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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书话】
传记的价值是在生命进程中映照出我们今天生命的意义。叶恭绰先生，一生涉足领域颇多，且多有建树，堪称20世纪之风云人物。他于传统文化的守护方面的贡献尤为世人推重，郑重新著《叶恭绰传：仰止亭畔落梅花》（以下简称《叶恭绰传》）借此揭开了他的面纱，展现了他传奇的一生。
叶恭绰（1881年11月-1968年9月）作为我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建树颇多。在政治上，他致力于交通事业。在文学上，他的词学造诣颇高，擅长诗词、散文等多种文体，编纂《广箧中词》《全清词钞》，是近代词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在收藏上，他被称为近代广东收藏第一人。同时，他还是社会活动家、书画家、教育家。在叶恭绰病故后的五十多年间，由他的学生俞诚之等编著的《叶遐庵先生年谱》问世，尔后出版的叶恭绰年谱、研究著述，皆以俞著为基础。令人叹惋的是，原创的、比较完整的叶恭绰传记类作品，长期竟告阙如，因为其作传之不易也。
上海传记写作名家郑重先生对叶恭绰持有多年的阅读与探究兴趣，不仅曾从书画收藏角度写他作为沪上收藏家的丰富事迹，而且持续不断地“从叶氏的札记闲文及叶氏朋友尺牍中，寻找他的思想”，他浏览了大量上海图书馆所藏叶恭绰友朋尺牍原件，该馆所编《历史文献》刊载的叶氏尺牍又给他“提供了许多打磨机会”，这些尺牍是《叶恭绰传》的主要史料来源。为便于读者能对叶恭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作者从四个方面综述叶恭绰丰富而传奇的一生：“在时代变革的激流中”“传统文化守护者”“鉴藏生涯”“仰止亭畔落梅花”，力求探索叶恭绰对生命的态度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作者将叶恭绰复杂的经历、思想及为人处世的情状，梳理得十分清晰，文化学者茅子良老师评道：“这是郑老所著传记中，内容最丰富精彩、史料面最广，历史大背景最复杂，人、事、物来龙去脉简练清晰的著作。”
一
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遭逢千年不遇的变局。生在这样一个多变之秋，叶恭绰认识到中国的富强需用文化来提高国人的素养。于是他除“铁路救国”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传统文化保护事业。
作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叶恭绰涉及的方面非常多，既有文物考古，也有佛门史迹；既有古董鉴藏，也有金石书画；既有典籍丛谈，也有遗著题识。《叶恭绰传》的第二编，以二十小节的丰富内容展现了他作为传统文化守护者的铭心壮举。他搜求、调查、编集与流布文化典籍，提出刊印我国最大典籍《四库全书》。由于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以及英法联军侵华之战乱，《四库全书》已多散佚，他在访欧期间，与巴黎汉学界有识之士接触，与巴黎大学协议设立中国学院。访欧归来，叶恭绰心胸与眼界大为开阔，以此向徐世昌提议影印《四库全书》：“推动传统文化传播。”虽因种种原因，《四库全书》未能刊印，但叶恭绰于此其间的行为却表明了他的古道热肠。
叶恭绰在修筑铁路期间，均会遇到古物遗存，为保护古代文明，他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在京绥铁路勘测阶段，山西大同附近发现有珍贵摩崖石刻，亦有明代寺院建筑。叶恭绰即与中国古物保存会商量，派人调查并筹集保护经费与修补的方法，又与蔡元培联名致函阎锡山，请其切实保护，还给古物保存会委员张继发电报，请他就近维护。在他的关心下，虽无法终止盗挖盗卖之风，但总算使大同县政府下了禁止令，对古物有一定保护作用。
叶恭绰富于收藏，兴趣广泛，收藏品类颇广，吉金、珍拓、名帖、古器物、书画名作、文房用品中之砚、墨，皆声著一时，但他主张“玩物而不丧志”“收藏之目的在于研究”，将从事文化保护与收藏相结合，为时人所称赞。他所藏的书画碑帖，直接滋益其创作，其他收藏对其考古论史，亦助益良多，他对于经眼及所藏诸品的题识，更使他获得研考、探究出可贵成果，使之成为二十世纪之书画名家。
他还倡立敦煌经籍辑存会；发起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宋藏遗珍》《吴都法乘》；主持编印《广东丛书》第一、二、三集，录副《广东文征》；发起抢救与重装苏州甪直镇保圣寺唐代雕像，辟为陈列馆；主持重修南京摄山隋代舍利石塔；创立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馆；发起中国建筑展览会、上海文献展览会；主办广东文物展览会；筹备伦敦展览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支持营造学社和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代大家，似此之举，难以尽数。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叶恭绰对中国传统文化自始至终怀持古道心肠，体现了他的文化责任感。
二
历史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其能在琐碎中映照出我们今天的生命意义。叶恭绰交游甚广，他的朋友遍及交通、邮政、通讯、教育、考古、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书中较多地引用了叶恭绰与张元济、吴湖帆、龙榆生、夏敬观、吴宓、陆维钊、朱启钤等数十位友朋往来信札，这些信札均是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对信札的解读，让人进一步感受叶恭绰以守护的精神对待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从中亦可见其丰富的生命价值。
作为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之一，叶恭绰引导了国内学者对敦煌出土的经卷进行研究，开研究敦煌壁画的先河。叶恭绰提倡“铁路救国”，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同时，他以保护大同雕像、敦煌经卷、简牍为己任，从保护传统文化入手，保护和拓展中国文化精神，与蔡元培建构中国文化之所为，可称是文化运动的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书中多次引用蔡元培致叶恭绰信札，其内容有为宋代建筑处州延福寺年久失修事；有为向刘晦之购买古器物事；还有在北京大学为张文达立铜像事、建北京图书馆等事。叶恭绰与蔡元培的手札相往，不仅是思想交流的载体，也为佐证他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
叶恭绰对清词有较全面的研究，并有很高的评价。他在组织词学家编辑《全清词钞》时，与朱祖谋、龙榆生、吴湖帆、夏敬观以及编纂人员等书札往来颇多。其中可见他辛苦搜集词集词目、对《清词钞》的选编是据钞本还是据汇刻本，均有细致的考量。在筹办民国富有影响力的《词学季刊》时，他与龙榆生信札往来颇多，龙榆生致信说：“值邦国多难之秋，我公毅然出膺艰巨热忱毅力，薄海同钦。”对其热忱于词学事业钦敬之情宛然可见。
这部传记突破有关叶恭绰研究的传统方法，通过叶恭绰的这些友朋信札，既展现他的人生轨迹，又让读者从中深入了解叶恭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探索，感受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殷殷情怀，对叶恭绰的人格风范、精神情操、学问之道等诸多方面有了更深的认识。历史的烟云终会散去，但因历史留下来的文字铭心刻骨，回味悠长。这部传记中，借叶恭绰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弘扬新文化和守护传统文化并不矛盾，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作者：鱼丽，系文汇出版社编辑、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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