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挎包·小马扎·针线盒

  年末家里照例要来个大扫除。我叮嘱刚满9岁的小孙子：“你帮爷爷到处看看，把那些长年用不着的东西处理掉。”孙子站在椅子上，踮脚去够大衣柜上一个灰色的包袱，积垢纷纷飘散下来。“别动！”我喊了一声，吓得小孙子一哆嗦，一头雾水地瞧着我……

  我把挎包里的东西一一掏出来。布挎包！小马扎！针线盒！“这是我的母亲——你的太奶奶的遗物。这可是咱们家的宝贝啊！”

  记忆像潮水般袭来，淹没了我。

  据母亲说，这布挎包、小马扎和针线盒是抗战逃难时从老家带出来的，从东北到西南，流浪了大半个中国。布挎包用早年流行的阴丹蓝布头拼接缝制，肥肥大大，能塞进去不少东西。小马扎的木桩磨得油亮，四根帆布带不知换了多少次，最后是父亲剪了两根废弃的皮带钉就的。母亲中年后膝盖不好，难以长时间站立，只要一坐到马扎上，就舒坦多了。一个精致的铁皮糖果盒被当作针线盒。在我们家，她一提“我的老三样”，无人不知。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家从重庆搬迁到了贵阳。那年我刚十二岁。父亲工资微薄，母亲承受着筹划全家吃穿的巨大压力。她每天买菜购物，为省钱总要跑遍几个市场，寻找售价最低的摊贩。街道上设置水站，凭水票排队接水。母亲舍不得花小钱给挑水工，于是用大桶接好水后，再用小铁桶轮番拎到家中，运一桶水要来回跑上三四趟，手上勒出的红印仿佛要渗出鲜血。洗衣服的活儿最多，那又长又粗的晾衣服的竹竿，母亲要将它举起来摆挂在房檐上，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一次，母亲在厨房蒙面抽泣，大家盘问半天她才吐出真情：“我真笨，买菜多给了人家一角钱，再找人家，摊主不认账了……”这意外的损失，就跟针扎在她心窝上一般，“检讨”了好几天。每次全家外出溜马路或逛公园，母亲总是跟在大家后面，低着头一言不发。我曾问母亲，怎么总是满腹心事？她说：“我得琢磨晚饭全家吃什么？缸里的水还够不够用？该不该叫送煤的了？兜里这点钱能坚持到月底吗？有一样没想周全，家就得‘停摆’了……”“妈，你这后勤部长日理万机，了不起！”我用上了从语文课上学到的新词。母亲似乎没弄懂我说的什么，照旧低着头想她那些永远也想不完的心事。那些年，母亲的脸上写着疲惫、落寞、无奈和木讷……

  一次，母亲从邻居那儿听说中华北路的一家缝纫社需要添人手，她想去试一试。为这事，父亲和母亲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父亲说：“你年岁已高，身体又不好，出外工作会增添很大的压力……”出乎意料，从未与父亲红过脸的母亲竟然唱起了反调：“我没有读过书识过字，但也想对社会有点用。别小瞧人，我有一双手，能挣点钱养家。国家喇叭里总在号召妇女，得从锅碗瓢盆里解放……”没有文化的母亲，这一次振振有词。

  父亲笑了，他把双手举起来作投降状：“我认输，我认输！”母亲的激动和倔强，似乎让父亲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母亲在时代大潮中觉醒了！父亲后来告诉我们，跟母亲生活了快二十年，还从未发现她有这般的“雄心壮志”。

  母亲终于如愿，缝纫社录用了她。每天她起得很早，把一天的饭菜做出来，用防蝇网罩住放在饭桌上，然后在挎包里放好中午的干粮、饮用水、小马扎、针线盒，踏踏实实地去上班。

  缝纫社的工作分为裁剪、缝制、小活、熨烫四个流程。母亲没有技术，只能分在小活组，负责锁扣眼、钉纽扣等。薪酬实行计件制，活多多干，活少少干，没活就只能在门市待工候着，同事们往往因分活不均闹得脸红脖子粗。母亲从不与别人争抢活路，挣的钱是全组最少的。

