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诗人”李商隐

  作为晚唐的著名诗人，李商隐似乎缺少一个定位。有人称他为“朦胧诗鼻祖”，也有人将“情诗王”的称号封给他。细读李商隐的诗，发现这两顶帽子或许都并不合适。更适合他的定位应该是“无题诗人”。《无题》诗中有深意。

  在我国诗歌史上几乎所有的著名诗人都有一个定位，比如，尹吉甫为诗祖，屈原为行吟诗人，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白居易为诗魔，苏轼为诗神，王维、李贺、王勃、岑参、贾岛、贺知章、陈子昂、孟郊为诗佛、诗鬼、诗杰、诗雄、诗奴、诗狂、诗骨、诗囚……

  给诗人一个定位，是对诗人简捷而又准确的肯定，即使“诗奴”，“诗囚”，也不无深爱与敬意。然而，作为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却没有一个定位。

  当然，也有人曾经给过李商隐“朦胧诗鼻祖”与“情诗王”的名号，但我以为这两个称号都与李商隐不符，有点云里雾里没来由。

  让李商隐有一个准确定位，是我多年的一个夙愿。记得2016年盛夏，我不顾中原大地的暑热蒸腾，走进李商隐的故乡河南沁阳，我想去寻找李商隐的人生遗迹与诗的真源。在李商隐纪念馆瞻仰了诗人的塑像，站在诗人塑像旁拍照留念，浏览了诗人应有尽有亦新亦旧的文字和图像，但从纪念馆走出来的时候，依旧是一片茫然。我想去拜谒诗人的古冢，李商隐的墓地有三处，已经无从分辨哪一处是假，哪一处是真。好在我一直以为李商隐的灵魂并不沉睡在他的墓地里，他依然像他的诗，带着他的魂魄，游弋在中原大地，遥望着大西北他的第二故乡泾川，激荡大河，撩拨泾水。

  初夏的大西北晚风长吹，汤汤泾水本应清澈见底，因为有雨，河水有点浑浊。我在稍显浑浊的泾水岸边，徘徊又徘徊。此时，我忽然想到了夜雨中的巴山。巴山是李商隐沉浸在雨夜里的一个梦，一梦千年，依然是一池秋水，是一场永远的巴山夜雨。

  从河内到陇东，我似乎是追着李商隐若隐若现的一个影子。那是诗人的影子，是诗一样的影子。望着那孤鸿一样缥缈的影子，我始终在想，李商隐不应该是一个“朦胧诗鼻祖”，也不应该是一个“情诗王”。给诗人这样两顶帽子，既无助于理解李商隐，也无助于解析李商隐的诗。

谁是鼻祖

  在中国诗歌那个柴扉半开的小院里，牵牛花正挺着触须兴致地攀爬，突然闯入了托名“朦胧诗”的不速之客，声言将为诗歌注入新的生命活力，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朦胧诗宣示，它将带着叛逆精神，以现代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诗的内涵，增强诗歌的想象空间。依此定义考量，李商隐似乎称得上是一个“朦胧诗人”。但是，在中国历代符合朦胧诗定义的诗人，何止李商隐。熟悉中国诗歌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从《诗经》到《楚辞》，从古诗、乐府到唐、宋、元、明、清，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从“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到“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从“诗言志”到“赋诗言志”到“诗言情”，从四言到五言、七言，从古风到律诗……历代诗家一方面在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一方面在不断推动诗歌的变革，诗人们无不在诗歌创作中“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抑或带着叛逆精神。这个理论和定义，我们似曾相识，它的要义无非是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精神和品格。至于“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更是中国诗歌创作的古老技法，被我们的古人称之为“赋、比、兴”。“隐喻、暗示、通感”，只不过是以现代语言对古老的“赋、比、兴”的意译而已。考察古今中外诗歌，没有能够跳出“赋、比、兴”的铁律。《诗经》是，《楚辞》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是，李商隐是，爱伦·坡、济慈、华兹华斯、海涅无不是。

