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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题材是作品运用的材料与具体描写内容，是作品内在意蕴与其变化的典型体现，具有具体性、历史性及时代性，乃是文学构成与研究的一个重心。南朝萧统编《文选》首次按题材类编诗体，开中国文学题材探索之先河。迨至两宋，以文立国，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物质文明与艺术遗产，宋诗即是宋代社会生活与宋型文化的独特载体，题材丰富，在唐朝诗国之后拓出新境。其中，自然风物类诗歌题材即是一个重要方面。宋代儒风盛行，文人强调以“格物致知”的思维方式观照世界，在自然风物的描写中往往寄寓着特定文化情怀，颇具时代特色。兹以滨海、气象、橘荔等题材为例，略述宋诗自然风物类题材的书写与特色。
宋诗的滨海题材
海洋是自然世界的重要构成，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南朝萧统编《文选》将十九卷《赋》按十几种题材进行类编，就列“江海”一类。
由唐至宋，进一步面向海洋发展，文人日益丰富的滨海活动与生活经验，促使滨海诗歌创作勃兴，滨海题材成为宋诗中富有时代性与开拓性的重要题材。如柳永《煮海歌》写“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揭示滨海盐民的苦难。曾巩知福州期间多有滨海书写，如《西楼》写福州“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苏轼远贬海南数年，滨海创作尤多，今存多种版本的《海外集》。如他渡海到儋州后作《十二月十七日夜坐达晓寄子由》说“雷州别驾应危坐，跨海清光与子分”，寓兄弟跨海相隔的贬谪之伤。杨万里游宦广东，有《南海集》，亦多滨海创作。如《南海东庙浴日亭》说“南海端为四海魁，扶桑绝境信奇哉！日从若木梢头转，潮到占城国里回”，写南海浩瀚开阔，富有特色。
总体来看，海洋离宋代文人生活与文学书写越来越切近，而宋诗亦尤重现实描写，有别于先秦汉唐的自然神奇及后世海洋题材书写，这在宋代如柳永、蔡襄、陈襄、曾巩、苏轼、郑侠、华镇、杨时、张耒、李光、李纲、胡铨、曾几、史浩、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文天祥等诸多作家的相关活动与创作中皆有体现。
宋诗的气象题材
《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较早描写风雨自然气象的经典诗作。宋初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上承萧统《文选》，又有变化的是，其中自然风物类诗歌题材尤为突出，有日、月、星、雨、雪、风、云、霜、露、雾、烟霞、天河、虹蜺、春、夏、秋、冬、山、海、江、潮、河、湖、潭、水、泉、瀑、池、溪等诸多类目。王十朋编《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专列“雨雪”“风雷”等类题材。宋版苏辙《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专列“雷雨”“风雪”“冰霜”等类诗歌题材。刘克庄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专列“天文门”二卷，有“风”“霜”“雪”“雨”等各类。宋元之际方回编《瀛奎律髓》，诸如春夏秋冬、晨朝暮夜、风花雪月、山岩川泉等自然风物类题材也占很大比重，可见宋人有关气象文学的观念及宋诗中气象书写的发展。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风雨霜雪等气象生态，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环境，还可能是作者心灵的镜像，形成一种丰富复杂的文学景观。如梅尧臣《襄城对雪》说“登城望密雪，浩浩川野昏。谁思五原下，甲色千里屯”，写面对漫天风雪，想到受寒挨冻的士兵，充满现实关怀。欧阳修《夜闻风声有感奉呈原父舍人圣俞直讲》“夜半群动息，有风生树端。飒然飘我衣，起坐为长叹”，写夜间听闻风声的人生之叹与生命之感。曾巩《咏雪》说“朝含沧海满天云，暮断行人千里雪……壮夫抚剑生锐气，志士扃门养高节”，写雪中壮怀与诗情。而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则写江南春天风雨杏花的典型景致，兼有京华漂泊之感。可见无论春夏寒暑，内地边塞，气象书写都是宋诗中极具特色的题材。
宋诗的橘荔题材
在《诗经》《楚辞》的文学传统中，花草果木等自然植物题材非常突出。至唐宋时期，橘与荔成为贵极一时的两种贡品，文学书写更加突出，成为经典诗歌题材。唐代写橘，如韦应物《寄橘》“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白居易《拣贡橘书情》“洞庭贡橘拣宜精，太守勤王请自行”；写荔枝，如杜甫《解闷十二首》其十“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或富日常生活情趣，或具历史文化关怀。
诗歌的橘荔题材至宋代进一步发展。王十朋编《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苏辙《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均专列“果实”类诗歌题材。苏轼既喜橘又喜荔，堪称典型。其《洞庭春色并引》称“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可见爱橘之情；《三月二十九日》诗写贬谪惠州时的居所“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而其《食荔枝二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成为写荔名篇。其他作家写橘也各有特色。如梅挚《新橘》写“千头霜熟摘来新，包贡虔修望紫宸”，是一种日常情趣。欧阳修《戏答元珍》写夷陵“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则寓宦海沉浮的情思。宋人写荔枝的诗作似更多。如曾巩知福州期间有《福州拟贡荔枝状》记载“荔枝于百果为殊绝，产闽粤者，比巴蜀南海又为殊绝”，“故闽粤荔枝食天下”，并有《荔枝录》叙三十多个品种。又作七绝《荔枝四首》，其一写荔枝之状“剖见隋珠醉眼开，丹砂缘手落尘埃”；其二、其三咏历史典故“千门万户谁曾得？只有昭阳第一人”，“昭阳殿里才闻得，已道佳人不耐寒”；其四则对话杜甫、白居易“解笑诗人夸博物，只知红颗味酸甜”，自注“白乐天咏荔枝诗云：‘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工部诗云：‘红颗酸甜祇自知。’此皆知巴蜀荔枝而已，不知闽越荔枝不酸也”。这组七绝兼有闽海特色风物描写、历史兴亡感叹、名家诗作博辩，堪称宋人荔枝题材的佳作。瞿佑《归田诗话》卷中“荔枝诗谶”记载，宋徽宗甚至“于禁苑植荔支，结实以赐燕帅王安中。《御制》诗云：‘葆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近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盖用樊川（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支来’句意，竟成语谶”。南宋后期刘克庄《荔枝二首》说“荔枝花发差平等，不问贫家富贵家”，亦见个性。
从空间地域角度看，橘与荔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橘与荔又常与朝廷贡物、士人政事乃至历史兴亡相关；而从文学角度看，在屈原《橘颂》开创写橘言怀传统、唐人书写杨贵妃与荔枝的咏史传统之后，宋代勃兴的橘荔消费与文学书写，展现出独特文化意蕴与审美趣味。
（作者：曾维刚，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