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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年9月，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人文清华讲坛推出特别节目“走读中国·丝路行”。担任主讲人的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与主持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小琴一道，通过近距离观察河西走廊，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品格。
明人陈棐《祁连山》诗有云：“马上望祁连，连峰高插天。”古人诗句中描绘的祁连山，纵横千里，焉支山和龙首山皆为其余脉。史料记载，“祁连山”由匈奴人命名，“祁连”意为天一样的山。文献中的祁连山横跨古今，历史悠长；地理上的祁连山路程万里，旷远无限。本次讲座，我们以祁连山为底色，近距离审视发生在河西走廊上的古代丝路故事。
张骞“凿空”
西汉时期，朝廷常以和亲、物资赠送等方式获得与匈奴间的和平，避免他们更深入地侵扰中原。汉高祖刘邦曾尝试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但是未能成功，最终仍采用和亲方式解决问题。汉初一段时间里，中原王朝一度因饱经战乱而经济凋敝，《汉书·食货志》记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当时西汉的国力并不足以抗衡匈奴。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年少继位，在他的治理下，西汉王朝逐渐强盛。汉武帝听说匈奴人与大月氏结下深仇，于是筹划派出汉使，期望与大月氏联手夹击匈奴，断其右臂。其时，汉中人张骞应募前往，由此祁连山迎来了西汉历史上著名的凿空之士。
张骞自幼有建功立业之志，奉命出使时年约25岁。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行进不久就被匈奴俘虏，但匈奴因不知其使命，并未杀他，而是将其长期囚禁。张骞虽久困匈奴，在当地娶妻生子，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出使任务，11年后终于觅得机会，逃离匈奴并顺利找到了大月氏。大月氏人在西方又名吐火罗人（敦煌二字原本出于此），属印欧人分支。张骞寻得大月氏时，其领地大夏（巴克特里亚）水草丰美、土地平整、宜耕宜牧、宜居宜业，大月氏已无心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因此未完成使命，只得从羌中返，途中再次被匈奴拘捕囚禁。一年后匈奴单于去世，张骞趁机再度逃脱，终于在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首次出使前后历时13年，可谓艰苦卓绝。公元前119年，张骞二度出使西域。当时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发生的河套之战、河西之战、漠南漠北之战已经结束，因此张骞二度出使的目的是作为友好使者联络乌孙等西域各国。二度出使，张骞主要驻守在伊犁河谷的乌孙，派出众多使节分头向西。公元前115年，张骞归汉，不久去世，此时其使命仍未全部完成。但当时乌孙等遥远的国家都派使节来到长安，西域诸国“重译来朝”，得到了西汉王朝的重视。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并带回了西域地区丰富的信息，打通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通路线，让汉朝人得以了解西域乃至更远之地。张骞因此获得了极高评价，《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司马迁赞其“凿空西域”，梁启超也称张骞为世界史开幕第一人。
从史学史角度来看，司马迁《史记》所开创的中国古代正史书写，属于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书写，它不仅包含历代王朝的重要人物、各个方面的制度，也包括对外国历史的记录。相较而言，希腊希罗多德被西方称为“历史之父”，他所记录的希波战争，其中具体记载最远之地止步于波斯、埃及以及地中海东部。从时间上来说，司马迁虽晚于希罗多德数百年，但其《史记》所记述的地理事迹已远迈祁连山，涉及当时的安息等国，《史记》所开启的中国正史记载，后来一路向西直至大秦（罗马）。张骞跨过祁连山的“凿空”西域之旅，加之其后继者的努力，让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得以更多了解到以往认知以外的世界。
河西四郡
祁连山下的甘肃张掖山丹马场，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马场之一，最早开辟于西汉名将霍去病时期，当地一直延续养马传统。山丹马场为群山所环绕，北面还有长城，其地理位置相对靠南，距离战场一线较远，因此每当中原王朝的都城定于长安或洛阳时，山丹马场经常用于王朝军事力量的马匹储备。
在古代战争中，马是极为重要的。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匹也是其财产的一部分，而历史上著名的绢马贸易，也与此息息相关。
与山丹马场有历史联系的霍去病，堪称西汉传奇名将。虽然24岁即英年早逝，但是霍去病在短暂的军事生涯中仍创下了惊人的战绩。霍去病作战雷厉风行，在对抗匈奴的大小战斗中表现出色。作为西汉重要将领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从小就对马匹乃至军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的匈奴骑兵强大，强盛时不下数十万人，但是由于草原游牧生活方式的限制，匈奴虽然家家为兵，但平时各部并不聚在一起，所以每次与汉朝交战之前的集兵过程，需要较长时间，这就给了擅长骑兵奔袭的霍去病展示其卓越军事才能的机会。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爆发，霍去病率领汉朝骑兵神出鬼没，打得匈奴措手不及。此战之胜，让西汉王朝得以控制河西走廊，由此西域交通打开，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启。
霍去病能够脱颖而出，除了他的天赋和努力，也离不开汉武帝识人的独到之处。汉武帝曾提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他认为，非同寻常的功业必须非同寻常的人才去完成；而非同寻常的人虽也有短板，但不能因某个缺点而否认他。霍去病英勇善战，但是史料中也记录了他明显的缺点，正是汉武帝给予了霍去病展示军事才华的机会，最终让霍去病成为西汉名将。
