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史文献与中国早期灾异记录思想

  这里所谈的“原史”指的是司马迁（包括司马迁）以前的历代史官。原史文献指史官制作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等，也包括《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主要史传作品。原史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后世思想观念、话语模式、文本形态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原史文献中保留了中国早期的灾异记录信息，史官的书写体现了中国早期的灾异记录思想。

  巫政思想下话语权力的转移

  中国早期的灾异记录中有浓厚的巫政思想，史官在书写灾异记录信息的过程中，话语权力呈现出逐渐削弱的趋势，至司马迁强调史官记录灾异是来自天命的话语权力。

  从中国早期的灾异记录中可以看出，史官兼有巫职。灾异记录文献的内容体现了巫政思想，史官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力。原始文化以巫术宗教为主，“绝地天通”的故事标志着巫觋从全巫的混沌状态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开启了巫政统治。史官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占卜祭祀过程的载录和保存，也拥有祷祝及昭示天命的权力。灾异记录文献是天人交往的见证方式，也是宗教仪式规范化、巫职专业化的结果。史官早期只是对占卜过程和结果进行记录，其地位不如主持占卜的贞人等。随着历史和文献的累积，史官越来越深入宗教活动的核心，甚至起着领袖的作用。如卜辞有“贞其①大史于西于下乙匄”“翌日乙大史祖丁有去自雨启”等记载，这里的“史”都可训为“事”，而“事”在当时应指祭祀。以“史”借代为“事”，可见“史”已可表征祭祀了。卜辞云：“乙丑卜，出，贞大史弋②，先②，其有报于丁卅牛，七月。”这里所言即大史主持祭祀的事。

  西周制礼作乐、政教分离引发了社会文化形态的大变革，史官地位开始下降，话语权力开始削弱，灾异记录思想体现在德与孝两个道德观念上，体现了自省而谨慎的理性精神。周代社会文明较商代有很大进步，人们对鬼神天命的迷信之心较前代为薄弱。根据周代的文献可以看出周人记录的内容相对集中，主要表现在祭祀、出入、田猎、征伐等，不再像商人那样事无巨细，且周代采取分封制，建立了血缘宗法制，周人对于宗教和鬼神的依赖要相对减少，史官的话语权力相对于商代明显弱化。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的先人先是以农业为本，至不窋时“去稷不务”，“犇戎狄之间”，主要从事游牧业。到了不窋的后人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使周再次成为一个农业民族。因此在周人的意识形态中，“农功农德”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周人以一个边缘小邦，几经历难，终于成就天下之业，所以对此非常自觉，并坚定地以农耕品质自认。灾异记录以道德为主要标准，并呈现出理性精神。

  灾异记录“春秋笔法”的书写显示了史官以史著裁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春秋时期是宗教文化进一步衰落、社会理性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史官服务于天命和王室的神圣光环渐渐消退。他们自觉地承担起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和审判社会的责任，希望在自己的记录中维护传统，发扬理性，显示褒贬，裁决天下。一方面他们承继了来自原史的宗教性权威，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文本表述方式的细微变化，传达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显示了史官新的价值观念，也显示了史官以史著裁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如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齐侯、许男伐北戎。晋杀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史官把灾异记录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记录了里克弑其君，里克又被杀的历史事件。

  史官制度在经过秦朝和汉初的中断后，在汉武帝时期终于得到复兴。司马迁是这一时代最为杰出的史官。司马迁在灾异记录中试图在恢复史官传统特有的来自天命的话语权力。他使得原史的批判精神即使在原史传统中断以后，仍然能通过著述的形式得以保留和发扬。司马迁使这种批判精神成为制约王权的一种力量，这就是后人所谓的“实录”。在灾异记录方面，司马迁一方面受到巫风下移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影响，《史记》中记录了很多异象的内容，也记载了灾异与君主积善累德等相关联的事件。司马迁史记中的灾异记录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帝王遵循德治则王朝兴盛，破坏德治则走向灭亡。

天命神意与民本精神的交融

  中国早期的灾异记录思想中有明显的天命神意与民本精神交融的特点，这体现了史官在早期阶段既有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又有强烈的个体责任意识。天命神意削弱了人们的意志自由，民本精神又强化了人们的坚韧毅力，使中华民族在面对灾异的时候形成了二元对立的精神统一体。

