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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居六经之首，而易学有“在蜀”之称。巴蜀《易》学历史悠久，成果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巴蜀学人撰有《易》学著作370余种，现存者尚有160余部之多，构成中国《易》学史的一大奇观。其中，扬雄《太玄》、卫元嵩《元包》、李鼎祚《周易集解》、陈抟《易龙图》（存序）、苏轼《东坡易传》、来知德《周易集注》等，无疑是中华《易》学的重要成果。《巴蜀全书》工程通过考察历代正史、方志和目录书籍、人物传记，发现巴蜀《易》学发生甚早，著作绵延不绝，虽历经淘汰，犹可考见汉代8种、魏晋6种、隋唐五代10种、宋代160种、元代14种、明代30种、清代150种，可谓代有其书，蔚为大观。程颐说“《易》学在蜀”，全祖望谓“甚矣蜀之多《易》也”，姜国伊撰《易学在蜀赋》，刘咸炘称“《易》学在蜀，犹诗之有唐”，谢无量撰有《蜀易系传》及续篇，当代学人也对巴蜀《易》学源流进行过考述，学界已形成“巴蜀《易》学”概念。
蜀易渊深，有利于《易》学探源
《汉书》称《易经》成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有一个长期形成过程。《周易·系辞传》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伏羲画八卦”的史影，自后又经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郑玄说），文王、周公拟定卦辞爻辞，于是《周易》经文始成。孔子晚而喜《易》，读之韦编三绝，遂作《十翼》，然后《易》学大兴。若追溯《易》学源头，或许与西部有关。《周礼》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说明《周易》之前还有《连山》《归藏》二易。《山海经》佚文“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此夏后氏即夏禹。《荀子·大略》：“禹学于西王国。”《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裴骃《集解》引皇甫谧言：“《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张守节《正义》：“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陇国，皆西羌。”《三国志·蜀书·秦宓传》曰：“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说明禹“生于广柔”“兴于西羌”自是战国至汉晋的普遍传说。
郑玄有“神农重易”“夏易曰《连山》”等说法。《连山》后世失佚，但其残文断句尚见于注疏所引。郦道元《水经注》于《淮水》引《连山易》：“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皇甫谧《帝王世纪》引《连山易》：“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余即启或均）是也。”可见《连山》佚文含有夏代故实，应与禹制作（或其后人补作）有关。至于《子华子》：“出于一，立于两，成于三，《连山》以之而呈形。”张行成：“夏曰《连山》，天易也；商曰《归藏》，地易也，有法数而未有书；文王曰《周易》，人易也，始有书矣。”使“三易”与“三才”结合起来，这种“天、地、人”三方结构的思维模式，与古蜀崇拜“天皇、地皇、人皇”、扬雄《太玄》分立“天玄、地玄、人玄”、唐慎微传《神农本草经》划分“天药、地药、人药”一样，都是蜀人固有的思想框架。
谢无量《蜀学会叙》谓“《连山》，禹制之”，是合乎情理和逻辑的。可见《连山》是《易》学之鼻祖,为大禹所作，应与古蜀文化有密切联系。
考诸箕子所述《洪范》，称大禹得“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可知“五行”“八政”以及国家制度、政治文化等，或为大禹所传。阴阳、三才、五行观念以及早期“易经”，都有可能起于西部。考察巴蜀文献，对探讨《易经》起源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绵延不绝，有利于学脉厘清