  诗歌的隐晦与艰涩这种现象，并不限于李商隐。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有了“诗无达诂”的高论，说明西汉前就有了所谓的“朦胧诗”，所以不应该说李商隐是“朦胧诗鼻祖”。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找一个“朦胧诗鼻祖”，除了《诗经》的作者和收集、整理、编纂者之一的尹吉甫，谁也没有资格。

情在别处

  “情诗王”这顶帽子也不应该戴在李商隐头上。尽管“情”不仅指“爱情”“艳情”，但把李商隐说成“情诗王”，无论如何对李商隐都是一种伤害。凭李商隐的出身，以及他的社会生活环境和人生基调，他不会成为“情诗王”，他也没有写那么多“情诗”，足以撑起“情诗王”的那顶“桂冠”。

  李商隐虽然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但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家道中落，成了瑟缩在黄河岸边蓬户瓮牖的穷苦人家。李商隐父亲去世早，作为家中长子，李商隐当时只有9岁，不管他肩膀有多嫩弱，他必须挑起养家的担子。9岁的李商隐不得不给人家抄书舂米，用自己的力气换钱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除了养家，李商隐肩上还有一副担子，即苦读诗书，力登仕途，重振家声。本来就是一个心性持重老实本分的孩子，黄河岸上“长子不立败家门”的严正乡间文化，必然会把他塑造成一位刚毅清正的中原汉子。“竹林七贤”主要活动地就在离他乡间不远的辉县、修武一带，“殷三仁”之一的箕子是安阳人，老子也出生河南这块土上，沐乡贤之光辉，心灵深处肯定会有一种无上的纯洁和高贵。

  16岁的李商隐还是一个青涩少年，便带着诗文去“干谒”地方节度使令狐楚。令狐楚赏识李商隐的才华，当即聘他为幕府巡官，同时留他在府中与自己的儿子令狐纶、令狐绪、令狐绹一起读书，亲授他“四六章奏”作法。令狐楚与李商隐情同父子，还告诫自己的儿子待李商隐要如同袍，并且资助钱粮，养活他的母亲和弟妹。

  从16岁到24岁，受令狐楚八年恩养和调教，李商隐不敢有半点参差，他不敢为“情”所困，也不敢为“情”所迷。

  李商隐25岁中了进士，但恩师令狐楚已经去世，没有恩师的庇佑，李商隐很难在朝中立足。在料理令狐楚的丧事之后，他应聘去了泾川，做了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府书记。王茂元不但赏识李商隐才高，也相中了李商隐的品格好，所以将自己的小女儿七妹许他为妻。

  这应该是李商隐人生又一风光时期，但他却懵懵懂懂一头撞进了晚唐40年“牛李党争”的夹缝中。牛李两党虽然都赏识李商隐的才华，却顽固地认为他是异党羽翮。他就这样在两党争斗的风雨中蹉跎了四十年，他不像杜牧多有风流韵事，也不像温庭筠放荡无行，他的一生是严谨且苦难的一生，是负重而屈辱的一生。在儒释道三条道上，他筚路蓝缕，到死都没有找到“蓬山”之路。《旧唐书》说他“坎壈终身”，他也说自己，“归来寂寞灵台下，著破蓝衫出无马。天官补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他即使想摆脱牛李两党夹制中的尴尬，但他无法撇清与两党主要人物的关系。一个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牛党”主力令狐楚，一个是“李党”王茂元。如果说他心头还有一缕天光，那便是他贤妻七妹。与七妹相亲相爱十年，七妹贤淑，商隐清正，他不会另有情爱故事。

  29岁母亲去世，39岁爱妻亡故，为寻找政治出路，李商隐心怀愁郁，在党争中如履薄冰，带着屈辱，带着病痛，怀抱着4岁失恃的稚儿颠扑在宦途中，李商隐不会有那么多情事，不会写那么多情诗，也决定了李商隐不会成为一个“情诗王”。

