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诗圣故里的豫剧“杜甫”

  在第七届中国诗歌节期间，由郑州市豫剧艺术中心打造的豫剧《杜甫·大河之子》在河南首演。该剧由王晓鹰担任导演、原长松担任编剧、张海龙饰演主人公杜甫。

  杜甫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要以其为主人公创作一部豫剧绝非易事。一方面，豫剧是极具乡土气息与地方特色的剧种，创作者需在把握剧种规律的同时，对杜甫的诗人形象进行塑造；另一方面，杜甫个人命运曲折浮沉，牵系着大唐由盛转衰的社会背景，遗留了数量众多、蕴藉深刻的诗作，如何在有限的舞台时空内对繁复的题材进行取舍也是一个难点。

  全剧以“一点一线”的剧作架构将上述问题进行了成功处理。“一点”即特殊切入点，该剧创造性地将杜甫诗作《石壕吏》中老翁石伯一家作为切入点，从青年杜甫结识石伯一家切入剧情，其后杜甫参与、见证了石家辛勤耕耘、被征徭役、远行求助、家破人亡的经历。石伯一家勤劳朴实的形象，真诚热烈的情感，悲惨凄怆的遭遇在豫剧艺术家的演绎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这“一点”为剧中的杜甫开辟了参与者、亲历者（而非旁观者、见证者）的新视角——与石伯一家的交往过程是杜甫不断贴近、理解普通百姓的过程，是剧作者不断强化杜甫与人民联系的过程，更是深刻展示杜甫在与人民相交中铸成人格与诗格的过程。

  “一线”即以人物情感为基础的剧作主线，全剧不以书写杜甫一生为目的，而是抓住其“大河之子”的身份，重点挖掘人物情感、展现内心冲突。贯穿全剧的“大河意象”可看作是“点”与“线”的交会融通。杜甫出生于河南巩义，是名副其实的“大河之子”，“大河”不仅代表了哺育他的母亲河黄河，也涵盖了生长在黄河岸边以石伯一家为代表的百姓，大河承载着他们的喜怒爱憎，“大河之子”杜甫与之血脉相连，情感相通，因而乐其所乐，也忧其所忧。

  导演用“诗的逻辑”构建这部以诗人为主人公的剧作，“诗的逻辑”构成“诗化意象”，使剧作在“可信”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了人物形象的“可敬”“可爱”，强化了舞台效果的“可看”“可听”。以剧中表现杜甫笔涉时代与人民的片段为例：在第二场“大河之都”中，石伯一家因二子征丁、石伯被打向杜甫求助，没有官身、贫困潦倒的杜甫无力帮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石伯一家离去。导演打破固有的时空逻辑，让百姓装扮的歌队与杜甫进行对话，将舞台转换为展示杜甫内心世界的空间。歌者三问，循序递进，辅之以音乐的不断强化，有层次、有力度地表现杜甫从爱莫能助的苦闷到重新坚定“诗是吾家事，笔传世间情”的心声。这也反映出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基调——杜甫的苦闷从来不是因为求官不得、怀才不遇，他求官的目的始终都是为了实现为百姓进言做事的理想。

  再比如第三场“大河之魂”中，长安沦陷，安庆绪以性命威胁杜甫作诗，剑拔弩张中，杜甫向众人提出了“何为长安”之问。何为长安？长安是盛唐风流人物齐聚的都城，是王朝盛极的标志，同样也是杜甫半生求官，几无所得之地。杜甫痛饮一番后走上桌案，在众兵士的簇拥仰望中边唱边舞，以《饮中八仙歌》的唱段作答，歌中唱的是盛唐文人群体的豁达浪漫，但体现出的是今昔对比中杜甫的痛苦。人物的复杂心态不再囿于直抒胸臆式的传统表现手法，而代之以空灵诗化的呈现。这种手法也反映出创作者对历史题材的创作态度，即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将戏剧作为桥梁，引领观众走近鲜活的历史人物，进入创作者设置的特定情境去体味、思索。

  此外，该剧包括人物唱腔与主题音乐在内的双层音乐结构，取材于古画的极为考究的道具、舞台背景，与演出一起，共同构成了全剧厚重壮阔、清峻深刻的审美格调。可以说，该剧以豫剧本身的朴直淳厚、兼收并蓄的风格特征为基础，通过各门类表现手法的更新融合，最终呈现出一种既符合主人公诗人身份特质，又贴近当代审美特色的，具有现代化气质的“豫剧新气象”。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晚年杜甫曾在贫病中作如此慨叹，却不知其身后多少人向往、推崇、解读着他与他的诗文，回应着知音之说。《杜甫·大河之子》这部来自诗圣故里的豫剧作品，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追寻着杜甫在黄河岸边的足迹，延续着其精神与情怀——百年歌自苦，千载有知音。

  （作者：殷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