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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所谓“中古”，即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赋的创作主要是沿着东汉后期抒情小赋的道路继续发展，并呈现出抒情化、骈俪化的衍变趋势。中古赋论，也在其时文学思潮的熏陶下，在两汉赋论和赋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和发展，已开始体现出真正从文艺角度论赋的自觉批评意识。
中古近四百年的赋论递嬗历程，可分为曹魏、两晋与南北朝三个阶段。
曹魏赋论以曹丕、曹植和嵇康为代表。曹丕《典论·论文》标举“诗赋欲丽”，以一个“丽”字突出赋的特点，而与汉代扬雄“丽以则”“丽以淫”相区别；曹丕还引入“气”这一概念评价赋家，以才性评议取代了汉代的人格评议。这是其时赋论自觉批评意识兆显的标识。其后，曹植、吴质、卞兰等或以“美丽”“瑰伟”，或以“焕炳”“华藻”等词语来评价汉代和当时辞赋。曹植还以“雅好慷慨”揭示个人赋风和时代特征，并在《与杨德祖书》中称“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以表明对辞赋政治功利价值的否认。嵇康在《琴赋序》中首次从题材角度对以往乐器为题的音乐赋进行评价，表达其创新求变的辞赋创作观，提出由体物之形进入到究物之“理”的尝试，并在解读《大人赋》时表现出对“超然”赋风的向往。
两晋赋论内容丰富，在对汉魏赋学遗产进行比照与批评的基础上，针对当时赋创作发表了种种评论意见，具有“总结性”和“当代性”的双重特色。首先是对赋之体、类的梳理。如傅玄、挚虞、陶渊明等对七、答难两体以及京都、志、情、艺术类题材的整理与总结。这不仅能比照出同体类题材创作的优劣得失，也为后世赋选如《文选》等的“类聚区分”提供了有益借鉴。第二，引发“古今”之辨。挚虞将辞赋分为“贤人失志”之赋和“今之赋”两类，从《诗》源思想出发批判“今之赋”有“丽靡过美”等“四过”，指责其“背大体而害政教”。与此相反，葛洪反对贵古贱今，他在《抱朴子·钧世篇》高度评价汉晋大赋辞采之“艳”与“壮”，并认为其超过了《诗经》。第三，发表不同于前人的新见。左思《三都赋序》针对汉代体物大赋名篇夸张虚构的弊端，声称自己写赋是“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强调“依其本实”的创作原则。这种“依本、征实”的论调为皇甫谧所推赏，认为赋应“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但又从艺术形式上着眼，指出赋“敷弘体理”“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为“美丽之文”的艺术特征。陆机则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说。其“历史贡献应当是表现出对诗、赋两大统绪的辨别与汇拢，从而强化了赋‘体’的理论意识”（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页）。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多处有“言情、情言……情文……少情”的评述。如评陆机《述思赋》“深情至言，实为清妙”，对其赋作中“情”予以高度肯定。其“附情而言”的主张与《世说新语·文学》中“文生于情”的文学创作理论相呼应。《世说新语》还载有晋代数十名流谈赋、品赋的内容，展现了两晋士人的重赋之风。
南朝赋论有新变、折中、崇古三派，在理论的交流碰撞中呈现赋学理论独立、自存的征象。谢灵运、沈约、萧纲等为新变派代表。创新求变意识在谢灵运《山居赋序》中表现为“言心”赋用观、“文体宜兼”赋体观、探新域的题材观以及“去饰取素”的审美观。沈约是提倡和宣传声律最力者，对讲究声律之美的辞赋很重视。萧纲对崇古派懦钝、阐缓文风深为不满，强调诗赋当“吟咏情性”、“寓目写心”，不受陈规之束缚，而应变古翻新。崇古派代表裴子野则以明道致用来诠量新的赋学现象，在《雕虫论》中既批判诗赋“繁华丽靡”，也不满以“情性”为旨归的新变风尚，认为“摈落六艺、吟咏情性”的创作是“淫文破典”“非止乎礼义”。萧统、刘勰归属折中一派。萧统所纂《文选》以“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原则，别立屈骚，单列赋体，以类区分、衡量品鉴，体现了对辞藻华美、铺陈富丽的汉魏六朝赋的高度重视。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诸篇中，以圆通的论赋视野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赋的体制源流、历史发展、创作原则、楚汉魏晋赋家赋作、韵律修辞、与骚、诗、隐语关联等内容，建构了自己的赋论体系，真可谓“体大而虑周”。其中，“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体界定，简明圆融，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刘勰以“明体”为中心，以辞赋附合经义，树立起了赋之“丽词雅义”的新典范，成为中古时期最有成就的赋学理论批评家。
北朝赋论远不及南朝丰富，除史传中零星记载外，唯有由南入北的颜之推和庾信发表过若干论赋见解。颜之推尊奉儒学，主张经世致用，对辞赋多有批评。庾信《赵国公集序》对赋的发展演变作了分期，提出了“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说；他标举“性灵”，在情感发抒上“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偏重哀怨之情，在表现内容上则要求“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
中古赋论论题广泛、内涵丰赡、言说形态多样，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两端：
建构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话语体系。首先，提出了若干重要的赋学命题。如“诗赋欲丽”“体物浏亮”“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写物图貌，蔚似雕画”“依本宜实”“分赋物理”“形似”“娱情”“悲美”等，它们是构成辞赋“明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汉代赋论基础上的大力拓展。其次，产生了较为丰富的赋学批评形态。批评载体较前朝更为丰富多彩，出现了颇有特色的赋序、赋注、选本、专论等诸多赋学批评形态。最后，具备较为广泛的论述范畴，包括文体论、创作论、作家论、功能论、鉴评论、赋史论等，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对汉代及中古赋学现象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与批评。
体现了“以赋论赋”的自觉批评意识。尽管此期也有“依经立义”的理论回溯，但持“新思”立场的论赋者大体上摆脱了“以《诗》论赋”的诗教批评意识的羁牵，于传承中结合时变，注重赋作艺术形式技巧及赋家才情品性等主观因素的分析评价，注重对赋体创作内部规律的探讨，体现了自觉的“以赋论赋”的批评意识，从而实现了赋学批评角度的转变。即由汉代重讽谏功用的政治批评转向了“尚丽”、“重情”的文学审美批评。从本体论角度，强化了人们对中古赋学即情性之学和美饰之学的认知。
中古赋论产生于人文意识张扬、学术思想活跃的时期，赋论之论题内涵、批评形态与论赋思维都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特有色泽和创作印迹。它近乎完整地展示了由汉代重“赋用”到魏晋南北朝重“赋体”“赋艺”的演变过程。自兹以后，赋体之赋用和赋艺，成为中古以后不同历史时期赋论不断迁流争锋的两端。故中古赋论在我国古代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地位。
历代治赋者对此期赋论之探究兴趣甚浓，研究成果甚夥。现当代的赋论研究，自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1993）专章论述“魏晋南北朝赋论”以后，相关论著迭出：断代赋论研究有李翠瑛《六朝赋论之创作理论与审美理论》（2002）、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2012）和彭安湘《中古赋论研究》（2013）；通代赋论研究有何新文、苏瑞隆等《中国赋论史》（2012）、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2016）以及踪凡《中国赋学文献考》（2020），各书均有魏晋南北朝“赋论”或“赋学文献”部分。这些成果针对中古时期辞赋创作、批评与文献开展，既有全面赋学史料钩稽，又有纵向史迹梳理和横向范畴诠释。这种“批评之批评”的赋论史撰写，是建构新世纪科学的赋学批评方式与理论阐释体系的有益尝试。
（作者：彭安湘，系湖北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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