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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在美国滥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政策工具箱中，“经济胁迫”始终是其常备手段。长期以来，美方为一己之私，动辄不经联合国授权对他国施行经贸金融制裁、出口管制、技术封锁，世界各国深受其害，就连其盟友伙伴也难以幸免。尤其是最近几年，美国竭力诱逼盟友伙伴加大对华遏压，裹挟西方世界对俄实施全方位无底线制裁，极力威迫更多国家加入其地缘政治战车，滥施“经济胁迫”更是趋向极致，对世界造成了严重损害。
美国大搞“经济胁迫”，加剧大国关系紧张，制造国际社会分裂对立，严重冲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美方在错误的世界观、中国观驱使下，顽固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对手”，将“经济胁迫”首先指向中国。美国炮制各种借口，围追打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将一千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单；尤其是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和制裁中国华为公司，在全世界胁迫其他国家禁止华为参与当地5G网络建设。美国还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相关高端技术实施管控，强化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严格限制对华投资，打压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近来更极力游说荷兰和日本限制对中国出口芯片和相关设备与技术。同时，自2014年以来，美国联同其西方盟友对俄发起了万余项制裁，甚至不惜引爆“金融核武”，对俄进行极限遏压。
大国是左右国际关系格局的决定性力量，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美国在稳定大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是有着特殊责任的。但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执意以“经济胁迫”遏压中、俄等大国，严重破坏大国关系稳定，使和平赤字、安全赤字有增无减，加剧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不安。
美国大搞“经济胁迫”，损害发展中国家发展能力，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加重全球发展赤字。发展中国家是美国滥施胁迫外交的“重灾区”，在遭受美国制裁的国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古巴、委内瑞拉、伊朗、白俄罗斯、苏丹等国家均遭受美国长时间、系统性的经济制裁。美国为实现霸权目标对这些国家实施非法经济制裁，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至60余年不等，手段包括直接制裁其国家元首和政府高官，实施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全面贸易禁运或贸易限制，冻结其在美资产，将其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将其列名“支恐国家”，等等，不一而足。美国制裁的发展中国家远不止上述国家，其还拿所谓“人权”“民主”当借口，打着“二级制裁”幌子，对包括印度等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企业强施“长臂管辖”，就连布隆迪、中非、索马里、津巴布韦等国家，也遭受着美国有针对性的长期制裁。
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经济胁迫”，给这些原本就不富裕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境，甚至是人道主义危机。在美国全面制裁下，古巴长期面临严重物资匮乏，苏丹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大量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朝鲜、伊朗经济发展长期承压深重，众多发展中国家企业因美方直接制裁或“长臂管辖”陷入严重困境。发展中国家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最重要一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大搞“经济胁迫”，不仅是对相关国家的打击，更是对全人类发展事业的遏压。
美国大搞“经济胁迫”，对盟友伙伴毫不手软，迫使其为美方利益“埋单”。美国大搞“经济胁迫”从不分亲疏远近，即便是“坚定盟友”“亲密伙伴”，只要美国认为有利可图，胁迫依然是其不二选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消除日本“经济威胁”，使其成为美全球战略中的忠实马前卒，美胁迫日方签订“广场协议”，后又对其半导体、计算机产业实施贸易制裁，沉重打击了日本经济的元气。美国对其欧洲盟友同样毫不客气，以“经济人质”为手段肢解阿尔斯通公司；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欧洲挥舞关税大棒，对多个欧洲国家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最高25%和10%的关税，对法国、德国输美飞机部件加征高达15%的关税。近年来，美国又将胁迫的主要目标对准半导体产业，极力诱逼荷兰、日本等加入针对中国的“芯片四方联盟”，限制其对华出售芯片和相关技术产品，并强迫台积电、联华电子、三星、SK海力士、日本索尼等全球主要芯片企业向美国提供机密数据，以维持美国在半导体产业中的主导权。
美国对欧、日、韩等大搞“经济胁迫”，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发展、遏压别国的成本和损失强行转嫁给盟友伙伴。每当这些国家的某个产业足以同美国企业相竞争，或者可以被美国利用以遏压他国，美国就会立即迫使其遵从美国的利益，对其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例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随即进入“失去的三十年”，也陷入了对美国的深度战略性依赖；韩国加入“芯片四方联盟”以来，其国内芯片出口额急剧下跌；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估计，如果欧盟企业在美国压力下与中国“脱钩”，那么最糟糕时德国GDP将降低0.81%。越来越多国家正看清美国的自私嘴脸，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来多次表示，欧洲不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必须“选择自己的伙伴，决定自己的命运”。
美国大搞“经济胁迫”，人为制造“逆全球化”暗流，严重动摇国际经贸金融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破坏现行国际秩序。近一段时期，美国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四处兜售“去风险化”政策，试图以所谓“安全威胁”为由裹挟多方对华“脱钩断链”，人为破坏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形成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破坏了各方经济安全，抬高了生产成本。美国为滥施“经济胁迫”，制订了《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国内法，并推出一系列行政令，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对国际经贸金融规则不合则弃，使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美国还将胁迫之手伸向世贸组织和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在其蓄意阻挠之下，世贸组织几近瘫痪，国际自贸谈判进程遭到破坏；美国操纵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在援助他国时施加了数万条附加政治条款，以使受援国经济政策符合美国战略和利益。
美国在全球大搞“经济胁迫”，根本动因在于对自身霸权衰落的极度焦虑。实际上，美国越来越无法通过正常方法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也越来越无法拿出足够战略资源引领各方，而只能更多地依靠“大棒”来达成私利，越发歇斯底里，最终也会遭到更多反对、反噬自身。美国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放弃霸权霸道霸凌政策，好好改改滥施胁迫外交的老毛病，把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还给全世界。
（作者：杨晨曦，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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