巴蜀《易》学源远流长，名家名著时有产生，《史记》载“孔子传《易》于（商）瞿”，说者谓《十翼》即商瞿所传，《文言传》中“何谓也”和“子曰”等处，皆瞿与夫子问答之词（明丰坊）。数传至汉初田何，田何传《易》于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王同传《易》于杨何，杨何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征为中大夫，武帝立“五经博士”，可见商瞿为博士《易》祖。杨慎《升庵集·蜀志遗事》载：“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图》亦作‘商瞿上’”，又云宋祁作《成都先贤赞》以商瞿上为蜀人。杨慎考宋罗泌《路史》与王象之《舆地纪胜》，认为瞿上城在成都双流；曹学佺《蜀中广记·成都府·双流县》又载双流有商瞿里，治东十里瞿上乡有孔子弟子商瞿墓；谢无量《蜀学会叙》称偶见宋刻本《景文集》有宋祁所作《成都先贤赞》，认为“慎说良信”，因谓“《周易》之传始在蜀”。汉初，隐士胡安亦居临邛白鹤山传经，司马相如曾从之问《易》，其时约在文帝末年（公元157年）前。田何至惠帝时尚存，则胡安当与田何同时或相前后。田何在中原传《易》时，胡安亦在蜀中传《易》，二人时代应相距不远。稍晚蜀人赵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云受（授）孟喜，喜为名之”。似乎“卦气说”也与蜀人有关。自后严遵、扬雄等人传《易》不绝，名家辈出，或开风气之先，或集诸学大成。严氏《老子指归》融会《易》、老、儒三家之说，扬氏《太玄》、王长文《通玄经》、卫元嵩《元包经》，皆依仿《周易》而造新经。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集汉《易》大成，宋有陈抟《易龙图》开图书《易》学先河，龙昌期《三教圆通》又以《易》会通三教，苏轼《东坡易传》多言人事，房审权《周易义海》汇集汉宋《易》说多达百卷，魏了翁《周易要义》《周易集义》更是兼治汉、宋，成一大渊海。至于张浚、张栻、李心传，元代黄泽、王申子、赵采，明代熊过、来知德，清代李调元、刘沅，民国廖平、杨国桢、尹昌衡、刘子华诸家，都是不可忽略的《易》学大师。此外还有众多不太受人关注的易家、易著和易文，不胜枚举，谢无量称“《周易》自汉盛至今，惟蜀人能传之”并非虚誉。
结合时代背景、学术大势和《易》学流派，可以大致看出巴蜀《易》学的起承转合：在汉代呈现“儒易老三学结合”状态，严遵、扬雄是其代表；魏晋南北朝，仿《易》拟经，王长文、卫元嵩为代表；唐代是“汉《易》玄《易》兼收并蓄”，李鼎祚是代表；宋代是“图书象数义理”统一和“儒释道”结合，陈抟、苏轼、龙昌期、张浚、张栻、魏了翁是其代表；元明是“象义汉宋结合”，黄泽、王申子、赵采、熊过、来知德是其代表；晚清“中西古今结合”，刘沅、杨国桢、廖平、尹昌衡、刘子华等是其代表。其起伏脉络，大致经历了大禹《连山》奠基易学，商瞿与博士传承《周易》，汉代转型，蜀汉两晋变异，南北朝延续与依仿，隋唐五代统一，两宋鼎盛，元明清初因袭与创新，晚清民国汇通中西古今等阶段。厘清其延续不断之学脉，总结其特点，分析其价值，有利于当今易学传承发展。
兼容并包，有利于《易》学史研究
巴蜀《易》学家喜为集注集解，保存了大量古《易》旧说，对学史研究和返本开新都有助益。自魏王弼《周易注》盛行，汉《易》日渐衰微，至唐代王学遂占独尊地位。幸而先有益州阴弘道撰《周易新论传疏》，“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说，参订其长，合七十二篇，于《易》有助云”；稍后资州李鼎祚《周易集解》，又广辑子夏、孟喜，以迄何妥、孔颖达36家《易》说，在唐代官方《周易正义》所依王弼《易》外，保存濒临失传的汉《易》资料尤多。该书系现存最早集解性《易》书，是研究汉代《易》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隋唐以前《易》学“诸书逸不传者，赖此犹见其一二”，“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俾古人象数之说，得以绵延，至今弗绝，则此编之力居多”。
至宋元明，巴蜀《易》家将蜀学“兼容并包”精神发扬到极致。熙宁间，成都房审权撰《周易义海》100卷，他鉴于“自汉至今，专门学不啻千百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或推之于互体，或失之于虚无”，于是集郑玄至王安石百家，摘其“专明人事、羽翼吾道者”为一编；其对诸家说有异同或疑惑处，则加以评议，附于篇末。《四库全书总目》云“自唐以来，唯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汉后三十五家之说，略称该备，继之者审权《义海》而已”。由于卷帙过大当时刊刻不易，后经江都李衡删其精华而成《周易义海撮要》行世。绵竹张栻《南轩易说》合会蜀洛，补注《伊川易传》所缺《系辞传》，扩大理学《易》在巴蜀影响。蒲江魏了翁《周易集义》广辑宋《易》，取濂洛以来大儒《易》说16家汇为一编，保存《易》说（如杨时、吕大临诸家多已亡佚）和旧版（宋刻）最多，无异宋《易》渊海。而其《周易要义》又撮要魏晋及唐注疏，“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于汉学、宋学之间”，其文字“虽主于注疏释文，而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支蔓，独撷英华”。