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自然观及其政教意义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自然观念蕴涵非常丰富。概言之，自然主要指充满生机的天地宇宙“自己如此”“本来样子”之意；它指示出一个自发、完美而和谐的状态，其中排除了造物主的观念，亦杜绝任何人为制作的因素。如程明道所称：“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宋代以后的哲学家普遍将自然确立为天理良知的核心内容。从王阳明的使用方式中，可以概括出天之自然、人之自然等用法；前者如春夏秋冬之往复、日月星辰之运转，具有公共必然、秩序、规律的涵义；后者如人的情感和功夫修养所指向的不思不勉境界，具备个体生命与情境的涵义。通过分析王阳明自然观念，尤其是其背后的寂感结构；对于厘清阳明心学的情感形上学特质及其政教意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寂感与自然

  王阳明对人之自然的理解主要集中于伦理情感，他喜欢使用“真诚恻怛”描述其中的自发、完美与和谐状态。对于“自然”情感的推重，是心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一般而言，人类情感在无所拘束之后的自由发散，容易陷溺于玄虚或荡越，自我隔绝于宇宙大化流行。王夫之曾批评陆王心学为“孤僻”（《张子正蒙注》卷四），大概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事实上，阳明心学并没有这么简单。在阳明对情感“自然”的论述背后，隐藏着独特的寂感结构。这种形上学结构既建构了阳明学以积极进取的狂者胸次为精神气质的特点，也奠定了阳明去世之后阳明后学的心学思想建构百花齐放的思想基础。

  具体而言，阳明强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传习录上》），这是以亲亲之情说良知；阳明指出“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传习录中·答聂文蔚》），这是以真诚恻怛之心说良知。这种诚孝的心、真诚恻怛之情，在什么意义上是人性自然的内容？这就涉及寂感结构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著名的“岩中花树”公案中，阳明对“心外无物”的解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传习录下》）这里的“寂”是《易传》所说的“寂然不动”，人与花各有其性、各自伸展，意指不涉人为安排的本体秩序；“一时明白”之“看”就是《易传》所说的“感而遂通”，通过真实的接触，展现人与花之间的感通一体。阳明此语意在指出寂感不二，寂然不动的本体秩序就在感应的当下展现，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展现途径；此之谓“心外无物”。牟宗三也指出，阳明所说的天理不是外在的抽象之理，而是由真诚恻怛之心自然地呈现；良知明觉的对象不是外在的理，而是它自身所决定、所呈现的理。（《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真诚恻怛之心如何呈现天理？阳明“感应之几”话头展现的寂感思想结构对此有深刻的说明。

  阳明认为从感应之几上看，天地、鬼神、万物均与我同体；感应机制的源头是“我的灵明”（良知），因为天地鬼神要由“我的灵明”去俯仰其高深、辨其吉凶灾祥，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下》）这种论述的思路是通过良知的觉醒，唤醒与我本来相连的天地万物，以自然活泼的方式共在。这种思想的根源在于阳明所说的寂感关系具有迥异于宋代理学的特质：“‘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有事无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寂然感通也。”（《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感通不是外在刺激，而生机相通共振；寂与感的关系是寂在感中，感在寂中，即寂即感，神感神应。

  综上，阳明寂感思想的意义结构就表现在通过真实的情感与经验，祛除虚假与想象对于世界的遮蔽，激活万物之间的感应结构。阳明在“感应之几”话头所说的，良知灵明成为天地鬼神万物的主宰，显然是在作为感应之几的真诚恻怛之心激活了万物之间内在真实关联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由感通寂、寂感一体”的思想形态，依赖真挚的情感与经验激活万物之间内在的关联；其注重由充满道德热情的人心良知所认定的道理，构造公共社会的理则。

王阳明哲学中的“自然”三义

  在阳明对自然的各种使用中，大致可区分为三种互相蕴含而又稍有区别的涵义（区别主要是在其后学的使用中彰显）：1.无为（自在，毫无掩饰造作的纯真）；2.自发的趋势（自动，不容已）；3.规律（秩序、必然如此）。例如：

  ①尧舜之兢兢业业，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谓也，皆出乎其心体之自然也。出乎心体，非有所为而为之者，自然之谓也。（《答舒国用（癸未）》）

