异域文化的陌生感都有可能影响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作为介于原作与译本之间的“桥梁”，译者需要尽可能地传递作品中的文化信息，使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能产生相似甚至是相同的阅读感受。由此来看，《红楼梦》的外译并非易事，挑战也是巨大的。
首先，小说中众多的人名、神话传说、文学典故、历史背景等都使《红楼梦》的外译变得困难。
以人物的名字为例，《红楼梦》中的人物姓名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例如：甄英连（“真应怜”）、霍启（“祸起”）、娇杏（“侥幸”），这些姓名的谐音也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霍译本中，贾宝玉作“Jia Bao-yu”，林黛玉作“Lin Dai-yu”，熙凤作“Xi-feng”；杨译本中，贾宝玉作“Chia Pao-yu”，林黛玉作“Lin Tai-yu”，熙凤作“His-feng”。对小说中重要人物的姓名，两部译作不约而同采用音译法。音译法虽完整地保留了源语的声音效果，但是对于《红楼梦》中富含寓意的人名称谓来说，其实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例如，“贾宝玉”中“贾”本来传达的是双关含义“假”，但是无论“Jia Bao-yu”还是“Chia Pao-yu”，读者读到的只是一串字母，原本暗含的双关义消失了，读者也就无从体会到作者通过名字对人物所赋予的特殊含义。
另外，《红楼梦》中很多女性人物都有小字，例如黛玉的“颦颦”，是因为她“态生两靥之愁”，脸上泛有一丝愁容，此处霍译本翻译为“Frowner”即皱眉之人，较为准确地传达出原文含义。而杨氏夫妇则音译为“Pinpin”,只有声音效果，未能传达出原意。
其次，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是阻碍《红楼梦》外译的主要难点。
比如在中国古代的谦辞使用中，妻子常常被称为“拙荆”“贱荆”“贱内”，这些称呼在翻译时就很难准确体现。霍译本在第三回林如海称妻“贱荆”时采用“my poor wife”来直译，“poor”在英文中有“贫穷”“可怜”之意，但是原著显然不是要表示此类意思，而是表达林如海在礼仪上的谦恭。再如：《红楼梦》第十二回，当贾瑞被王熙凤戏耍后重病在床，有个道士前来讨要施舍并称会治病时，贾瑞一把抓住他，连叫“菩萨救我”。杨译本作：“Save me, Bodhisattva! Save me!”霍译本作：“Holy one，Save me!”Bodhisattva是佛教用语“菩萨”的英译，杨译本保留了原作的文化涵义，霍译本则替换为基督教里指代“上帝”的Holy one。《红楼梦》第六回“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句，杨译本作“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而霍译本作“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杨译本翻译时考虑到了中国古代的佛教文化信仰和道教思想，按照源语进行直译，属于语义翻译；而霍译本则将“菩萨”转译为“上帝”，将“上天”也转译为“上帝”，更倾向于贴合译文读者的文化语境。
再次，《红楼梦》中繁多的色彩词运用，也是翻译时的难点。“红”字在小说主标题中出现，是《红楼梦》中最常见的元素，意义非比寻常。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带红字的事物及人物，如“红尘”“红杏”，贾宝玉住所为“怡红院”，贾宝玉自称“怡红公子”，丫头“红玉”等。还有“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绛”“赤”亦可归入红色。作者曹雪芹住的地方叫作“悼红轩”，评《红楼梦》的是“脂砚斋”，又带着红。成都大学的杨柳川老师曾使用语料库工具对《红楼梦》前80回文本中表达“红”色概念意义的颜色词进行词频检索和分类整理、分析，结果发现“红”系词总词频为742次，而根据河南大学刘泽权教授的统计，前80回文本中所有颜色的总词频为1631次，据此可粗略计算出“红”系词总频次比约为45.49%。红色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中有吉祥、喜庆、热烈、幸福、顺利、成功等一系列褒义含义。然而，红色在西方文化下会让人联想到“火焰”“血液”等。霍克思意识到中西方关于这一点的文化认知差别，在很多情况下采取了原文文化服从译文文化的做法。他曾在霍译本第一卷序言中交代说，红色在英文语境中不太会使读者联想到青春、吉祥或富贵，于是他将原著中的红色意象大量改成了英文中常用的金色与绿色，甚至将贾宝玉的“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霍译本也没有采纳通用的英译本书名《红楼梦》，而采用了原著的另一个题名《石头记》。
