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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3年12月15日 星期五

    父亲

    作者:汤素兰 《光明日报》( 2023年12月15日 15版)

        蔡秋妍绘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是每到年关乘着风雪而来的“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总会带回一口“宝箱”。打开箱子,里面塞满了好看的布料和我们平时从未见过的糖果,当然,还有最最重要的东西——钱。当天晚上,父亲把要上交给生产队买工分和口粮的钱留出来,把供养爷爷奶奶的钱留出来,把大年初二出门的盘缠留出来,然后把剩下为数不多的钱全部交给母亲。这笔钱,是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开销。

      父亲长年在外省做手艺。因为交通不便利,也为了省钱,他一般都是每年正月初二出门,大年二十八回家。

      父亲是木匠,他的雕花手艺尤其出色。木匠需要工具,做出来的家具需要油漆,而父亲和他的徒弟们一起干活,一帮男人的头发需要有人剃,于是,父亲又自学成为铁匠、漆匠、剃头匠。

      “万事不求人。”这是父亲的生活原则。

      这样的父亲,在礼尚往来的乡村显得格格不入。父亲极少朋友,乡邻们私下里对他的评价也不佳,认为他“小气”,把钱看得太重。

      然而,在物资短缺、粮食不够吃,大多数人家都要靠红薯等杂粮撑上小半年的乡村,正是父亲的“小气”给了我们较为殷实的生活。我被家人传为笑谈的一件事情是,儿时的我曾端着一碗白米饭跑到伯妈家,要跟她换一碗红薯米吃,我想尝尝红薯米的味道。

      山村里水田不够,人们便在山坡上种红薯。人们把收回来的红薯剁碎晒干,做成红薯米,这样便于贮存,能在青黄不接时派上用场。

      父亲不仅让我们衣食无忧,也让我的母亲比村里其他女人更早戴上手表,踩上缝纫机,让我们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听上了收音机。

      那台收音机的神奇作用,在许多年后显现了出来。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关于一只蠢猪的故事——《会说话的猪》。那时的我,猪只会让我想到猪肉,我没想到猪还会说话,有计谋,对我们人类有那么多意见!这个故事令我震惊,让我从此换了一种目光看家里的一切牲畜。也许,我的童话想象就是那时萌生的。

      因为和父亲见面少,父亲又寡言,还因为在传统保守的乡下,女儿常被忽视,所以,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我和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

      高中时,我是宁乡七中的学生,而高考考场设在六中。高考前一天下午,学校用一辆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往考点。正是七月酷暑,大卡车没有车篷,乡村公路上尘土飞扬。到达考点后,一身尘土的我们立即扑向水龙头,洗脸,洗手,洗去身上的尘垢。

      将自己洗得清清爽爽回到学生宿舍休息时,我才发现,手表不见了!

      为了让我考试时能掌握好时间,母亲将她心爱的上海手表摘下来戴在我的手腕上。我在洗脸洗手的时候把手表摘下来放在盥洗台上,离开的时候给忘了。

      我飞奔回盥洗台,手表当然不在了,谁都说没有见到。

      手表丢了!

      那个时候,手表是家里的“三大件”之一。不知道父亲攒了多久才攒够买这块手表的钱,母亲自然对手表格外珍惜。我记起了儿时因为丢失五毛钱而被母亲狠揍的经历。那几天,我白天考试,夜里哭泣,吃不下任何东西。最后一门考试时,我浑身发抖。因为考完这门我就得回家了,我害怕回家。

      我最后一个走出教室,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看见了父亲。

      个子矮小的父亲穿着一件白色衬衣、一条深色裤子,手里拎着几个雪梨,站在那里等我。

      原来,老师担心我出事,把我丢了手表的事情通过电话辗转告诉了我父亲。

      父亲从外地赶了回来。

      看见父亲,我的眼泪再次溢满眼眶。

      父亲递给我一个梨。

      我接过梨,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说:“我把手表丢了。”

      “丢了不要紧,再买就是,你吃梨。”父亲说。

      我咬了一口梨,将清甜的梨汁和眼泪一并吞下。

      学校的大卡车已经开走了。我跟着父亲去镇上搭汽车回家。我们沿着河堤走,迎面的是正在西落的太阳,我们的家就在太阳将要落下的大山深处。父亲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旁边是从我家村子里流过来的楚江水。

      路上,父亲再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问我考得怎样。把挣钱和时间看得无比重要的父亲,得知我丢了手表,特意从外地赶来接我回家。我牢牢地记着这件事。这是一个确证——在父亲的心中,我也是重要的。

      我一直以为父亲只是一个独来独往、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的乡下手艺人。然而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校长拿着花名册来问我是不是某某人的女儿,我说是,校长说:“我跟你父亲是同学,你父亲写得一手好文章,你比不比得上他?”

      我这才知道,当年父亲成绩很好,小学毕业时他想继续读书,他的老师还特意找过爷爷,劝爷爷卖了田送我父亲读书,但爷爷不肯,父亲只好当了木匠。

      我考上了大学,父亲很高兴。他背着一口亲手打制的樟木箱,和母亲一起送我到长沙上学。

      直到六十多岁,父亲才结束了在外奔波的生活,安居老家。

      我毕业后在出版社当编辑,因为写作,有了一点小名气。有一次,母校请我去做讲座,我提前一天开车回家看望父母,第二天上午去学校,讲座结束便回了长沙。

      后来听母亲说,那天父亲蹬着自行车骑行了三十多里,到学校去听我的讲座。可是父亲到学校的时候,讲座已经结束了,他只看到了欢迎我的横幅。

      “他怎么不跟我说?我要是知道他感兴趣,我开车一并带上他就是了。”我抱怨。

      “他去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是回来后才说的。”母亲说。

      父亲从未跟我说过这件事,我也未跟父亲提起。但从此以后,我只要出了新书,便会带一本回去给父亲。我编辑了新书,也会带给父亲,让他了解我的工作。

      父亲接过书,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父亲去世后,在前来吊唁的人群中,有一个从村里考上大学,如今很有成就的年轻人,他对我说:“素姑,我也是读着您的书长大的呢。”

      他接着说:“我小的时候,桂阿公经常到我家来,每次来总是会带一本书送给我。我们乡里的小孩,哪里有课外书看,看书全靠桂阿公。”村里的孩子都叫我父亲“桂阿公”。

      原来如此。难怪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没有看到我给他的那些书。我想起了我童年时代父亲带回的那台收音机。我希望父亲悄悄送给村里孩子的那些书,也像当年的收音机一样,起了神奇的作用。

      (作者:汤素兰,系儿童文学作家,湖南省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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