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典的古与今

  【专家点评】  

  盛世修典，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追溯起来，始自商周，形成于孔子整理“六艺”。修典，是对前代一些文明成就的珍惜守护，是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承续的前提。

  盛世修典，是“文治天下”理想的重要表现，即由政府出面组织人力物力大规模整理文献，以期最大限度地保存典籍。比如，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相继整理国家图书，将当时皇家收藏的图书分为六类，把散乱的篇章整理成书，如荀子文章原先有三百多篇，整理成《荀子》，则为三十余篇。若不是整理成书，恐怕后人就读不到相对完整的《荀子》了。又如，在经历南北朝分裂后，唐初修“五经正义”，综合南北学说，兼取折中，成一代大典。大型图书的编修是盛世修典的重头，如北宋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四大书的编修，明清更有《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编修。私人修典也成绩可嘉，如唐代杜佑纂《通典》，开典章制度史料编修的先例。这些公私修典，构成中华文明史上一道耀眼的崇文风景。

  近代以来，典籍整理同样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成绩斐然。比如，“二十四史”的校点出版，“中华大藏经”的编修等。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广大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喜爱热度陡增，国家更是从文化战略的高度看待修典，为修典带来了一股强劲东风。

  盛世修典，往往是当时第一流学者的风云际会。刘向、刘歆领导下的群体如此，孔颖达等一批大儒作“五经正义”也是如此，到清代编修《四库全书》，纪昀及其手下也是大儒林立，如戴震等。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中完成的《别录》《七略》，为古典文献学、图书分类学奠基之作；身为《四库全书》总纂的纪昀，用近十年时间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中国古代目录学集大成之作，是盛世修典中最有学术含量的部分。《甲骨文摹本大系》也是一部由学有专精的学者群体撰构的著作。甲骨文发现和研究经历百年，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此书的编纂者不论主编还是编写者，都是文字学的专家。这部书以摹本的形式，按照新的分期理论，把已刊布的七万多片有字甲骨化“庞杂无序”为井井有条，便于研究使用。甲骨文研究属于文字学，在古代分类中属“小学”，但这部书绝对不“小”，是最有当代特点的大型图书编纂。此外，文溯阁《四库全书》长期深藏，现在将其影印刊布，是幽光重现，必当嘉惠学术。

  盛世修典，也是文脉赓续的一种有效方式。文脉的核心，折射的是中国文化人群的精气神，即在历史的一切创造中积累的文化底蕴，是未来创造的根柢。在古代，修典的作用多在整理、归类和保存，而在今天，整理保存可与弘扬并举。如“宋画大系”的整理出版就是如此。利用现代高清的印刷技术，将一个绘画重要时代的作品，精美地展示给当今读者，令读者更真切地感知宋时的人物、山水。这样的整理保存，一定会真正地让经典持久，也能让古老的高雅参与到未来的审美创造中去。

  当代，国力强盛，修典大业方兴未艾。借鉴前人经验，编修出属于当代的大典，是学人的大任。古代编书，在人员选配上有许多经验教训，一些大型图书因参与人员水平差异而导致质量不齐，也是常有的遗憾。古代的修典主要为的是“御览”，为的是收藏，今日修典除了收藏之外，当有新的目的，那就是充分利用科技力量，让优秀文化走向大众，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国力强盛，国家重视，新的盛世修典必将大有可为。

  （作者：李山，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李晓、陆健、宋喜群、崔志坚、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张川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