  李商隐的确写过很多让人特别喜欢、特别欣赏的诗，最有名的如《锦瑟》《闺情》《过楚宫》以及16首《无题》诗，人们把这些诗说成是“情诗”。这些诗虽然情深意远，但我却并不认为李商隐写的是“情诗”，我则称其是“所谓的情诗”，也就是说，初看如情诗，仔细剖析，却“情”在别处。

何谓锦瑟

  《锦瑟》是李商隐的脍炙人口之作，情意殷殷。对于《锦瑟》是不是“情诗”，历来众说纷纭。我在解读《锦瑟》的时候，总是有一个疑问在萦绕，李商隐的《锦瑟》因谁而作？情为谁而发？

  按《唐诗纪事》：“令狐楚家青衣名锦瑟。”我们权且称其为“令狐锦瑟”吧。李商隐在令狐府中寄居十年，与令狐锦瑟应该相识，所以人们就说，李商隐写的就是令狐锦瑟。但在我以为，李商隐“追忆”的此“锦瑟”绝非彼“锦瑟”。令狐锦瑟毕竟是恩师令狐楚宰相的侍女，后来成为令狐楚的儿子宰相令狐绹的侍妾，李商隐怎么可能与令狐绹的侍妾有情爱瓜葛？如果是暗恋，他也应该避嫌，整首诗都不应该出现“锦瑟”二字，更不应该把“锦瑟”作诗的题目。难道他是要挑战令狐绹吗？如果他情不能抑，不顾一切写令狐锦瑟，也不是不可能，但以李商隐作诗一贯的工稳和严谨，不管令狐锦瑟有多么迷人，他都不会把“庄生晓梦”“望帝春心”“沧海月明”“蓝田日暖”等如此大美、炳耀的典故和词字冠给一个令狐侍妾。那典故的意蕴太沉重了，不用说一个令狐锦瑟，即使李商隐一生所遇到的女子全加在一起也未必担当得起那“四大”意象。

  当然，不管诗中所指何人何事，“此情可待成追忆”是必然的，毕竟已为过往。过往的事儿不管事体大小，分量轻重，只要居心以仁以义，都会成为追忆的可能。但“惘然”却是有限的，应该有故事，有情节，有岁月磨灭不了的痕迹，有其合理性及其内在逻辑，否则“惘然”便没有着落，但我们在李商隐的诗里诗外很难找到“当时已惘然”的迹象。

  有人说《锦瑟》是自悔华年，但考察李商隐勤奋谨严的一生，也无“惘然”之实。

  我们不能因为诗中有“锦瑟”“华年”“月明”“春心”“此情”“追忆”等惯常抒写情爱的词和字，就认为《锦瑟》是追忆诗人曾经“惘然”的情事，进而意断《锦瑟》就是“情诗”，写的就是令狐锦瑟。

  有人说，《锦瑟》用了首句诗的头两个字，也等于《无题》。其他的诗题可能是这样，但《锦瑟》不是。《锦瑟》很明确，《锦瑟》的对象，《锦瑟》的创意，就是锦瑟。以《史记·封禅书》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李商隐的诗言“锦瑟无端五十弦”，是“情”在其中，是“悲”在其中。锦瑟有情，满含悲情。所以《锦瑟》应该是一首托物言情、以情寓慨的悼亡诗。这在中国近代古文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姚莹的《论诗绝句六十首》中也有“锦瑟分明是悼亡”之说，清代诗人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也说：“此悼亡诗也。”李商隐的诗在悼念何人？悼何事由？钱良择又说：“所悼者疑即王茂元之女。”而我以为李商隐悼念的不是妻子，也不是情人，甚至不是某一个人。李商隐悼念的应该是一个时代。

