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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者说】
近年来，有关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界颇为热门的话题，相关著述不绝如缕，其中尤以西南联大研究最受海内外瞩目。而与西南联大山鸣谷应的另一个联大——“西北联大”，在沉寂多年之后也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自2012年首次举办“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以来，有关西北联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多以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为主，文学领域的研究著作尚属空白。西北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选》，是适逢其时且披沙沥金的第一本西北联大师生作品集萃，为研究西北联大的文学教育与文学活动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和文本，也为抗战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和领域。
《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选》（以下简称《作品选》）从1937—1946年间的报刊和出版物中精选了70余篇文学作品，以黎锦熙、许寿裳所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为序曲，以高明所撰《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作尾声，全面展示西北联大师生在文学创作与翻译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作品选》正文部分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翻译分类编排。诗歌部分将新旧体诗打通，小说部分既有中短篇新文学作品，也有长篇章回体通俗小说，散文部分则将抒情小品、纪实散文、演讲稿、学术论文、日记、随笔统统纳入其中，以大文学史观呈现西北联大文学活动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为研究西北联大与中国抗战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而可靠的文学选本。
西迁南渡中的诗与思
1938年3月，日军侵占风陵渡，直逼关中东大门潼关，西安城内人心惶惶。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组建而成的西安临时大学岌岌可危。为保存高等教育火种，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翻越秦岭，南迁汉中，并将学校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从此“弦歌不复辍响，绛帐于焉重开”，西北联大遂开启了在汉中的8年办学之路。虽然此后经历了几番分化与改组，西北联大仍然谱写了战时高等教育的辉煌篇章。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迁往大西南的知识分子群体有着深入的关注和研究，人们对陈寅恪、吴宓、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沈从文等人在昆明的经历耳熟能详，津津乐道，但对从平津地区西迁南渡到西安、汉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所知较少。作为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最高学府，西北联大云集了如黎锦熙、许寿裳、曹靖华、杨晦、陆懋德、罗章龙等一批著名学者在此执教，他们在汉中地区留下的文学足迹，是抗战文学的重要遗存，值得我们追怀与铭记。
1938年，黎锦熙随西安临大来到汉中城固，先后担任国立西北联大、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主讲《新著国语文法》《音韵学》《修辞学》等课程。他一边考察方言，一边写下了大量旧体诗。1941年发表于《城固青年》创刊号上的长篇叙事诗《铁军抗战歌》，以雄浑激昂的语调唱响了大时代的主旋律：“二十六年新七夕，魔兵轰桥牛女泣。溯自倭寇陷东北，中经淞沪又榆热；冀北逼我城下盟，冀东旋报金瓯缺；丰台咫尺森炮垒，一声惊破卢沟月。”他以史家笔法记录了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所取得的“壮绩”，书写了一曲回肠荡气的抗战之歌。曾任西北联大历史系教授、法商学院院长的许寿裳，在从成都去往昆明的飞机中追忆自己抗战以来的经历：“漂泊生涯亦自耽,忽从西北到西南。长安城固名何好,都是匆匆暂驻骖。”著名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罗章龙在汉中期间，常于著述授徒之余写诗自遣。《川陕栈道诗》描绘了由川入陕的险峻风光：“穿云栈道白龙湾，辙辗苍溪越万山。明月中秋天宇净，振衣千仞渡萧关。”《秦麓草堂述怀》则表现了他身处乱世依然沉静达观的人生态度：“频年依岭麓，研理望高岑。辨字探嶓冢,忘机息汉阴。”历史系教授陆懋德，在系统考察了汉中地区的历史遗迹后写下组诗《汉中古迹杂咏》。其诗能将历史的沉思与诗意的感性融为一体，比如写武侯祠：“废瓦颓垣风飒飒,淡云斜日雨丝丝。丰碑剥落沦秋草，谁识当年丞相祠。”再如写韩信拜将台：“乞食王孙一世轻，登坛大将万人惊。项刘成败何关己，赢得血淋长乐钟。”化学系教授刘拓，一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青年教师和学生研制蜡烛、栲胶，以缓解当地物资短缺的困难，同时热衷于诗词写作。他善书法能诗词，在担任理学院院长的同时还兼任过文学院院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他就挥笔写下《苏幕遮》：
