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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杜甫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两位诗人，不仅生活年代相当，还共同漫游过一段时间，过着“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愉快生活。再加上二人的诗歌成就相埒，都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诗坛上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李杜”并称也成为惯常用语。然而这一并称的生成与定型过程却颇为复杂，为聚讼千年的李杜优劣论埋下了隐患。
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将作家并称归纳为两种类型：“唐人一时齐名者，如富、吴，苏、李，燕、许……皆兼以文笔为称。其专以诗称有沈、宋，钱、郎……大历十才子，咸通十哲等目。至李、杜，王、孟，高、岑，韦、孟，王、韦，韦、柳诸合称，则出自后人，非当日所定。”主要是从并称出现时间上进行的区分，即当事人生前形成的和事后追认的。前者多数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即所谓的“时称”“时号”“时议如此”。如苏颋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称“燕许大手笔”。苏味道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号苏李。杨凭与弟凌、凝皆有名，大历中，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这种并称的双方或多方大都具备某种相似的特性，虽然也偶或引起个别作家的不满，但总体上比较稳定，后人的争论也较少。后者的出现很可能是因为一方身后的影响力较生前有了某种变化，具备了与另一方齐名的条件。基于这种原因形成的并称往往先天不足，争议不断，特别是后人对某一方的评价出现变动时，争议就更大，往往成为后人比较其优劣的根源所在。陶（渊明）谢（灵运）、杜（甫）韩（愈）、李杜均是如此。李杜并称之所以产生，并不是基于二人生前的影响力，而是在他们去世后，随着杜甫地位的提升才逐渐形成的。形成之初，杜甫的地位仍未完全确定，其后还在一路走高，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并称的不稳固，以此为基础引发的李杜优劣论自然也争议不休。
李白早年即“大名寰宇满”，贺知章惊为谪仙人，杜甫也盛赞李白“声名从此大”。李白生前与之相关的并称已有很多，他不仅与陈子昂并称“陈李”，亦位列“竹溪六逸”“饮中八仙”之中。杜甫本人虽“自谓颇挺出”，却长期处于“碌碌饱饭行”的状态，他生前也并未取得堪与李白相当的影响力。陈尚君、薛天纬等先生都曾指出李白、杜甫同时代人任华在《寄李白》和《寄杜拾遗》中对二人的诗歌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但遗憾的是，任华是在两首不同的诗歌中分别称颂他们的，而不是将其放在一起进行的比并。这两首诗亦非同时所作，《寄李白》作于天宝五载（746），《寄杜拾遗》作于广德二年（764）。任华寄赠诗歌给李白与杜甫时，他们尚处于创作高峰期，其地位亦未完全定型，且任华的评价中“充满今日追星族般的激情和不理智”（陈尚君《李杜齐名之形成》）。所以陈先生虽然认为杜甫生前已经有了与李白齐名的说法，但同时也承认李杜齐名的确认是在贞元、元和年间。此前杜甫的声望始终无法与李白颉颃，他在《长沙送李十一衔》中所说“李杜齐名真忝窃”，虽是自谦之辞，但也未尝不是杜甫当时的真实境况。
李杜并称的最终确认与杜诗渐为他人接受，特别是元稹、韩愈等人对他的推尊有很大关系。贞元十年（794），元稹在《代曲江老人百韵》中用“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一句，开启了李杜并称的先河。稍后元稹为杜甫撰墓志铭时再度使用了这一称谓。元稹的密友白居易也接受并使用了这一说法：“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几乎与元稹、白居易同时，韩愈更是多次将二人并举，如贞元十四年（798）韩愈作《醉留东野》：“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虽然没有使用“李杜”这一名称，但也将杜甫提到了与李白尊等的位置。从元和年间起，李杜并称开始频频出现在韩愈笔下，如元和元年（806）《感春四首》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元和二年（807）《荐士》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后来他在《调张籍》中也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可见李杜并称在中唐时期已逐渐形成，并为一些重要文士所认可。但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排名的先后也是探讨并称时无可回避的问题。古人非常重视排序，在极为讲究品第的唐朝更是如此。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即曾公开表示对王杨卢骆这一排序的不满，《旧唐书·文苑传》记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故而胡应麟在举证“唐人品第最精”时，仅将“杨卢”并称而不及王、骆。形成于四杰生前的并称都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满和后人的避忌，李杜身后方才出现的并称，更是引起了后人的争议。
李杜并称的生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排序之争。杜甫生前诗名不显，远不如李白，中唐时期陡然出现李杜并称之说，自然免不了受到他人的攻讦。例如韩愈、元稹和白居易虽然使用了“李杜”这一称谓，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将李、杜二人的诗歌成就等量齐观，并称的背后也隐藏着作者们各自的偏好。具体而言，韩愈的李杜并称，有特意抬高杜甫地位，将其与李白尊等之意；元稹的李杜并称之中隐含着扬杜抑李；白居易的李杜并称起初也与元稹一样扬杜抑李，但经过与韩愈论战后，接受了韩愈的意见，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李白墓》中对李白的文学成就有了较高的评价，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中也对李、杜二人的生平经历和创作情形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可见即使接受李杜并称这一称谓的诗人们也各有偏向，或偏向李，或偏向杜。况且贞元、元和之际，杜甫的地位仍处于上升态势，尊杜者甚至将李白和杜甫并称为“杜李”（见顾陶《唐诗类选后序》）。此后杜甫的地位还在一路上升，北宋后期更是登峰造极。宋人多有将二人并称“杜李”者：“文轶秦汉，诗兼杜李”（黄[~符号~]《山谷先生年谱》）；“元稹论杜李之优劣，云李尚不能历其藩篱，况堂奥乎”（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屈宋兮导前，卿云兮翼后，韩柳兮并驰，杜李兮齐骤”（程公许《沧洲尘缶编》）等。李杜排序之争持续的时间之久可见一斑。随着崇杜思潮的愈演愈烈，李白与杜甫的排序之争进一步促进了李杜优劣论的展开。
罗时进先生曾指出“唐代文学研究充满着争论，而争论的出发点往往即源于并称”（罗时进《唐代作家并称的语言符号秩序与文学评论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而并称中的排序问题也是争论的关键。实际上王安石早就发表过“唐人并称无关优劣”的议论：“名姓先后之呼，岂足以优劣人？……当时甫、白复以能诗齐名，因亦语‘李杜’，取其称呼便耳。”（郭子章《豫章诗话》）若能参透此点，再从源头上探讨李杜并称的先天缺陷，方可走出因并称和排序而引发的优劣论怪圈。
（作者：孟国栋，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