张骞贯通东西、霍去病打下河西走廊后，西汉在这里开始屯田，发展农业。一般来说，农业生产需要年平均降雨量400毫米以上，但是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当时甘肃武威、张掖一带的年平均降雨量连达到200毫米都十分勉强，所以西汉在河西走廊发展农业，还需要来自祁连山的雪水。中国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知名者不少，如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等，为了满足当地农业种植的灌溉所需，西汉部署人力开凿了张掖的千金渠，这是中国内地较早的一个大型渠，它为古代张掖成为塞上江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汉武帝起，中原王朝开始系统经略河西走廊：为了守御河西走廊，先设立军屯，军屯有了粮食积蓄后，逐渐发展民屯，而后设立河西各郡行政机构，最早设立的是酒泉郡，之后又设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历经西汉武帝、昭帝、宣帝、元帝几朝，河西四郡巩固了中原王朝在河西走廊的统治。
丝绸之路
长安、洛阳到敦煌以及天山廊道属于古代丝绸之路东段。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陆上丝绸之路中，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在于“千道万道，河西走廊都是绕不开的道”，所以它被称为从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同时河西走廊像T型台的纵线一样，将中国南北两面隔开（关中、蜀中为横线），在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中对维护中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丝绸之路东段是丝绸产地。丝绸到达中段后被当地王公大臣消费，也从此段传送到更远的罗马。《罗马帝国与丝绸之路》一书记载，罗马帝国当时一年收入的大概30%是依靠其在东边和南边的收税所得，其中特别谈到了东方消费品的税收。公元前49年，恺撒为彰显其在高卢打仗得胜归来的功绩，下令把罗马城阳台上的亚麻遮阳布全部换成丝绸，从此形成了罗马统治者重大活动使用丝绸的传统。
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从东到西实行的是分段“传递式”销售：东段从长安到敦煌主要是商品“出去”的过程；西域所在的中段，虽然当地人口较少，但是属于商品运输的必经之路；西段沿途国家则主要是消费方。因此古代丝绸之路的货品贸易状态，是由东向西一段段地传递，并非是自东向西一站式的直通。在货品自东向西一段段传递过程中，商人会不断进行交易——在哪里先能被卖上高价，就会先在哪里被卖出，然后商人们就拿着钱继续下一笔生意——通过如此不断地交易，实现货品向西传递。
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古代东西方物产资源的交换和运输。漆器、唐三彩、丝绸等货品均诞生于中国，它们随丝绸之路西行远播，而苜蓿、西瓜、菠菜、黄瓜（本名胡瓜）、胡萝卜、蚕豆（胡豆）、胡椒等物产，最初都是从西边运输而来，最终在中原扎根。
其中最重要的货品就是丝绸。丝绸在中国具有悠长的发展历程，可以溯源至传说中的黄帝妻子嫘祖。《大唐西域记》记载了蚕种西传的故事，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新疆于阗发现了记述这个故事的壁画，壁画描绘的是一位中国公主嫁给于阗王，于阗那时穿粗布衣服没有丝绸，便请求公主将蚕种带过去，于是公主把蚕种放到帽子里逃避出关检查，最终将蚕种带到于阗，此后当地开始养蚕做丝。丝绸制作技术不断西传，后来波斯、罗马也学会做丝绸。不过在古代，中国始终是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丝绸供应方。
丝绸之路也促进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两汉时期就有许多西域人员来到中原，随之带来了西域文化。到了唐代，这种文化传播进一步加强，后来风靡中原的一些歌舞也源自西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旋舞和胡腾舞。胡旋舞一般由女子跳，胡腾舞一般是男子跳。霓裳羽衣曲中杨贵妃跳的就是胡旋舞，唐朝节度使安禄山则是胡腾舞高手。
陆上丝绸之路在汉朝开拓，在唐朝进入兴盛期，这离不开唐朝强大国力的支持。唐朝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可谓胸怀博大，《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太宗自诩“自古帝王皆贱夷狄，贵华夏，朕独视之如一”。
唐宋以后，海路贸易逐渐发达，陆上丝绸之路的很多功能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所取代。
文化重镇
自古以来，河西走廊都是文化重镇，岑参、王维、陈子昂、高适、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都在河西走廊留下过足迹。其中岑参、陈子昂、高适等都有确切记载在这里担任过公职。唐朝诗人岑参去北庭封常清幕府任职，途经凉州时，在凉州工作的老朋友前来相送，欢聚夜饮，于是岑参写下了《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记录当时的情景。
王维在《使至塞上》一诗中写道：“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岑参也曾写过“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名句，“胡天”二字在唐诗中多次出现。胡天跟汉月，胡风跟汉俗往往是相对的。