  在灾异记录中史官充分利用自己的宗教背景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在神秘世界和经验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同构的关系，成为天命神意的见证者、阐释者。上古时期，史官是巫师中从事载录和文献保存的人员，因此史官具有宗教背景，并随着文献的累积，渐渐由天命神意的见证者、阐释者转化为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者，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在早期人类思想中，神秘世界在价值和意义上要高于现实世界，并为现实生活提供根据。人们从异乎寻常的自然现象或精神现象中感受到某种惊奇，并把它看作神秘世界所给予的某种启示，这种启示需要获得理解。史官对神秘意志的记录主要包括：灾异事件和占卜行为，如日食、彗星、云气、水旱灾害等特殊的自然现象，也包括如二蛇相斗、雄鸡自断其尾等奇异现象。据周旻统计，《左传》中共有神异记录一百零五条，史官将这些灾异事件看作是神秘意志的一种呈现方式，是神秘意志裁决人间德行的一种预兆，因而隐藏着人间的吉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史官将人间的祸福命运和这些灾异现象联系起来，也就反过来确立了天命神意的存在，为人间道德理性寻找到一种终极的依据。因此，利用神异现象进行社会批评，或对人的命运进行推测，成了史官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尽管中国早期灾异记录中有浓厚的天命神意思想，但是也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民本精神。民本精神是中国灾异记录中人文精神的最高表现，源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尚书》中的《尧典》《大禹谟》《皋陶谟》等篇章详细记载了远古至夏商周民本精神的发展过程。“德为善政，政在养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明民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周代注重“农德农功”。《国语·郑语》载史伯的话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史官记录灾异要坚守德行，才能取得神灵的信赖。这也就是被顾颉刚称为“德治主义”，“天命靡常”，古人虽认为受有天命，但仍需时时警惧敬德。在巫史文化衰落的过程中，史官地位下降，君子成为文化革新的主力军。君子文化成为史官中的一部分，他们关于灾异的记录也有浓重的民本精神。如《荀子·成相》篇中：“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五》：“景公之时，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

生命意识与悲剧精神的超越

  中国早期的灾异记录史官从对天命神意的接受，逐渐过渡到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已经落实到生命本体的意义追寻上，是一种深沉的人生体验。灾异现象产生的结果往往是沉痛的，但是记录者对天道天命抗议的浪潮弥散在无声的历史中，留下浓烈的悲壮气氛。个体内在的精神已经超越悲剧精神，并从中体验到生命的意义。

  生命意识与天命神意是相对的概念，在早期的灾异记录中，天命神意的主体是神，是虚幻的、想象的；生命意识的主体是人，是现实的、经验化的。在先秦的原史文献当中有自觉的写人意识，人物在叙事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对人物的评价有君子、小人之分，也有成、败之分，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评价，还没有涉及人物性格本身。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灾异现象的时候，灾异记录与人物的意志、性格、行为方式密切相关，灾异记录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解释命运的作用。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有两次灾异的描写，都与项羽的人物塑造有关。

  一次是在公元前206年，高祖元年。楚国令尹宋义受楚怀王赏识被任命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领兵去援救赵国。宋义还送子襄去齐国为相，在无盐县大宴宾客。此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忍无可忍，假借楚怀王的旨意，斩杀了骄傲自满的宋义。这段灾异描写为塑造项羽的形象服务，他同情寒雨中冻饥的士兵。灾异描写也凸显了司马迁的生命意识。一次是公元前205年，高祖二年。“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这是发生在汉王部五诸侯兵东伐楚，项羽率领军队击杀，大破汉军于彭城，汉军“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币。”突如其来的大风使楚军大乱，“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偶然的风灾帮助汉王刘邦躲过了一劫，为以后项羽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从史录的角度来说，司马迁记述人固然在于为历史立碑，借非常之人的叙写，表现他对历史文化演进的理解与诠释。人的命运与灾异联系在一起，从司马迁自身的感受来说，是“憧憬和向往奇士、英雄奇特、悲壮的人生”。但从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角度来说，奇异的人物形象，灾异的特殊环境更能展示生命的力度，展示人的精神力量。当人们难以再从历史和道义中获得精神支持，难以从事功中确证自己生命的价值时，悲剧感就会油然而生，而能从悲剧感中超越而出的，就只能是来自生命内在的力量。司马迁所展现的灾异中的人物就是从历史的犄角处，让我们看到生命的韧性和可能性。

  综上所述，原史文献体现了中国早期的灾异记录思想，巫政思想下话语权力的转移、天命神意与民本精神的交融、生命意识与悲剧精神的超越。这为以后中国灾异思想的生成和演化奠定了基础。

  （作者：过常宝，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