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洞见与微笑

  伏尔泰是构成法国民族思想尤其是近代以来法国思想文化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学、哲学、政治学、历史、法律等多方面开启和奠定了近代以来法国文化思想体系，引领了壮阔的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和观念的先导。伏尔泰生前即已声名远播，其思想遗产更是惠及法国及至整个欧洲近代以来的发展。在法国，人们尊称他为“法兰西思想之王”。

波澜起伏的人生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伏尔泰是其笔名。1694年11月21日，他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父弗朗索瓦·阿鲁埃是一名法律公证人，后任审计院司务，母亲玛丽·玛格丽特·杜马是来自普瓦图省的贵族后裔。伏尔泰年少时曾在耶稣会学校就读，中学毕业后，父亲把他送到法科学校，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法官。但是，年少的伏尔泰已开始显露出思想独立的特质和极具锋芒的个性，他不想从事法律工作，也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他想做一名诗人，经常即兴作诗讽刺时弊，机智诙谐，嬉笑怒骂，已然初露文学才华。

  1711年至1713年间，他学习法律，还曾在法国驻荷兰大使馆担任过秘书。这期间，他与一名法国女子一见钟情，并准备与女子私奔，但遭到女子父母的干涉，伏尔泰只得回国。1715年，伏尔泰因写诗讽刺当时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流放到苏里，是年他21岁。1717年，他因写讽刺诗影射宫廷的淫乱生活，被投入巴士底狱关押了11个月。

  在狱中，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俄狄浦斯王》。在这部剧本中，他首次以伏尔泰为笔名，这是他的法国南部家乡一座城堡的名字。1718年，《俄狄浦斯王》在巴黎上演，引起轰动，伏尔泰也因此得到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是年他24岁。当许多这个年龄的年轻人还在读书和享受青春，或尚未步入人生剧场时，伏尔泰已经开始了他人生辉煌的轨迹，并终生保持着这种旺盛的创作力。

  1726年，伏尔泰与贵族德·罗昂发生争执，德·罗昂派人殴打伏尔泰并对他进行诬告，伏尔泰再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关押了一年。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流亡英国期间是伏尔泰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在英国待了三年，这期间，他详细考察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英国社会风尚习俗、文学艺术，接受了英国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牛顿的物理学最新成果和其他科学成果。他对比了英法两国政体，深感法国封建专制政体的弊端，形成了他反对法国封建专制统治、向往开明君主制、崇尚自然法、希望以理性建立公平美好社会的政治学主张和哲学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他的一部重要的政治学和哲学著作——《哲学通信》。

  1729年，因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默许，伏尔泰回到法国。这期间，他笔耕不辍，先后写出悲剧《布鲁特》《扎伊尔》以及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等。1734年，《哲学通信》发表，因书中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就和立宪政体，抨击法国封建专制主义，引起路易十五不满，书籍被查封，巴黎法院下达逮捕令，伏尔泰逃至情人夏特莱侯爵夫人在西雷村的庄园，在此隐居了15年。

  1743年，伏尔泰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46年，他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段时间是伏尔泰的多产时期，隐居生活使他的才能得以源源不断流出，他写下许多史诗、戏剧、哲学、历史、科学著作，如戏剧《凯撒之死》《穆罕默德》《放荡的儿子》《海罗普》，哲理小说《查第格》，哲学和科学著作《形而上学》《牛顿哲学原理》等，这些著作为伏尔泰赢得了巨大声誉。

  1750年，伏尔泰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赴柏林担任宫廷文学侍从一职。1753年，伏尔泰撰文讽刺一个叫莫佩尔的科学家的论文，由于此人深得国王赏识，伏尔泰与国王关系破裂，离开了普鲁士。这一时期他最主要的作品是《路易十四时代》。

  伏尔泰在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上一个叫凡尔纳的地方置办了一处房产，定居下来。此后，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中。他撰文并印发小册子，痛斥天主教会在宗教外衣之下的种种恶行和对新教徒的残酷迫害，同时热情洋溢地支持和参与年青一代的启蒙运动，为百科全书派撰写哲学词条，他的《哲学辞典》一书就是他所撰写的哲学条目的汇集。与此同时，他仍然勤奋创作戏剧，并完成了历史著作《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议会史》等，创作了他的文学名篇《老实人》《天真汉》等哲理小说。伏尔泰以其持续不断的斗争和大量作品引领着一代风气，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他本人也被人们尊称为“凡尔纳教长”。