元代资州黄泽《易学滥觞》“大旨谓王弼之废象数，遁于玄虚；汉儒之用象数，亦失于繁碎，故折中以酌其平”。潼川赵采《周易程朱传义折衷》节录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注文，又附《语录》及己说，“折衷”程、朱，并存古义，认为“《易》中先儒旧说皆不可废”，极具包容性。明代富顺熊过（号南沙）撰《周易象旨决录》“远溯汉学，虽未必遽追梁、孟，然义必考古，终胜明人幻渺之谈”；杨慎序其书：“《周易象旨》一书，兼采众家之说，而多象数为主，亦北海、考亭之遗意也”。全祖望亦谓：“以予所见宋元《易》解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前亦数十家，南沙书中无不有之。”《四库总目》云“在明人《易》说之中，固卓然翘楚矣”。清代双流刘沅《周易恒解》兼容汉宋，不言象数，深非“历代言《易》者，大半皆偏于术数”，盛赞“王辅嗣（弼）始专以理言，厥功甚伟”；又斥程、朱《易传》《本义》瑕疵不少；其解经专重说理，潘雨廷谓其“理多可取”。巴蜀《易》学之汇集旧说，融会贯通，构筑起中华《易》学传承的桥梁。
勇于创新，有利于《易》学“两创”
在特定历史积淀和时代背景下，巴蜀《易》学往往有超乎寻常的创新和创造。如汉代成都严遵《易》《老》兼治，《华阳国志》载其“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又假以卜筮，借卦以施教，著《周易骨髓诀》《卦法》，兼有儒、道、《易》、数术四术。宋代眉山苏轼、陵州（今仁寿）龙昌期等人儒道汇通，杂引禅学。苏轼《易传》多杂道佛，朱熹撰《杂学辨》以是书居首；龙昌期儒道兼治，文彦博语其“浮英华而沉道德，先周孔而后黄老”，是兼容道家儒家；其所注《易》，范仲淹称赞“深达微奥”。
汉代郫县扬雄、三国广汉郪（今三台）人王长文、后周什邡卫元嵩，皆是模拟《易经》以创新说。扬雄少时曾从严遵问学，“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张行成云《太玄》“义取于《连山》”。王长文系蜀汉犍为太守王颙之子，其仿《周易》作《通玄经》4篇，有《文言》《卦象》可用以卜筮，时人比于《太玄》。卫元嵩《元包》数用《归藏》，体例与《太玄》相近，多奇字不易读。《太玄经》《通玄经》《元包》在《易》学传承的基础上，表现出仿圣拟经的开放性和创新性。
宋代陈抟（字图南，自称“西蜀崇龛人”，属今安岳）《易龙图》倡言先天、无极、河图、洛书之学，用黑白点子解释《易》卦起源，以为龙马所负之图，开启宋代图书《易》学先河，后来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范谔昌、刘牧、黄晞，直到南宋朱熹等人，递相传授，影响中国《易》学十分深远。元人王申子云“此二《图》不知希夷以前何所托，至希夷始出，亦已奇矣”，当为其首创。临邛张行成《易通变》穷极数学，取陈抟至邵雍所传先天卦数等14图，敷衍解释，以通其变，魏了翁语其“颇得《易》数之详”，发明甚多。
明代梁山（今梁平）来知德独处空山，覃思《易》理29年，自成一家之学，撰《周易集注》达明代象数《易》学创新的巅峰。专取《系辞》“错综其数”之说，以错卦、综卦论易象，人称“矣鲜《易注》，继往开来，亘百代而一见者”；全祖望亦谓“程子尝言‘《易》学多在蜀中’，后三百年而蜀又以来《易》名于天下”；《四库全书总目》更称其“当时推为绝学”。民国简阳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兼及天文，会通《易》学阐释与自然科学，运用八卦的逻辑结构分析太阳系，以八卦配星球，得出尚存一颗当时还未被认证的行星的预言，震惊当时欧洲。
巴蜀《易》学作为一种地域性特征较为浓郁的思想体系，在促进《易》《老》会通、三教合一、仿圣拟经、兼容并包、引领学术文化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作为中华《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易》学源远流长、博大包容、开放创新等特征，对《易》学探源、学脉梳理、旧学反思、创造创新等，都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认真整理和研究巴蜀《易》学文献，将有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舒大刚、汪璐，分别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巴蜀全书》”首席专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课题组成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