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点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洋：严格地说，历史学者对域外文明的所有研究实质上都是一种文明互鉴行为，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也恰恰是文明的互鉴。这是因为，历史学者在研究异域文明时，通常是从自身文明出发、以自身文明为参照，来理解和把握他们所研究的异域文明的，同时历史学者对异域文明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会逐渐沉淀、内化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但历史学者往往并未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相比起来，文明比较研究可以看成是更积极的、也更自觉的文明互鉴行为。通过比较，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文明之间的共性以及不同文明独到的创造。一些影响广泛的文明史解释框架正是在宏观的文明比较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开创的“文化形态史观”和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就是这样。遗憾的是，正如三位青年学者注意到的，由于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历史学的专门化等因素交相作用，文明比较研究并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这些因素中，尤以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至深。

  就西方古典学而言，长期以来，西方知识界把古希腊罗马文明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奠基和根源，因而赋予其特殊的地位：古希腊罗马文明非其他古代文明所能比拟。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古典学也成了一门凌驾于其他古代文明研究之上的学问，西方古典学家自然对文明比较研究不感兴趣。直到20世纪后期，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受到深刻剖析与反思，西方古典学界才开始打开视野，将西方古典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置于比较的视野之下加以考察。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非西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包括西方古典学界在内的西方知识界的关注和重视。虽然西方古典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仍然仅受到西方古典学界少数人的关注，但其实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潮流，而且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业已蔚为大观。实际上，西方古典学中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接受研究或称接受史研究——也是同一趋势的一部分，而且也同样可以归为文明互鉴研究的范畴。其中一些研究特别关注到西方古典传统在中国和东亚的影响。

  西方古典学家们的这些尝试对我们进一步推进文明比较研究和文明互鉴都有启发性。正如一些西方古典学家注意到的，中国学者依托中国历史与文明的背景，具有从事文明比较研究的优势。我们不能指望、也不需要一套历史比较研究的通用方法，只需确定具有可比性且有助于深化对相关文明的理解的问题，便可加以研究。问题是，文明的比较研究和文明互鉴不能仅仅依赖我国人数相对较少的域外文明研究者，还需要人数众多的中国文明研究者的参与。和西方古典学面临的问题相似，中国文明研究者也需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开拓研究的视野。

  中西古典学这两门学问的比较也具有文明互鉴的意义。在国际学术界，“古典学”一词指的是西方的古典学，但实际上在西方文明之外如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中也存在深厚的古典学传统。裘锡圭先生呼吁重建中国的古典学，值得重视。如果我们能吸取西方古典学之长，将中国古典学重建为一门从多学科角度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对推动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大庆：虽然比较方法的运用跟历史学一样古老，但作为历史学分支的比较历史学，尤其是作为一个专业研究领域的文明史的比较研究则是晚近才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的研究路径的出现，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世界开始真正连为一体的产物，人类开始有能力全面了解和审视从古到今产生的几乎所有文明；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和交流的增强，也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走出自身文明的局限，深入了解其他文明的强烈愿望。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渐深化，文明的比较研究更是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研究取向，涌现出一批颇具影响的著述和学说，其中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开创的“文化形态史观”和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为代表。

  不过，这种研究路径从产生之初就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从研究对象来看，作为需要跨越两个甚至多个文明的研究者，不仅要对自身的文明有深入的了解，更需要对作为“他者”的异域文明也有精准的认知，故而，具有贯通两个以上文明的知识成为这个领域研究者的一个基本要求。但随着现代学术研究专业化趋势的出现，学科领域的分工越来越细化，学者们既不愿意也很难跨出自己的专业研究范围。于是，“专家”不断涌现，“通才”越发难产。从研究的工具和方法来看，在文明的比较研究实践中，学者们还会遇到很多更为实际的困难。比如需要掌握多门古今语言，不然就难以直接阅读对象国的原始文献，追踪学术前沿；同时，还需要设法打通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不然就很难对异域文化获得真正的理解。再有，文明比较在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天然困境，更需要学者们加以认真思考和谨慎应对。比如，学者们多从自身文明的视角出发去解读其他文明，由此必然会产生“以己度人”的误读风险，大到对整个文明的评判，小到对关键概念的转换或翻译。还有，在文明比较中，如何选择恰当的比较对象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比较研究的前提条件，即两者需要具有可比性，而且更关系到比较研究的成效，即比较对象的选择或比较主题的确定需要确保这些研究是有意义的。大体来说，比较对象之间要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同中见异、异中求同”的目标。

  虽然存在诸多困难，但并不是要说文明的比较研究是不可能的，而是旨在说明我们要对比较研究的难度予以充分和自觉的认识，亟须深化对比较研究本身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对此，以上三位青年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颇具启发性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尽管文明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但其意义十分重大，具有广阔的前景。因为只有通过文明的比较研究，才能从中总结和归纳出文明发展的独特性和规律性，从而真正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也只有通过文明的比较研究，才能加深世界上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在平等对话中互学互鉴，共同进步。