  有一天，我凑巧经过缝纫社门口，不经意地往里瞅了瞅，看见了母亲，她坐在杂乱房间的一角——一个连灯光也够不着的潮湿角落。头上爬满白发的她佝偻着身躯，蜷缩在小小的马扎上，鼻子上架着一副高度老花镜，手上戴着两个顶针在穿针引线。小活组的大姨们正不知在开什么玩笑，爆发出阵阵哄笑声。母亲皱着深深的眉宇，一动不动地缝制着，那么专注。啊，针扎了母亲的手指，她在吮着、吮着……我，一个还不太懂得珍惜亲情的十二三岁的愣头青小子，眼睛也潮乎乎的。晚上母亲回到家里，弓着身子直不起腰。“妈，别干了，累成这个样子，就挣这点塞牙缝的钱……”母亲狠狠地瞥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娃娃家，懂个啥！”

  缝纫社有一个大家比较怵头的任务——值夜班。狭窄的门市里放不下床板，人只能在竹躺椅上凑合着过夜。母亲第一次值夜班刚好赶上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贵阳深秋的夜晚气温并不低，但阴凉潮湿。那天晚上，父亲陪着母亲，母亲抱着一个漆皮剥落的旧暖瓶，父亲拿着一床毛巾被和几张报纸。在飘飘洒洒的雨雾中，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昏暗的路灯拖曳着两个人的影子，一长一短，摇晃着，变形着……我送他们出门，傻傻地瞅着，哪里能体味到父母酸楚僵涩的情思啊！

  一天晚上，母亲下班回到家里，一言不发，大家以为缝纫社出了什么事，谁也没敢多言语。母亲在饭桌上一字一句地对大家宣布：“你们看，这是我平生领到的第一份薪水。”她从布挎包里掏出一个用过的信封，拿出几张抻得很平整而又脏兮兮的纸币，一共16元4角8分。母亲自言自语：“我能劳动挣钱了！”她的脸上露出了少见的喜悦之色。过一会儿，她又大声地说了一句：“感谢国家。我这一辈子，头一回感觉自己还有点用。”那天简简单单的晚餐，大家吃得特别香甜。晚上，从厨房里传出有些走调的哼唱：“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母亲的“第一桶金”在家里的“圣地”——五屉柜上的座钟前放了很久，没人动，也没人敢动。

  过了一年多，这家缝纫社归并到缝纫厂，母亲也转为正式工人。我见过母亲穿着工厂制服照的相片：背着布挎包，拎着小马扎，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花！

  父亲身体一直欠佳。他来北京投奔儿女求医，在医院一住就是八个月之久，每天都是母亲奔波、照料、张罗。一天下午，在北京求学的我去医院探视。父亲睡着了，母亲坐在床边的小马扎上，头靠在父亲的肩上，脸贴脸地睡着了。她的头发更白了，面颊塌陷下去，愁容堆积的眼角还浸润着一滴泪珠……

  父亲临终前，几次昏迷后只剩下能喘气的一丝力气了。他断断续续地向儿女们作最后的交代：“你们母亲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厚道人，一眼就能瞅到底，没做过亏心事，也不为自己争点什么……我走后，要好好待她……”父亲的眼角流下了最后几滴泪。父亲和母亲一辈子风雨同舟，但在公开场合，连手都没牵过。

  母亲退休后，参加过街道组织的识字班，担任过交通安全宣传员，曾为小区值勤。母亲活到了99岁9个月零9天。母亲去世后，遵照母亲的嘱托，我们将她积攒下来的薪酬回报给了社会。区区捐金，微不足道，却表达了她老人家朴实而滚烫的心愿啊！

  母亲去世后，我整理遗物。一个旧皮箱是她的全部家当，里面只有几件像样的衣物。儿女们送给她的羊绒衫和羽绒服，始终没有舍得穿，还放在包装袋里。我在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包袱皮里发现了母亲精心珍藏的布挎包、小马扎和针线盒。啊，刻骨铭心的“老三样”，它见证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在新的时代阳光的沐浴下一段可贵的心魂之旅啊！

  窗外，夜空里闪烁的繁星汇聚成一条壮丽的银河。那数不清的星辰，有亮有暗，有大有小，有远有近，但哪一颗都不可缺。

  （作者：李复威，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