  锦瑟弦动，悲情弥天；华年所指，盈盈盛唐；庄生梦蝶，寓言了一个有梦的盛唐；滴泪成珠，是一个化育万物的盛唐；望帝托鹃，一个多情的盛唐；暖玉生烟，一个德被乾坤的盛唐。盛唐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盛唐是唐高宗的“永徽之治”，盛唐是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盛唐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含咀声、色、情、韵，盛唐是一帧浓彩重抹的盛唐水云图；包吞适、怨、清、和，盛唐是一袭清瑟遥夜的大唐风雨。宝贵而富赡，景焕而神越。太珍贵了！太应该珍惜了！然而，浸淫在暖风香雨中的盛唐人，却“惘然”消费着盛唐。以致“安史之乱”“甘露之变”，春水东逝，盛唐不再。晚唐也已经只是一个长长的影子，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虽然它的生命知觉也还在晃动，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晚唐时期的李商隐，看到的是盛唐的机运行将泯没，只能成为“追忆”的过往。《锦瑟》承载着李商隐一颗忧愤的心，承载的是李商隐的大痛苦，大悲伤。也如杜牧的《阿房宫赋》，只能是一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大哀叹，大感慨。

  李商隐的诗所以被称为“情诗”，是他太用“情”了，把一腔“情”物化成辞藻、情状、结构、篇章，作了他所要表达思想的“嫁妆”。

  所谓“情诗”只是李商隐诗的一种独具风格的寓象。

  李商隐应该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对祖国的忧患，不是“吏呼一何怒”（杜甫）的直呼，也不是“少苦老苦两如何”（白居易）的直陈，而是“一弦一柱思华年”的哀怨惋叹。

《无题》情诗

  有人拿《无题》作证，说李商隐就是个“情诗王”。比如“昨夜星辰昨夜风”，是李商隐写他与妻子或情人的一场夜饮。“身无彩凤双飞翼”，是诗人自恨没有羽翼飞到妻子或情人身边去；“心有灵犀一点通”，是诗人与妻子或情人的心心相印。如此解读《无题》，是对这首《无题》的误读，只会与诗旨相去甚远。

  其实要读懂“昨夜星辰昨夜风”，不必去搜寻训诂，只要读懂本诗，便可尽悉其中深意。“昨夜星辰昨夜风”，那是怎样一个夜晚？没有月色，有风，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没有街灯，没有松明，也没有灯笼。如果李商隐想给那个夜一点亮色，不是不可能，但他要的就是那样让人恐怖的效果。除了神秘的星辰，就是黑黢黢的街巷。在街巷深处，狗吠声声，魅影憧憧，蝙蝠在星空穿梭来去，突然会有一声两声夜枭惊心。在这样一个夜晚，谁会与妻子或情人夜游、夜饮、燕乐？

  据说，这首《无题》作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那一年，34岁的李商隐刚刚喜得贵子，他不可能带着月子中的妻子去吃酒。要知道，34岁，也算是老来得子，他更不可能放下月子中的妻子，不顾襁褓中的婴儿，去与情人宴饮。

  “星辰”除了天象，还有另一种解释，即如《礼记·祭法》所说：“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诗起兴“星辰”，意指众人，也就是说，那一夜参加这一场酒会的是一群人，是“星辰以著众”的一群人。

  还有诗的颈联：“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也说明了那是一群人。“隔座送钩”和“分曹射覆”都是酒令，不管两种酒令同时进行，还是交替行令，给人的感觉总是喧闹，总是乱哄哄的感觉。尤其是“分曹”，《楚辞》有注解：“分曹”是为了“并进”。《汉书·刘向传》说得更明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东汉王逸也有“曹，偶。言分曹列偶，并进技巧”的说法。按现代汉语解释，“分曹”是为了比赛，或者竞技，把众人分成或一班，或一组。三个两个人是无法“分曹”的，据此说明“画楼西畔桂堂东”是一群人吃酒作乐的地方。