  1778年2月10日，84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了阔别29年的巴黎，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但不久便病倒了。当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得知他抱病的消息后，别有用心地潜至他的病榻前，试图说服他忏悔，都被伏尔泰赶走。同年5月30日，他那颗永远洋溢着热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临终前，他以伏尔泰式的戏谑叮嘱其身后事，要人们把棺材的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这样，如果上帝让他上天堂，他便从教堂这边上天堂；如果上帝让他下地狱，他便可以从棺材的另一边悄悄溜走。直到临终，他都不忘对自己诙谐一把，同时也顺便捎上他一生抨击和与之抗争的宗教和神职人员。11年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

思想的力量

  1787年5月30日，维克多·雨果在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讲中这样说道：“他接受战斗。他的武器是什么？这武器轻如和风，猛如雷电——一支笔。”是的，一支笔所传达的是人的思想和心声，它是思想的利器，是头脑的代言，是心灵的迸发。

  伏尔泰是法兰西民族思想上的英雄，他所面对的敌人是“各种力量的联合，宫廷、贵族、金融界；这支不自觉的力量，是盲目的一大群人；这批无恶不作的法官，他们媚上欺下，俯伏于国王之前，凌驾于人民之上；这批虚伪、狂热、阴险兼而有之的神职人员”（维克多·雨果语）。伏尔泰面对的是庞大的封建王权、贵族和神权势力，他的思想和作品就是他的利剑。

  他的第一把利剑是文学。文学在人类社会发生变革之时，在一种思想潮流涌现之际，往往最先发声，成为暴风雨来临前民心所向的舆论先导和晴雨表。伏尔泰的文学作品比百科全书派早几十年发表，不仅开启和引领了启蒙时代的到来，也在半个多世纪前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解放的养分。

  伏尔泰既是启蒙主义的领军人物，也是欧洲文学从古典主义向启蒙主义转变时期的关键人物，因此，他的作品既延续了17世纪古典主义的余风，又有着启蒙时代的理性力量和变革热情。他一生高产，创作了50多部戏剧，其中大部分为悲剧。他还创作了许多哲理诗和讽刺诗，其哲理诗闪耀着思想之光，而其讽刺诗又透露出他一贯机智冷峻的风格。身为作家与思想家，作为开一代风气之人，伏尔泰最显著的创作特点便是将文学与哲理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新体裁——哲理小说，其中《老实人》是他最为人所称道的一部作品，这部短篇哲理小说的书名由翻译家傅雷定名。作品讲述一个名叫甘迪德的老实人，对一切抱有天真的乐观主义，不谙世事，简单率真。伏尔泰将这样一种性格类型的人物置于人类社会生活中，以其种种碰壁受骗的经历串联起一个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以此影射和讽刺当时的法国社会现实，阐发深刻哲理，笔调诙谐，时时闪现出黑色幽默的冷峻。这部作品中的许多搞笑手法成为后来喜剧电影屡试不爽的噱头。

  他的第二把利剑是他的哲学政治学思想。启蒙主义时代是一个弘扬理性的时代，以理性开启心智、教导人们，从而建立一个美好公正的世界，是启蒙主义者共同的理想。伏尔泰将理性主义视作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和动力。在此基础上，他提倡平等，主张“把人的尊严赋予黎民百姓”。他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都生而享有“自然权利”，因此，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建立在人人平等的自然权利之上的理性主义，必然会引领思想进入到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理想。

  他反对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反对由国王、法官、神职人员等组建起来的一整套社会体系和势力，但他并不反对君主制，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由一位开明君主按照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在流亡英国期间，他深入考察英国政体，在《哲学通信》中，他指出这种君主立宪体制远较法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先进。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他指出君主专制是压制人的枷锁，主张以法治国。他也因此遭到法国国王、权贵和神职人员的联合打击。

  但是，一次次打压都没能使这样一名思想的勇士屈服。伏尔泰的思想为法国大革命输送了精神养料，大革命爆发之后，法国人民将他的灵柩护送回巴黎，安葬在先贤祠。人们在他的灵车上写上了这样的话：“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对这位思想家和时代引领者的敬意。

