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首倡“四大奇书”说辨伪

  “四大奇书”是小说领域中的一个常识性话题，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它们是长篇通俗小说的代表性著作。从当下读者和学界的认知来看，大多持王世贞首先提出了“四大奇书”之说，这主要源自李渔之论，他曾说道：“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

  通过其言可知，最初的“四大奇书”是《史记》《南华》《水浒传》《西厢记》，后来逐渐演化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是两种不同的划分标准，李渔倾向于后一种划分之法，即以“类”作为依据，严格区分经史、词曲、小说之间的界限，不是同类则不能同归，“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从而把“四大奇书”之名直接定义于长篇通俗小说，并以冯梦龙的为准，剥夺了王世贞之论的合理性。不过后人谈及“四大奇书”时，终究绕不开王世贞。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王世贞首倡“四大奇书”说是李渔精心构建的伪论，并不是王世贞真有此论。主要原因有：

  其一，王世贞“奇书”之论有其贬义。李渔所言的“奇书”是对《三国》《水浒》等书的肯定和推崇，认为他们是长篇章回小说的代表。而在王世贞文集中，与《史记》《南华》《水浒》《西厢》有关的“奇书”之论，只涉及《史记》一书，他说道：“《史记》，千古之奇书也。”不过此处对《史记》的评论却是以批评为主，如他接着说道：“（《史记》）非正史也，如游侠、刺客、货殖之类，或借驳事以见机，或发已意以伸好。今欲仿之则累体，削之则非故，且天官、礼乐、刑法之类，后几百倍于昔矣，窃恐未可继也。”意即《史记》为史书，应恪守客观叙事的规则，奉董狐之笔，不能凭个人情感的喜好，自由抒发，“游侠、刺客、货殖之类”的文章显然有悖于史书撰写要求，以致王世贞否认《史记》的正史地位，认为后世不应学习司马迁如此创作。因此，王世贞的“奇书”内涵和李渔所论是截然相反的。

  其二，王世贞从未提及“四大奇书”一语。翻阅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等文集，在所有的篇章中，并没有发现“四大奇书”之论，《南华》《水浒》《西厢》这些书名出现的次数很少，《水浒》甚至是只出现过1次。而在扩大至与王世贞相近时期的他人之论时，倒有多人之论与李渔相近。如李贽旗帜鲜明地将《水浒传》《史记》《杜子美集》《苏子瞻》《李献吉集》称之为“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首次将个人文集融入到宇宙大背景中考虑，提出宇宙说。笑花主人则言及：“《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明确提出“四大书”之说。西湖钓叟则认为：“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此三大奇书在李渔所论的四大奇书之内，但评论的角度不一样。陈忱更是直接将《南华》《西厢》《楞严》《离骚》并称为“四大奇书”。这些论断，多少与李渔之论有所不同，但不能完全否定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说明，当时众人都注意到，在四书五经之外，通俗小说、戏剧、个人诗文等文集也具有其独特地位。可见，李渔认为的王世贞说，可能是综合了他人之论。

  其三，“四大奇书”的部分书名非王世贞常用语。在书名的表达上，李渔所言的“四大奇书”与王世贞的不相吻合。如李渔言及王世贞的“四大奇书”为《史记》《南华》《水浒》《西厢》，而庄子因为被道教尊称为“南华真人”，以致《庄子》一书又有《南华》之称，不过王世贞在评论庄子著述时更多的是用《庄子》一语，他在《读书后》卷一中，即采用《庄子》一名，将其与《读墨子》《读伍子胥传后》等文章并列，翻阅王世贞文集，也可以发现《庄子》出现的次数明显多过《南华》。而用《南华》表示《庄子》的仅为6次，他说道：“弇州者何，始余诵《南华》，而至所谓大荒之西，弇州之北，意慕之。”以及“《南华》之鹏，抟九万里而风斯在下”。这种引用只是偶尔提及。