  有这么个好场所，有这么个好机会，举杯可以浇愁，诉说可以解忧，长吁当哭，嗟叹当歌，整整喝了一夜，嗟叹了一夜，黎明时分，上朝的鼓声响了，尽管嗟叹不已，但还必须强打精神直奔“兰台”。“走马兰台类转蓬”，是黎明时分的一幅“转蓬图”。太形象了，太传神了。众人带着醉意，带着倦容，缩着脖子，躬着腰背，趴在马上，举鞭捶马，也许有人还在马背上吐酒呢。

  如果你没有见过冬季的枯蓬被夜间的西北风卷飞在荒野上的情景，你永远也想象不到“类转蓬”的样子是多么仓皇，多么狼狈，多么可笑。“走马兰台类转蓬”，是这首诗“合”的关键，“合”得幽默，“合”得辛辣。整首诗没有一个情字，也无情可言。

  诗读到这里，结论应该很明确了：《无题》不是“情诗”。

  在我看来，《无题》是揭露和讽喻味道极其辛辣的晚唐官场现形图，是历史带着时代闪光的匕首，是风雨潇潇中的投枪。

《无题》诗人

  有人说，李商隐所写的情诗都用的是《无题》，因为他不愿意明确情爱的本事。是不是这样呢？且看下边这首诗：

  红露花房白蜜脾，

  黄蜂紫蝶两参差。

  春窗一觉风流梦，

  却是同衾不得知。

  初读李商隐的这首诗，应该感觉它是一首情诗，但李商隐为什么不用《无题》而用《闺情》？

  当然，不管李商隐用《闺情》还是《无题》，都不能说明这首诗是一首情诗。写一对男女缱绻于“红露花房白蜜脾”中，极尽缠绵，却是同床异梦。如果单纯是一首情诗，不管字词多么婉丽，技巧多么纯熟，实在是格调低下，读起来也无聊至极。然而，这样一首貌似情诗而非情诗的诗，主题太大了。题在闺情，剑指国情。一旦剥去“情诗”的“画皮”，看到的便是一首品位极高的好诗，也会看到诗人极高的品格。此诗旨在讽喻“牛李两党”，一似“黄蜂”，一似“紫蝶”，双飞花间，却各自有梦，这就是盛唐走向衰败的晚唐的必然之由。

  李商隐没用《无题》，而是用了《闺情》，由此看来，李商隐的情诗也好，“所谓的情诗”也好，并不都用《无题》，《无题》也不一定就是情诗。说李商隐的《无题》是情诗，是对李商隐的误读。说李商隐是“情诗王”，是对李商隐的误解，也如李白的《蜀道难》并非直指蜀道。“变幻奇谲，仙而不鬼，倏起倏落，忽虚忽实，烟水杳渺，可谓绝世奇文。它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屡逢踬碍，怀才不遇。”（陈世旭语）这是读诗解诗的秘诀。

  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李商隐之所以给他的诗以《无题》，是为他要表达的事由蒙了一层“情爱”的面纱，是诗人另一种艺术风格，也无怪读者把《无题》当作了情诗。你不妨当情诗读，既愉悦，又享受。只是，别说李商隐是个“情诗王”。

  但我们必须剥去李商隐诗的美丽的外壳，揭开他蒙在果仁上的层层柔软的奶膜，我们的追索便能够有所收获，即发现李商隐为何诗多《无题》？李商隐的诸多《无题》诗是写给谁的？比如“相见时难别亦难”。

  “相见时难别亦难”，其哀婉并不亚于“执手相看泪眼”；“春蚕到死丝方尽”，其坚贞有甚于“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所含之情，深如情海。

  有人说，此诗是李商隐与妻子分别时写的。有学者考证此诗写于838年，此年李商隐刚刚迎娶七妹，未有新婚别。也有人考证这首诗写于851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七妹去世，李商隐只应该悼亡，不应该轻言离别。