  他的第三把利剑直指天主教会。他在《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两部历史著作中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黑暗，抨击了教士的贪婪，反对因宗教狂热和不宽容导致的种种宗教迫害。伏尔泰的历史观以理性为基础，他否定了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主宰地位，认为是理性而不是上帝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伏尔泰毫不留情地称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欺骗大众的罗网。他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必然招致天主教会的仇视。伏尔泰逝世后，教会仍不放过他。人们不得不将他的遗体秘密运出巴黎，安葬在外省一个小教堂内，直至革命爆发时才再次运回巴黎。

  伏尔泰还是当时欧洲少数能够超越西方文化自身界限，将目光投向东方，并从东方文化中寻求人类智慧之光的智者。尽管并没有游历过中国，但伏尔泰通过阅读一些翻译书籍和记述，对代表着东方文明的中华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和好感，他看到了一个与西方迥异的文明并从中发现了道德的力量。伏尔泰对孔子给予了高度敬意和评价，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一书中，在“论中国”的词条中，伏尔泰这样写道：“我认真读过他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最纯洁的道德。”他认为中国人已经“完善了道德科学”，提倡应按照中国模式建立经济和政治制度。在《风俗论》中，他驳斥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礼仪的极大误解。他对比了东西方文明，认为东方文明的品性要好于西方。

  当时在西方钻研东方文化的人中伏尔泰是引领者，他投入了极大的热忱并尽可能以一种不带文明偏见和优越感的视角注视着这种异质文化。我们都知道，伏尔泰还引进和改编了中国的戏剧故事《赵氏孤儿》，写出剧本《中国孤儿》。伏尔泰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以及他对孔子的尊崇，在传播中华文明、推动启蒙运动中的贡献，也使得他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子”。

仁者的胸怀

  雨果在提到伏尔泰的微笑时说：“微笑，就是伏尔泰。”的确，见过伏尔泰画像或雕像的人都会对伏尔泰的微笑印象深刻。

  伏尔泰的微笑似乎是嘲讽的，那种嘲讽又是诙谐的，是机敏、睿智、通透和天性中自带的喜剧感。伏尔泰是一位喜欢以嘲讽的方式表达深刻洞见的富有幽默感的思想者，他常常嬉笑怒骂，善于举重若轻，直指本质。而在这一切当中，他的微笑又包含着对世间疾苦的深切体会和悲悯。因此，若仔细看去，便会看到他笑中的泪，他讥诮背后的辛酸。他反对黑暗和不公，同时对众生疾苦心怀悲悯，他的嬉笑怒骂中怀有强烈的正义之情和博爱之心。

  雨果说：“平静是这位哲学家伟大的一面，平衡的心态在伏尔泰身上最终总会重新确立。不论他正义的愤怒多大，总会过去，恼羞成怒的伏尔泰总会让位于心平气和的伏尔泰。于是，从这深邃的双目里露出了微笑。”“这是睿智的微笑……这微笑有时变成放声大笑，但是，其中蕴含有哲理的忧伤。对于强者，他是嘲笑者；对于弱者，他是安抚者。他使压迫者不安，使被压迫者安心。以嘲笑对付权贵；以怜悯安抚百姓。”

  伏尔泰晚年定居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凡尔纳庄园，当时正值天主教与新教之争时期。伏尔泰本人曾收留过大批宗教受害者，而卡拉案件则是当时一件影响很大的事件。当地一个颇受人尊敬的新教胡格诺派商人卡拉被法官无辜判罪，法庭不顾一切无罪的证据，不顾一些公正人士的据理力争，恶意粗暴地判处卡拉极刑。伏尔泰闻讯后，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调查证据，对整个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他撰写了揭露这起冤案的小册子并广泛分发，还亲自写了上诉书。枢密院下令重审此案，并最终使这起冤案得到昭雪。他还同样为19岁的骑士巴尔和年过半百的西尔旺奔走呼号，使这两起冤案最终得到平反。

  伏尔泰的思想在当时承担起了“培育良知”（雨果语）的责任，贯穿了整个启蒙运动的发展，开启了欧洲近代文化思想之先。

  （作者：任昕，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