河西走廊历史悠久盛名远播，它成为古人眼中的重要文化意象，有许多文人其实未曾亲至河西，却依旧为之赋诗，其中不乏名作。唐人韦应物就曾在《调笑令·胡马》中写道：“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但韦应物从未在河西走廊任职。依据文化意象创作，是很多文人常见的创作状态，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实则是依据滕子京给他的一幅画而作，并非亲至岳阳楼所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中原战乱，不少知识分子到此地避难，河西走廊成为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区域。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陈寅恪先生强调的是中原文明在这里能够保存，对中国文明发展很重要。但除此之外，河西走廊是古代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是东西交流的通道，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相汇，所以河西走廊对古代中华文化的发展，还具有孕育、消化、吸收的作用，这对于丰富中国古代文化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丝绸之路的千年历史中，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是诸多民族、历史名人的活动舞台，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包容性、连续性。
隋帝西巡
隋炀帝是行至最西的中原皇帝，也是历史上唯一巡视过祁连山的皇帝。他曾在西巡时写下《饮马长城窟行》，诗中所述的“秋昏塞外云”将秋天、黄昏、塞外的云描绘得淋漓尽致。
公元609年，隋炀帝从长安出发西征，到达青海附近的吐谷浑，与敌交战并获胜，史称“覆袁川之战”。此战结束后，隋炀帝决定翻越祁连山前往河西走廊。隋炀帝一行经过大斗拔谷（今扁都口）时，山路隘险，风雪晦暝，隋炀帝的姐姐乐平公主以及许多随行的宫人、士卒相继冻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河西走廊重镇张掖。当时驻守武威郡的隋朝官员樊子盖，组织武威、张掖人员在道左（古丝路道，峡口西侧）“佩金玉、穿锦屐”，焚香奏乐，歌舞噪喧，夹道欢迎隋炀帝。隋炀帝又在“观风行殿”（行宫）盛陈文物布展，让西域诸王及使者观看。
此前隋炀帝曾派遣黄门侍郎裴矩前往张掖主持“互市”，裴矩根据调查情况撰写了《西域图记》，书中记载了西域的物产、风情以及从河西地区往西行的三条路线。该书现在虽已散佚，但序言仍保存在《隋书》中，《隋书·西域传》可能也采纳了其中的内容。从地图上也可以大致明了，当时从河西走廊西行的三条路即北道、中道和南道。
从历史角度来看，隋朝是南北朝长久分裂后出现的统一王朝，在隋朝这个统治时期，巩固统治非常重要。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二人虽在王朝制度改革上作出过很大贡献，但在巩固统治上表现欠佳。例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西巡等举措，因劳民伤财对隋朝统治造成了较大伤害，但是却给后续的唐朝带来了正面影响，促进了唐朝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唐朝吃了隋朝的“红利”，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于元朝来华，他也曾在河西走廊流连忘返。
马可·波罗生活的时期，威尼斯与东罗马的关系时紧时松。作为一个城邦共和国的商人，马可·波罗与他的父亲到达亚洲后，经叙利亚、波斯湾最终抵达中国，自新疆进入河西走廊，而后游历中原广大地区。马可·波罗曾说，杭州的桥比威尼斯所有的桥都多，广州的船比威尼斯的船还多，足见当时中国辽阔景象对他的震撼。
从酒泉、张掖到武威的旅途中，马可·波罗记录了他沿途发现的几个情况，诸如敦煌之人崇佛、张掖之人一夫多妻等，但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未提及长城，我认为是因为马可·波罗在华活动时期，长城的防御功能已经不再重要，作为商人，马可·波罗相对更关注当地的经济情况，例如物价、道路和各地的特产等。不过，恰恰是由于马可·波罗在著作中没有写到长城，导致后世曾有人质疑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
直到抗战期间，杨志玖先生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一文，他根据《永乐大典》里的一段文献记载，考证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述他伴随蒙古阔阔真公主从泉州返波斯等事是真实的，其关键证据就是《永乐大典》中提到的在泉州为公主送行的使者名字，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使者名字相吻合。由此马可·波罗来华一事得到了有力证明。
马可·波罗回国后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被俘后在狱中向同室难友叙述了东方见闻，闻者无不惊讶。他却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事还有很多没有告诉大家。《马可·波罗游记》后来成了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发现新大陆、新航道的随身指南。
小结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分为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作为历史的延续，一直影响到今天，成为“一带一路”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底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明确地将丝绸之路定义为中欧之间的贸易之道。这个贸易背后也有人员、物资、艺术、文明的交流。这些交流也是当今世界所必需的，我们以为，古代丝绸之路在这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这次丝路之行中，“人文清华讲坛”制片人、本次活动的策划人兼主持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小琴教授曾与我谈到她的感想，我深以为然：历史其实是先辈塑造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先辈中一个个人、一个个群体塑造的。而在这千年丝路之上，于祁连山下的这出历史大戏中，现在的我们已经登上了剧本，未来将由现在的我们和未来的后辈接续书写。
（讲座文稿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牛雪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