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老师问起长大后的理想,盘旋在他脑海上空的,竟然是一只乌鸦。”
“喜欢乌鸦,是因为乌鸦长着一双与天齐高的翅膀。当一道黑色闪电撕开天幕,如铁如砧的山脊瞬间变得绵羊般温驯、云朵般柔软。每每此时,在他安稳如山的表情下,却澎湃着一条奔腾的大河……”
在这样的叙述中,《翻山记》第一个故事《达瓦更扎》拉开了序幕。
《翻山记》是自《古路之路》付梓之后,由四川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的笔者的又一部“农村故事集”。
为什么总是往农村里跑?朋友这么问,言下之意,目光“总是”落在农村,视野未免狭窄,而生活是何其雄壮广阔,一个写作者理想的状态是把格局打开。
这时候才发现,从一开始到现在,我时断时续的业余写作竟已有十二年之久。而且真的如友人所言,这么多年来,我的笔触几乎都停驻于农村,即使偶尔离开,也只是如同到田边喝了一口茶,偷了一会儿懒,终是又站回了田间地头。下地要干活,要看庄稼长势,要讲收成。我的耕作说不上勤勉,田地里菜果稀疏,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让人满意的获得。但是既然挽起裤脚,扛起锄头,出了院门, 这一天、这一季、这一年日子的去向总得有个交代,哪怕只浇得薄地半亩,只摘了俩枣仨瓜,不必非要等到秋后,该划拉的算盘珠子还得划拉两把。
我从大地上抓回,和文字糅合在一起的第一把土,来自大凉山上二坪村。李桂林、陆建芬误打误撞去那里教书,把夫妇俩甚至两个儿子的命运同一个毫不相干的村庄、一所停办多年的学校嫁接在一起,偌大的中国为之感动。作为乡党,那时还算热血也还是名副其实的青年的我翻山越岭去给他们献花,不过只是为了给奔突在肺腑间的敬意找寻一个出口。去了才发现,一束花的保鲜期和他们长年累月的坚守,是一粒沙面对一条河、一棵草致意一座山的虚妄轻佻。是他们内心的丰饶感染了我,是二坪村肉眼可见的变化鼓舞着我。十二年间,我七赴二坪采访,为夫妇俩也为他们扎根其间的凉山厚土,写下短短长长的篇什。
若说长篇报告文学《在那高山顶上》是我为记录他们整整三十余年坚守三尺讲台、坚守他们“不让大山里的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初心与梦想,所写下的敬意,那么《翻山记》中的短篇文章《凉山少年》则是我在走近两位老师的精神原乡时,在那座彝村里发现的梦想腹地。李桂林、陆建芬的学生们,世代为贫困所累,但从没有放弃过拔除“穷根”的梦想。
二坪之行是时间上的长路,关注芦山地震灾区,则是命运里的深蹲。这里的“命运”指向他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居于乡村。从废墟上站起,在灾难中重生,我的所听所见所写,故事都生成在这根藤上。然而正如一棵大树除了主干还有分枝,他们曾经的忧郁、愁苦和盼望,同样是我不敢忽视的部位。除此之外,自那时始,我已在自觉和不自觉间,在能否脱贫、何以脱贫的视角之下,观照他们共同面对的命运,以及作为个体在命运河流中的沉浮。当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早在2015年底,国家已就脱贫攻坚做出了明确安排,而“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体跨越、七年同步小康”的重建目标中的最后一句,更是与脱贫攻坚的进程设计无缝衔接。
地震发生不久后的第一次,以及时隔三年的重访,我都在芦山灾区盘桓数月之久。两次深蹲写下两本小书、若干短文。《翻山记》中的《新龙门故事》,是十余篇来自芦山灾民的“自述”。在砖头、铁铲、挖掘机和搅拌器的合唱中,从恢复重建和发展振兴的加法里,我感受着他们生命的韧度、梦想的力量,把抚平辙痕、照亮前路的光芒,向更为深远的时空传递。
