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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新视角】
从满天星斗，到凝为一条璀璨闪耀的银河；从涓涓细流，到汇聚成奔涌不息的大江大河，中华文明在交流中融合、凝聚、壮大，渐渐形成密不可分的一体。日前在西安召开的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学者们分享中国考古学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现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壮阔历史长河。
精神信仰的多元一体
早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已诞生了共同的精神信仰。
“天人合一”是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天人关系也是精神信仰关注的焦点话题。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先民就开始思考这一哲学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根据考古发现指出，在距今6000年—5000年时，对天地人三界神灵崇拜的祭祀礼仪体系已经形成。他介绍，巫教时代形成的敬天、礼地、法祖的崇拜体系和祭祀礼仪体系是后世礼乐制度的源头。
随着时代进步，古人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悄然转变。周初的“制礼作乐”将巫教时代的祭祀礼仪体系转化为社会管理体系的“礼乐制度”，用于整合、管理社会。春秋战国之际，渐渐形成以儒、道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将“天”或“天帝”的概念从“鬼神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世界”“哲学世界”。
“从巫教时代肇始，通过不同的媒介如祭祀集团、个人内心的修养等沟通天人，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传承的核心特质。这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是多元一体进程的内在动力。”贾笑冰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小军也不约而同地认为，回望历史长河，统一多民族国家之所以形成，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而共同的精神信仰是此内生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以长江中游为样本观察，“越来越多的考古研究表明，推行共同的信仰来收编并齐整‘各式各样’的地方神祇，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端。”
信仰的“标准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考古发掘在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汤家岗、大溪、油子岭等史前文化都发现了与信仰有关的祭坛、祭祀坑、特殊建筑等遗存，但是这些遗存的共通性仅限于单个聚落内部或邻近区域，尚未形成更大范围的、跨区域的信仰标识。直至屈家岭文化时期，在多个中心聚落均发现了以筒形器、四耳器为代表的物质遗存，这意味着信仰的“标准化”已经出现。
统一的精神信仰，可以团结更多的民众，汇聚更大的力量。正如彭小军所说，新石器时代的信仰“标准化”，可以看作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史前基础之一。
饮食器物的多元一体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并非仅仅存在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也体现在饮食、器物等物质层面。在数千年前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各区域的方方面面均出现了诸多“共同话题”。
粟作农业，就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饮食文化基因之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胡耀武梳理了匈奴、鲜卑、蒙古等多民族的人骨同位素数据，发现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牧业人群，他们的生存方式及家畜饲养中，源自我国中原地区农耕民族的粟作农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粟作农业将古代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它是古代民族之间交流融合的‘黏合剂’，为民族之间的融合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
“君子比德于玉”。早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玉器就占据重要地位。对玉的喜爱、尊崇，构成了先民“朋友圈”的共同话题。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玉器是标志社会等级、身份、地位与礼制形成的核心物质载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介绍，这三支考古学文化的玉器虽各有特色，但也有部分相似的玉器，如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的玉人、龟、斜口筒形器、龙、双联璧、环、镯、璧、钺等，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玉璧、钺、镯、龙、龟、鸟、鱼、珠、锥形器等，都器型相近，表明三支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交流与互动。随着各地区以玉器为代表的文化交流互动频繁深入，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除了祭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玉礼器，兵器也是国家投入大量资源研发制造的器物。从二里头到东周，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青铜兵器的多元一体格局也越发明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郭艳利认为，由于“统治中心区占据先进的科技优势及高度的资源整合能力，故能制作出当时最发达的兵器，并将之与政治秩序有机结合，成为各地兵器遵从和模仿的对象”，从而形成了各地作战兵器的统一性。其多元性则体现于各地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比如，二里头在石兵器的基础上以青铜铸造出钺、戈、战斧、镞，实现了技术和材质上的重大突破。
丧葬习俗的多元一体
丧葬习俗中体现出的多元一体，可能是这一文化特点最“接地气”的表现了。
新疆楼兰、和田、喀什等地出土了多具汉唐时期的彩绘木棺。从这些木棺的形制和装饰图像上，能够清晰地看到从多元文化交汇，到以汉文化因素为主体的发展过程。比如，汉唐时期彩棺上的装饰，存在从最初的狮虎纹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的转变，体现了新疆彩绘葬具在适应中原丧葬文化方面的一个过渡。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煜表示，“这些彩棺反映出本土葬俗吸收丝绸之路各种文化因素，并受到中原葬俗强烈影响的历史趋势，也反映出中原文化和葬俗及背后的意识形态通过河西地区逐步向西域传播和拓展的历史进程。”
古人墓葬中常有殉葬动物的习俗，如猪、鸡、狗等，汉文帝霸陵中甚至有金丝猴、绿孔雀等珍稀动物殉葬。从殉葬动物的种属、组合、部位、摆放方式等的变化，也能看出文化的变迁。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典范，而北魏时期的动物殉葬习俗，也受到了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影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文说：“经历了汉末至十六国时期的混乱，中原地区农耕文化凋零，反而在河西和东北地区得以保留和传承。以上区域农耕文化与拓跋鲜卑游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在北魏平城地区尤为明显。”
济南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俊峰则从一个细节发现了文化融合的证据：“启门图”是墓葬艺术中常见的图像，或表现为绘画，或为雕刻，内容常为一人从一扇关闭、另一扇微微开启的门缝中露出半身，向外探望。这一题材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晚期，唐宋辽金时期更为流行。他注意到，在埠东村元墓的启门图中，开门男子头戴的是蒙古族人流行的钹笠冠。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将其民族流行文化因素也带入了中原和江南。“汉族人的墓葬中出现蒙古族人流行的帽式，展现了元代各民族相互影响、融合的特点。”
在历史长河中，璀璨绚烂丰富的多元文化如同花瓣般围绕，组成坚不可分的一体。从生活日用、具体而微的饮食器物，到形而上的精神信仰、涉及幽冥世界的丧葬习俗，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
（本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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