  ②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传习录下》）

  ③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

  ④《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始终是这条理，便谓之信。（《传习录下》）

  上引第①条是在无为的意义上使用；第②条“自然之流行”是无为之意，后面的“自会觉”也是“自然”，是自发的趋势之意；第③条是自发的趋势之意；第④条是规律秩序之意。概言之，自然有形式义和内容义，无为和自发是其形式义，规律是其内容义。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涵义在许多场合中是浑然一体的，因为包括阳明在内的传统思想家对自然的使用，往往是语意浑沦圆转如盘中之珠，难以剖分而离析之。但在某些具体的语境中，有意无意间确实各有侧重，“稍有区别”是就此而言。例如，阳明说“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传习录下》）“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传习录上》）良知（仁）不是局限于个体的人心，而是具有天道意义的生机在人之体现，因此良知与天地之间的生机是贯通同一的；它是最根源的存在，其每一发见流行处与良知自体毫无二致，此之谓“当下具足，不需假借”。良知的这种发见流行，本身内涵规律秩序的意义。秩序规律是生机流行过程中天然、客观存在的条理。此即自然的形式义与内容义的统一。

  阳明曾提出“因用求体”的论说：“本体上何处用得功？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着力也。”（《传习录下》）自然三义其实就是这种体用观的具体展现。阳明心学的寂感结构能够保证良知的发见流行是无为、自发而同时也具备客观条理，是每一事物、每一生命微妙的律动和秩序的呈现。“自然”三义说明，阳明对于真诚恻怛的个体情感之重视，就在于其通过寂感结构回返天地化生秩序；感应之心（真诚恻怛之心）虽然是个体性的，但它本身具备整体性和普遍性。

由“自然”看阳明心学的政教特质

  阳明及其后学是中晚明时代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群体。黄宗羲对其影响力有一个精彩的评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泰州是指王艮，龙溪是指王畿，两人在阳明门下号称“二王”。黄宗羲的评论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何阳明之学在中晚明时代的传播，出现了风行天下的荣耀和走向狂禅化的流弊两者集于一身的现象？事实上，阳明心学是追求自由体悟的学问，阳明学派思想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改本）》）的现象就是这一特质的表现。这种自由体悟既体现在事上磨炼、改造社会的壮举之中，也展现于对良知灵明的形上探讨之中。前者激励人奋发向上，在中晚明时代特殊的时代境况中易为人接受；后者以“无善无恶”之口诀引向三教合流，引发政教秩序危机。相较而言，阳明学三教合流的问题易于理解，本文不做专门的讨论分析。下面仅从“自然”观的角度切入，具体考察阳明学与政教秩序建构的内在思想机制。

  阳明说“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与黄宗贤五》），这里所说的“诚”并非今人所说的主观意念上的诚实，而是指自然；立诚就是指人的生命节奏应该跟生生活泼的世界保持同步。甚至，保持同步感应的生活方式，是人的生命展开自身的最佳方式。基于感应之几思想，良知灵明与活泼泼的世界秩序是同步的。世界本来是一个整体，阳明以“感应之几”的方式令其在人的生命当中如如呈现；以良知灵明激活“我的生命世界”中的本来活泼的整体世界，恢复世界整体性和活泼性。在这一意义上，良知学的目标是彻底融汇于活泼泼的日常生活世界，没有任何障碍地展现其活机大用。阳明对“自然”情感的推重，事实上正是指向这一目标。当人的真诚恻怛之心没有任何曲折障碍，得以自然、自由发散，其所拥有的力量是经由理性节制的情感力量无法比拟的。前者自由、充沛、机敏，具有不可抑制的动力；后者谨慎、节制、坚韧，但也容易失去动力。

  阳明高弟钱德洪描述阳明“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传习录序》），而阳明讲学的重心就在于发挥《拔本塞源论》中所说的“诚爱恻怛之情”。正如学界通常关注的，阳明心学的重点不在高远的宇宙意识体验或一己的知觉灵明，而在亲民、仁民的社会政治实践。阳明心学反对将学术局限于内心的恍惚想象之中，亲民实践（事上磨炼）就是打破局限的途径，同时也是扩大心量和心力、扩展生命视野的途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阳明心学作为思想资源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晚明社会的变革运动中。可以这么说，阳明良知学及其提倡的亲民实践正印证了心学形上学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政治领域的组织原理。面对功利之说日盛、伪善横行的社会，阳明热切期盼的是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并引导社会回归善真礼诚的状态。中晚明时代阳明良知学风行天下，正在于其倡导学者积极主动地投入为善去恶的社会实践中；激发起个体的道德热情，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晚明大儒刘宗周曾指出：“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证学杂解·解二十五》）从本文所讨论的自然与寂感来看，阳明后学玄虚、放肆之流弊，正是情感背离了寂感结构而起。但是对于阳明学派信徒来说，解决良知学“情识而肆、玄虚而荡”流弊的途径，仍在于依赖锤炼充沛而敏锐的良知力量，而非通过“寂体”消解道德热情。因为理想社会是不会自发出现的，它有赖人们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主动争取；真理及其效应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在人的身心上出现，它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的结果。

  （作者：陈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