自此之后,更多是出于自我安慰与自我激励,我勉强确认了自己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的身份。
正是这样一种无关职业的身份认同,驱动着我一次又一次向古路出发。作为一个悬崖上的村庄,在中国的广袤农村,古路是一个极其平凡又极其特殊的存在。立足它的平凡,照顾它的特殊,记录下它脱贫进程中的艰辛曲折,刻画下它嬗变后的身姿和表情,也就由一个幽狭的通道,进入一个历史的现场。
有了这样的憬悟,悬崖上的路不再漫长,与村民的共处日日新鲜;有了这样的憬悟,高密度造访古路两年之后,我的根本停不下来的双脚又一次向着二坪出发,也就显得自然而然。精准扶贫的大幕刚刚收拢,乡村振兴的图景又要展开,时代的洪流,剧烈地冲刷着乡村的堤岸。旧的还没有完全刷新,新的既充满诱惑,又因盲盒似的未知和不确定性,带来更多光和希望,带来神秘与不安。在这样的时间交汇之处,在这样一个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故事主题的乡村幕景上,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于我,是无法压制的诱惑。
《翻山记》中《一条路走过的路》,讲述的是一条悬崖上的路,如何由窄而宽的漫长征程。从千仞绝壁上的十三道钢梯,到投资两千八百万元的高空索道,孤寂的彝村与热闹的世界从此连接在了一起,古路不再是“世界尽头”。
这些年来,我的足迹并不只停留于如上几处,而是分布在更为宽广的乡里村间。我去了达瓦更扎,一个与天齐高的地方。村支书杨朝军垫资百万修筑村道,村道通向牧场,也通向村民让日子如牛奶飘香的美好愿景。我去了夹金山下的雪山村。村姑田姐别具慧眼开民宿,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为网红打卡地。我去了大渡河畔的石棉县。从1989年开始,牙科医生杨仕成捐资近两百万元,无偿资助品学兼优的农村困难学生三四百名。我去了被无边果园包围起来的梨园乡大地村。王天兵曾经穷得叮当响,但是如今,他和村民日子过得如同亲手种下的糖心红富士。我去了窑火熊熊复熊熊的古城村。黑砂重光,不光是手艺人的信心回归,也是文化和乡村共生关系的重新梳理。我去了浴火重生的北川县。驻村干部和帮扶企业一开始是“猫和老鼠”,到后来则成了“鱼和水”,关系转折处,见证情和义。我去了咖啡飘香的南海之滨。在那里,我看到科技之光照耀田野,看到枝头的果实如心房颤动……
是的,我还没有回答朋友,为什么总是往农村里跑?然而,或许,我又已经回答了。一场震古烁今的大戏正在上演,生旦净末,说学逗唱,主题的宏伟,情节的繁茂,节奏的激越,角色的隽拔,舞台的宽绰,让如同一粒细沙的你,很难不随情感的洪峰奔流。这却不是此情此景下的乡村对我制造出难以抗拒的吸引的根由所在。
真正的诱惑来自血液源头,来自遗传基因,来自一个人对于来路的感恩,对于故土的怀念,来自并非人所独有的共情能力的鞭策。刚才,谈到二坪之行,我曾借树作喻。现在,靠在那棵树上,我为纷繁堪比枝叶的情绪赋形:一棵长在乡间的树,枝杈伸过了田坎,它仍是一棵长在乡间的树。就算田坎另侧还是乡间,被风吹到空中,飘进城市,扑腾在红绿灯下人行道上的树叶,究其本质,依然是一颗来自乡间的灵魂。种在高楼写字间精致器皿里的树和草又怎样,它们自身,或者往上三代,仍然是乡土发出的芽,乡音抖落的尘。
与每年春节浩荡的返乡大军一样,终归到底,乡村养育了过去的我们,还将给未来的我们提供不可断绝的物质与精神。我们回乡,在补给和求索,也是补偿和回馈。
在不知不觉之中,我成了中国乡村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篇章的书写者和见证人。
我还会回去的。不久之后,以及最后。
(作者:陈 果,系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作品《乡村里的中国》《古路之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