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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分真是奇妙。当我在2001年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录取时，何曾想到能与千里之外的复旦大学教授邹逸麟先生产生联系。
与邹先生的缘分，起于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华林甫教授，他是邹先生的弟子。我有幸得到华老师的指导，完成了《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一文。在此期间，邹逸麟先生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聘请为《地理志》项目组的负责人。北京作为清朝皇都，相关文献自然多于上海，华老师便邀请我加入资料搜集整理的工作中。之后的整个暑假，我每天坐公交车去故宫西华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抄清代宫廷档案中和清代地理有关的资料。
2005年6月18日，在人大东北角的兴发大厦，《清史·地理志》编纂专家意见咨询会召开了，我第一次见到了邹逸麟先生。本以为邹先生极其严肃，令人望而生畏，但眼前的他银发慈面，谈笑风生，讲话带着一丝江沪口音，目光触及我们这些无名晚辈也报以微笑。天气炎热，而会议室里没有空调、风扇，华老师便命我从他家中搬来风扇，杯水车薪，诸位参会专家仍不停抹汗。年近七旬的邹先生就这样在闷热的会议室里端坐半天，很谦虚地请各位专家畅所欲言，并不时做笔记。
在邹先生物色《地理志》编纂专家人选时，华老师向邹先生推荐我来撰写陕西省部分，于是，我成为项目组专家中唯一的本科生。邹先生不唯学历、资历，可见其奖掖后学之爱心。此后，我与邹先生几次相见。彼时，邹先生虽头发皆白，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在会场一坐就是一天。一天中的赏心乐事便是在会议前后的茶歇、饭叙时，围坐一圈，听他以诙谐幽默的语调讲学界往事、社会新闻。有时一段精彩的故事讲完，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他则得意地抽起烟卷。邹先生也曾讲起当年他追随谭其骧先生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往事，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谭先生带领他忍辱负重，抛却俗务，潜心学术研究，终于完成不朽之作。邹先生回忆这段岁月，其意在勉励吾辈珍惜大好时光，专心致志做学问，心无旁骛地编纂好《地理志》吧。
开会时，邹先生总是虚怀若谷，鼓励大家各抒己见。浅薄如我，也提出了撰写《地理志》时的疑惑和建议，邹先生也是认真听、用笔记。他多次强调学术研究要出精品，新修《清史·地理志》要比对前贤，扬长避短，超越以往，经得起历史考验。为此，他要求专家们在撰写时“无一字无来历”，要不要写某项内容、怎么写、写在哪里、用哪个标点符号等等，都要专门经过讨论形成编纂体例，严格对照落实。
我在撰写《地理志》陕西省部分时，按照要求常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陕西省图，发现该部分有30余处错误，遂汇集写成一篇小文《〈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代陕西省修订意见》，由华老师呈交邹先生审阅。《中国历史地图集》乃是由邹先生协助谭其骧先生编纂，凝聚了邹先生太多的心血，也是他引以为豪的代表作品，我指出这些错误或是有待商榷之处，内心亦是忐忑不安。然而，邹先生很快请华老师转告其意见，肯定了我的成绩，并表示《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时受到种种干扰，其间许多图幅的资料、绘制多有反复，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修订完善。许多错误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时代因素，非全是老一辈专家不负责任，鉴于有些前辈尚在世，此文章可暂缓刊发。2014年，该文收入华老师主编的《清代地理志书研究》，首篇文章是邹先生的《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始末及其学术意义》，其次即拙文。由此可见邹先生之高风亮节、胸怀宽广。
2013年3月18日，国家重点社科项目《清史地图集》开题报告会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召开，名师云集，学界瞩目。我发现邹先生苍老了许多，他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的经验教训，供《清史地图集》的编绘者们借鉴。他像一位卸任了的老船长，为新一代探索者指出暗礁所在和前进方向，而后满怀期望地看着他们乘风破浪。谁知，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邹先生。
2020年6月19日，邹先生与世长辞。先生德厚学高，为学界之楷模，吾生也晚，恨未能多得先生之教诲。今逢先生三周年忌日，略述往事，以表追慕。
先生之风永存！
（作者：许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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