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深描”的手法，探究中国当代小说理论

  周新民教授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一部由国家社科基金支持出版的系统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的厚重著述。作者运用整体性思维，精准梳理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属性特征，深刻揭示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精神，体现了一位有理想、有情怀的当代学者的文化担当。

  这种整体性思维首先体现在《研究》一书的整体性视野上。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70多个风雨年头，内涵极其丰富。从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及其发展史来看，有其内在发展逻辑。在周新民教授看来，“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小说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揭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历史演进路径和基本特征，就应该回到近现代以来小说理论发展历程中去”。就是说，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论发展，就必须将触角深入到中国当代小说理论之外，探寻中国近现代乃至古代文论、批评、理论等与中国当代小说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精神脉络。鉴此，《研究》第一章专设“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论发展进程”，作者探幽发微，梳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两大系统”，接着论述了晚清梁启超到五四以降的小说理论进路，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小说理论的历史发展状貌。

  何谓小说理论？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周新民以为：“当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对象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其一是学者的小说理论研究成果，例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等。其二是被翻译过来的小说理论、小说理论的译介。其三是小说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成果。其四是小说家关于小说的理论探讨。”因此，《研究》一书“既关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思考，又关注一定的文学理论与文学观念，更关注具体文类的批评，具体的文类——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影视文学的批评实践”。实际也正是这样的，作者始终坚持对研究对象做整体性考察。其一，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做“整体性考察”；其二，是在重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这一基础之上，关注西方小说理论的影响，诸如小说本体的理论建构，包括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叙事学等；其三，是研讨中国当代各体文学的具体批评；其四是不废作家的理论、批评与创作感言，以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印证。这样，《研究》就采用一种整体性思维，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论研究范畴，努力得出合乎历史及其艺术规律的当代小说理论发展论断。

  其次，《研究》的整体性思维体现在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属性特征、发展动力和内在精神的真实而有效的把握上。

  周新民教授论及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属性特征及其发展动力时，除了强调“明确的社会功利性”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外，进一步发掘中国当代小说理论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自我发展的独立性”。这是一个新的判断。在作者看来，作为当代文学重要部分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1976年前确实“被赋予时代性，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是，在第二（共存时期）和第三（综合时期）阶段，小说理论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由于开放的时代环境，更由于小说理论的中国特色的自觉建构，使得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只是“最重要的理论形态”，而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之外的“抒情小说理论、形式主义小说理论、‘形式—文化’综合小说理论”等多种形态，也一同蓬勃发展起来。从发展动能上说，周新民教授作出判断：“总体来看，现代化历史道路的牵引和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两大动力。”譬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在建构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坚持吸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传统。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多种资源，例如，故事理论、抒情理论、创作理论、叙事理论，都得到了广泛的借鉴与转化，这种借鉴使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样的论述，让中国当代小说理论成了有本之木，有水之源，更重要的是精准契合了中国小说理论发展的实践进程。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整体把握，还体现在作者始终紧紧抓住现实主义这根主线上。虽然近现代以降，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广泛使用，但是，中国文学传统、社会现实诉求使得现实主义创作、思潮、流派等成为“主潮”，相应地，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发展也就占据着中心地位。如果偏离了这一社会语境，就不能合理而有效把握当代中国小说理论的真谛。

  《研究》一书始终采用辩证的、发展的、历史的眼光，运用整体性思维，采用“深描”的手法，探究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穿透力”和“较强的理论色彩”。用於可训先生为该书所作的“序”中的话来说，就是《研究》“谈理论而不流于艰涩，论发展而不拘于细节，真正做到了‘从宏观入手，从大处着眼，逼近本质，提要钩玄’”。

  （作者：沈思涵，系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沈嘉达，系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