夜方阑，风乍烈。鼙鼓东来，震破卢沟月。猛兽横行人迹绝。肠断金陵，梦绕燕山缺。吊忠魂，埋暴骨。仰问穹苍，此耻何时雪。浩劫当头宜自决。三户犹存，曷患秦难灭。
其壮怀激烈，堪与西南联大的冯友兰、罗庸两位教授合作的《满江红》比肩。
陈平原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曾专辟一章讨论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认为他们的诗作“不仅仅记录下当事人在特定岁月的艰辛生活，更是那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的心灵史”。其实，西北联大教授们的旧体诗亦是如此。他们跋山涉水，在颠沛流离中来到偏僻的汉中，虽然也时有“背吹闻短笛,心坠发羁愁”“国难家忧谁共诉,长教冷月照鸳湖”的惆怅，但能始终保持弦歌不辍，精神不坠，心存“授徒惭自了,树木盼成林”“转徙存完卵，栽培衍嫩枝”的理想之光。这些旧体诗不仅反映出他们在西迁南渡中的漂泊经历，记录下他们生命历程中的诗与思，也彰显了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
校园文学作品的多元呈现
现代大学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发生地。近年来，有关北大、清华、北京女高师、燕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的校园文学创作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西北联大师生的文学作品还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本《作品选》的出版为补充和完善现代大学校园文学提供了一块重要的“拼图”。
西北联大教师中热衷于文学活动的既有黎锦熙、杨晦等语言学家和作家，有曹靖华、盛澄华、余振等翻译家，还有罗章龙、许兴凯等经济学家和日本史专家。他们有的擅写旧体诗，如黎锦熙、罗章龙等人；有的擅写戏剧评论，如杨晦的《曹禺论》；有的擅长章回体通俗小说创作，如许兴凯的小说《县太爷》。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联大教师中有一批著名的翻译家，如盛澄华对纪德作品的翻译，于赓虞对但丁《地狱曲》、雪莱《西风歌》的翻译，杨晦对莎士比亚剧作《雅典人台满》的翻译，曹靖华、余振、魏荒弩等人对俄苏文学的翻译，都为西北联大学子提供了丰厚的文学滋养。正是这些在创作、研究、翻译方面成就卓著且风格多样的知识分子，造就了西北联大文学教育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促成了西北联大学子在文学上的多元探索。教师们率先垂范，学生们竞相效仿，于是师生互动，蔚然成风，形成了浓厚的校园文学氛围。
西北联大一直重视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全校一年级学生必须写作“修养日记”及“读书札记”，还规定“学生每星期必背诵模范国文若干篇”。这些举措大大激发了全校学生的写作热情。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学生，既有来自国文系的木将（耿振华）、扬禾、孙艺秋，外文系的夏照滨、李满红、王黎风、牛汉，历史系的唐祈，还有经济系的祁东海以及航空工程系的王秉钊等人。可见，西北联大的校园文学氛围是全覆盖式的。他们的作品虽然有着共同的时代主旋律，但仍然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木将的愤激、李满红的豪放、牛汉的真挚、唐祈的深沉、孙艺秋的优美，一起绘制成西北联大文学作品的多彩画卷。师生们不拘成规，将古典与现代、乡土与校园、通俗与先锋、纪实与抒情等诸种元素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多元互渗的复杂面向。这种内在的丰富性也促使西北联大学子在文学上多向发展。他们中有后来走向延安的柳青，有七月派诗人牛汉，九叶派诗人唐祈，翻译家刘辽逸、龚人放等人。这些杰出人才的涌现体现了西北联大在文学教育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西北联大也由此成为探究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样本。