  其实，这首《无题》以及其他几首《无题》，都是写给令狐绹的，是向令狐绹陈情的诗。也有人曾经说过，如果再而三地“陈情”令狐绹，有损李商隐的人格。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李商隐自16岁起，几乎就是令狐家的一员，是令狐家的一个儿子，楚夫人总是“商隐儿，商隐儿”的呼唤。令狐楚死前交代儿子，对待李商隐要像亲兄弟。令狐楚去世周年忌日，李商隐写了一篇《奠相国令狐公文》，把令狐绹感动得哀痛涕零。若非恩重情深，何来泣血文字！李商隐称令狐绹为八哥，不是同胞，胜似同胞，兄弟之谊，何损之有？

  不过，李商隐去见令狐绹，每次都抱着热切的希望，每次遭到的却是冷眼。冷眼又如何？毕竟是八哥啊！当然，这从道理上似乎可以讲得通，想想也容易释然。但在李商隐的内心深处却难免会像潮水般涌上来一波一波的屈辱。他没有机会将心里的憋屈当面说给八哥，他只能写诗告诉八哥，想见八哥太难了，不仅是时间和空间的难，更是心理的阻隔太难。不光见时难，分别时更难。相见时虽难，总还有希望在鼓舞自己；分别的时候，是茫然，是失望，是痛心，是兄弟情谊在滴血，在撕裂。用诗的语言说，是“东风无力百花残”。当然，这样的说法也还只是李商隐优柔和婉的性格，若换了贯休，定是“一剑霜寒十四州”的态度了。

  当然，八哥也非无情人，也不是铁石心肠，兄弟间隙关键还在于“党争”。八哥认为，李商隐背师恩，违父训，大逆不道，这是人格问题，是道德原则问题。在八哥心目中，李商隐就是个小人。《象传》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这就是令狐绹对待李商隐的态度。虽然这是令狐绹对李商隐的误会，却是李商隐无法排解的屈辱。李商隐深陷政治泥沼，他无法解脱。一边是恩义兄弟，一边是淑妻贤内，他不能割袍断义，也不能背恩休妻。两难的李商隐只能对八哥说，他们兄弟之间不是一般的感情，他对八哥与七妹的爱和忠诚都一样，都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岁月如流，人生易老，“晓镜多愁云鬓改”，八哥你就忍看商隐在岁月中蹉跎老去？吟诗也无不可，但商隐太穷苦了，“夜吟应觉月光寒”啊！商隐一心想到宫廷（蓬山）做事，尽显自己的才华，在仕途有所作为，对国家社稷也有所贡献，但“蓬山此去无多路”啊，他李商隐没有更多的门路和机会。八哥是朝廷重臣，是西王母身边的“青鸟”，你弹一弹指头，就可以让你的玉谿兄弟少些劫难。

  当面陈情不得，李商隐便把心里话以诗的形式倾诉给八哥。只有诗，才能说得委婉，说得锥心，说得彻骨，才能说得令狐绹动心。诗当然也会流传后世，其中有他的情殇，有他的尴尬和自尊，也有令狐绹的冷漠与绝情，这些都会成为时代的记录和历史的见证。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还不想让世人看透事实的真相，他便像曹雪芹一样，把“真事隐起来”，用了《无题》这样一个朦胧的题目，把谜送给后来人。

  绿衣黄裳，李商隐以《无题》给他的诗裹了一层薄薄的轻纱，让他的诗充满爱的情调，散漫而深隐在“情”的浓云淡烟中，是乞怜，是辛酸，是痛楚，也是鞭挞；是向乾坤说事，是向历史诉冤，更是向八哥令狐绹陈情。那一层薄薄的轻纱便是《无题》，那一团浓烟淡雾就是《无题》。“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是《无题》，“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是《无题》，“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都是《无题》。

  《无题》差不多都是写给令狐绹的所谓“情诗”，只有《无题》才可以担得此任。《无题》空间阔大，装得下天地乾坤，装得下江山社稷，装得下梦里化外，装得下人世间的辛酸，装得下李商隐那一颗悲苦的心。这就是李商隐为何用《无题》。

  李商隐应该是“无题诗人”。

  （作者：卓然，系作家、辞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