  其四，王世贞对“四大奇书”褒贬不一。王世贞对《史记》《南华》《水浒》《西厢》的评论有很大不同。如他认为《水浒》是：“至稗官史家若传《水浒》者，以猥亵闻。”这是对《水浒》的全面否定，一来认为它是稗官野史之类，非正史，不登大雅之堂，二来认为它的最大特色是“猥亵”，充满低等、下流的行为，君子不齿。前面提及的《史记》，王世贞只是从史书写作方面进行的否定，其实他还是有所肯定的，如在指导后人学习时，《史记》是必读书目，同时也是他在进行考据时的重要佐证，其言及：“郦道元云世人疑是项伯冢，按《史记》，项伯名缠，封射阳侯，子睢，封后以罪除平皋侯。”而对于《西厢记》，王世贞则给予高度肯定，他认为：“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并批判何良俊主张《倩女离魂》《王粲登楼》在《西厢记》之上。至于《庄子》，王世贞说道：“庄子之为文，宏放驰逐，纵而不可羁，其辞高妙而有深味，然托名多怪诡，而转句或晦棘而难解，其下字或奥僻而不可识。”即肯定庄子行文境界开阔，意境深远有韵味，不过名物多诡怪，部分用字较为生僻，使人难读。因此从王世贞的态度来看，他对《史记》《南华》《水浒》《西厢》四书的褒贬程度不一，且此四书不属于同一层面，《史记》为史书类，《南华》为诸子类，《水浒》为通俗小说类，《西厢》为戏曲类，王世贞不太可能将四书放在一起比较分析。

  其五，王世贞奉行小说以佐历史的观念。王世贞生活的中晚明时期，唐传奇、宋话本等文学性小说已有所发展，并深受民众的喜爱，而王世贞对此类小说则是嗤之以鼻，如他认为：“《夷坚志》在诸说家中，尤为卑猥庸杂，即刻本览一过便舍之，不足留。”他还怀疑《禹本纪》《山海经》中神话的真实性，他说道：“惟司马子长亦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盖亦疑之，而未能决也。”对于王世贞的小说观念，何诗海认为：“王世贞编《弇州四部稿》时，早已完成《世说新语补》《剑侠传》的编纂工作。但这两部以写人叙事见长、更具文学性的著作，却未能入选《弇州四部稿》。”（《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因此，王世贞虽然从事过有关志人小说、唐传奇的编纂，但这不是他所认可的小说观念，他所奉行的是以佐历史的小说观，如他编纂其文集时遵循《七略》，言及：“集所以名四部者，赋、诗、文、说为部四耳，亦《七略》遗例也。”《七略》虽已亡佚，但可以从班固的《艺文志》获知，他言及《艺文志》是“今删其（《七略》）要，以备篇籍”。其中提及的《伊尹说》《周考》《青史子》等书目，均以历史考证或历史评论见长，王世贞“说部”中的《札记内编》《艺苑卮言》《宛委余编》《燕语》《野史家乘考误》等就是对这种小说观念的继承，而不是李渔所言的小说类。

  其六，部分书本在王世贞生前未曾刊刻。李渔最终将《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并称“四大奇书”，是建立在对“王世贞之论”的否定之上，然而此四书在王世贞《四部稿》《续稿》中的出现情况不一，《水浒》之名好歹还出现过1次，而《西游记》《金瓶梅》就根本没有提及，《三国》虽多次言及，但指的是陈寿《三国志》，而不是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如他说道：“史称齐文宣在东山饮酒，投杯赫怒，召魏收于前，为书将西讨，周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三国》《典略》载其全文曰：‘朕历数在躬，志清四方，蕞尔秦陇，久阻风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再者，《西游记》最早的刻本为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三国志演义》为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万卷楼《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为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新安刻本《忠义水浒传》，《金瓶梅》虽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苏州书坊刻东吴弄珠客序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但在此本之前，就已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王世贞1590年去世，部分书本未曾见到，而到李渔时，这些都广为流传。因此王世贞和李渔的时代不同，他们的小说观不尽一样，李渔很可能就是以其时代观念，目的明确地去建构王世贞小说观。

  综上所述，李渔构建的王世贞首倡“四大奇书”说，更多的是借王世贞之名，来论证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因此，后人不应该以李渔之论来阐释王世贞的小说观念及其文学思想，同时，对“四大奇书”之说的内涵也应该有所反思。

  （作者：贾飞，系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