再其次，《红楼梦》的翻译不仅需要直面中外读者文化背景的不同，还需要面对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红楼梦》中蕴含着许多传统儒家思想内容。比如传统儒家思想将家庭和谐视为国家政治发展、社会稳定之根基，《红楼梦》借冷子兴之口阐述贾氏荣宁家世背景，后续故事逐步阐明人物关系，强调家庭观念，呈现了传统儒家家庭伦理道德思想。例如宝玉看到园中桂花盛开，便专门为祖母和母亲挑选了几枝送去，这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宝玉孝敬家族长辈，体贴爱护兄弟姐妹，宽容尊重丫鬟侍从，怜悯刘姥姥这般的穷亲戚，这些都是儒家仁爱思想的体现。但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程度也大相径庭，这就给《红楼梦》的外译与传播增添了困难。例如第六十四回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句，对句中的“德”，霍译本作“stupid”，杨译本作“unaccomplished”，显然杨译本对“德”字的理解更为准确。再如第一回中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一句，杨译本作“Resentment at a low official rank may lead to fetters and a felon’s shame”；霍译本作“The judge whose hat is too small for his head Wears，in the end a convict’s cangue instead”。“纱帽”由纱线制成，因为用作中国古代君主和官员的服饰，后发展成为对官职的代称。此话体现了儒家德治的思想，本意是讽刺一个人不择手段在官位上越爬越高，最后却让枷锁落在自己头上。杨宪益运用归化方法，将“纱帽”译作“official rank”以表示官位阶级，利于读者理解。这种翻译方法更接近译文读者，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相比之下，霍克思保留了原文诗歌的格式，直接把“纱帽”译作“hat”，保存和反映了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但却难以让读者明白其中含义。
最后，诗词也是《红楼梦》翻译的重中之重。《红楼梦》不仅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诗化的小说。原作中有许多吟诗作对的场合，沿情节产生了各种韵文形式，其中有诗、词、曲、辞赋、歌谣、谚、赞、诔、偈语、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比如：薛宝钗和林黛玉的正册判词合写宝黛二人，“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判词还配有一幅画，画面上是两株枯木，树上挂着一围玉带，旁边又有一堆雪，雪里埋着女子用的金钗。原著中的判词和画指代明显，“玉带林”倒过来就是“林黛玉”，“金簪”为“钗”，“雪”音同“薛”。这首诗还用到几处典故：“停机德”语出《后汉书·列女传》，讲的是乐羊子远出访师求学往往半途而废，其妻把织线割断，停掉织布机，以劝诫乐羊子读书上进。这个典故是在描写薛宝钗，一心敦促丈夫做一个可以被世俗接受的人，是典型的封建妇德代表。而“咏絮才”典出《世说新语》，讲述的是东晋才女谢道韫描述下雪有“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喻指林黛玉的才华横溢。“可叹”“堪怜”四字则表明了作者对二人的态度。霍译本将其译作：“One was a pattern of female virtue, One 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 The jade belt in the greenwood hangs, The gold pin is buried beneath the snow.”其译不拘于原来典故，更便于英文读者理解。而杨译本作：“Alas for her wifely virtue, Her wit to sing of willow-down, poor maid. Buried in snow the broken golden hairpin, And hanging in the wood the belt of jade.”相较而言，这会给非汉语母语者的阅读带来一定难度。
小 结
一部文学名著的翻译史也是两种文化的对话史,在二者的互相理解过程中，两种文化得以对话和融合。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文学集大成之作品，不仅为后世中国小说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也为世界古典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翻译过程当中，如何探索中西合璧的文化交流方式，助力西方读者更好阅读并理解《红楼梦》，是需要继续推进的工作。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红楼梦》不再只是作为汉语学习的辅助材料，更是外国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渠道，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进一步促进其文学内核以及文化因素的有效传递，实现其从语言到文学、再到文化的深层次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