为了加深对西北联大校园文学的认识，《作品选》集中打捞了一批表现西北联大校园生活的作品。尹雪曼的《秦岭南北驰骋记》记录了西安临时大学翻越秦岭，进驻汉中的全过程。夏照滨的《西北联大剪影》、吞吐的《西北联大动静》、紫纹的《抗战期中的西北大学》、李紫尼的《战时后方的大学生活》等纪实性散文，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校园生活的生动细节。西北联大办学条件艰苦，学生们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大屋子里，睡着大炕式的木床。他们穿着破衣烂裤，每天“在白水青菜豆腐之间翻滚”，时常和跳蚤、耗子、蚊虫斗争，还得提防传染病“疥癣”的侵袭。虽然如此，“他们没有悲哀，没有怨言”，总是“用热烈的情绪唱出他们内心战斗的歌”。他们白天在教室或图书馆用功读书，晚上在汽灯下勤奋地笔耕。读书之余，他们组织经济学会、地理学会、外国语文学会，更有各种壁报社，各种问题研究会。他们听演讲，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慰劳出征壮丁家属……凡此种种，都使“这里流荡着一种严肃的新气息”，这是“抗战的熔炉中锻炼成的中国进步的一个面影”，是那个苦难而又激昂时代的精神影像。
在此次校园文学“遗珠”的打捞中，有一个重要收获是发现了一篇表现西北联大校园生活的小说《三月江城》。全书8万多字，1946年由北平江城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作品以浓郁的抒情笔调表现了西北联大学生诗意浪漫的青春故事，可以算是一部西北联大的“未央歌”。
以“汉中路径”通往抗战文学
西北联大所在地汉中，素有“西北小江南”的美称。这里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汉中就像一个宁静、温馨的摇篮，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学子，哺育了他们的成长。每逢周末或假日，西北联大的学生们相约在古路坝附近爬山，在城固郊外散步，在汉中的街头徜徉，到樊哙墓、萧何墓、张骞墓等地凭吊，或是去绿油油的麦田和油菜花遍地的原野上踏青。汉中的青山绿水、历史遗迹，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他们的青春记忆中，也奠定了他们作品中优美的田园底色。李紫尼的《三月江城》就把汉中城固的四季描写得美轮美奂：春天桃花盛开，夏天麦芒成堆，秋天红叶烂漫，冬天梅花娇艳。从城固境内流过的汉江，也成为西北联大师生笔下一道美丽的风景。黎锦熙在游城固城南桃林时写下“远香萦汉水,莫遣逐东流”，罗章龙在欣赏汉江夜景时写下“平沙渺渺阔,春水绕巴丘”。作为汉中人民的母亲河，汉江也成为流淌在西北联大师生作品中的一条情感之河，梦想之河。校园诗人木将曾伫立在汉江之滨，眺望着汉江“流向迢遥的远方”，牛汉在汉江边上“朗诵着梦境中绿色的生活的诗句”。由此可见，汉中不仅是战时知识分子的避难之所，也是抗战文学生成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地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文学研究完全可以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之外，开辟出一条独特的“汉中路径”。
当然，所谓“汉中路径”并非仅局限于西北联大师生在汉中地区留下的文学足迹，更着眼于汉中与其他地区的互动关系。由西北联大师生的创作活动可知，抗战时期的汉中虽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并非一个封闭的文化空间，而是始终应和着时代的脉搏，与其他地区声息相通，休戚与共。1939年1月钱玄同病逝，西北联大师生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诗人木将写下《悼钱玄同先生》。1940年4月，为了纪念在嘉定大轰炸中身亡的武汉大学诗人易铭（原名文健），西北联大学生推出纪念诗辑，唐祈写下散文诗《招魂》。1940年10月，鲁迅逝世4周年之际，西北联大学生在《文艺习作》上登载了《遥寄鲁迅先生》。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李满红写下《哀萧红》，为“美丽的花朵,含着露珠凋谢”而哀恸。由此可见，西北联大师生的文学写作始终与其他地区密切互动，是抗战文学版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处在西南与西北的交叉地带，汉中在既往的抗战文学研究格局中常常被忽视。也正因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汉中有可能成为连通大西南与大西北抗战文学的一条通道，为未来的抗战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路径。
《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选》的出版，为研究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汉中地区的文学活动提供了大量文本实证，为研究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撑，填补了现代大学校园文学的重要空白，为研究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样本。以西北联大所在地汉中为视点，以西北联大师生的文学作品为依托，重新进入抗战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会打破既往抗战文学研究的区域隔阂和模式化认知，为抗战文学研究开辟新的视野。
（作者：姜彩燕，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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